参考来源: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公开资料、人民日报客户端相关报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藏资料、纪录片《三十二》《二十二》公开影像、澎湃新闻对苏智良教授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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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冬天,广西桂林荔浦新坪镇的山窝窝里,雾气一层压着一层。
喀斯特的山峰藏在灰白的天色后头,田埂上的露水还没干,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挎着布包,慢慢走出瓦房,走过石桥,走过村口的公路。
镜头跟在她身后,没有旁白,没有煽情的配乐,只有脚步声、风声,和远处几声零星的狗吠。
这位老人叫韦绍兰,这一年九十二岁。
她住的是一间土墙黑瓦的老房子,橱柜快要散架,灶头边上靠着农具,日子过得清苦。
她走到镇上,是去领低保金——三个月,九十块钱。
回来的路上,她在溪边蹲下来搓洗一件衣裳,又挑着两只木桶翻过石板桥,一步一滑地往家走。
山风掀起她身上那件旧棉袄,背影窄小得像一片枯叶子。
镜头对面,还住着她的儿子罗善学。
这个七十岁上下的男人,眼睛不太好,话不多,喜欢抽点烟,偶尔喝两口小酒,平日里放放鸭子,种种田地。
母子俩守着这栋老房子,一年又一年,炊烟升了又散,散了又升。
外人看这对母子,只当是山村里一对苦命的寻常农户。
可只要往深里问一句,就会碰出一段压在骨头缝里的往事:一九四四年冬天,二十四岁的韦绍兰被扫荡的日军抓走,关进马岭镇的慰安所,受尽三个月非人摧残;逃回家时,她已经怀了身孕。
一九四五年,这个孩子在荔浦出生,取名罗善学。
他身上流着侵华日军士兵的血,是战争强行留在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印记。
一个被日军蹂躏过的母亲,一个带着日军血缘长大的孩子,他们在村子里抬得起头吗?
这个孩子从小被人指着脊梁骨,他心里装着怎样的滋味?
他长大后,究竟把自己当成哪里人?
那场七十多年前的战争,又怎样把它的阴影,一层一层压到了两代人的头上?
故事要从桂北山区那个普通的农家女子讲起。
讲一个母亲怎样忍辱活下来,一个儿子怎样在旁人的眼光里长大,也会看见一段我们这个民族不该忘记、也不能忘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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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二〇年,瑶家女儿生在荔浦山里
韦绍兰出生于一九二〇年农历七月二十七,广西桂林荔浦县新坪镇人,瑶族。
那时候的桂北山区,山高林密,田地零碎,瑶家儿女从小跟着大人上山下地,砍柴、种地、喂猪、纺线,样样都要拿得起。
女孩子家也不娇贵,天不亮就起身,锅灶前转一圈,再扛着农具出门,日头落山才回家。
山里的日子磨人,却也练出一副能扛事的身板和性子。
荔浦这地方,山清水秀,荔浦芋头出名,可山里人的日子并不宽裕。
韦绍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皮肤是日头晒出来的深褐色,手脚勤快,性子隐忍,话不多,心里有数。
她认得不多字,却认得节气,认得哪块地适合种稻,哪面坡适合种芋,认得邻里之间的人情往来。
长大成人后,她经人说合,成了家,守着自家的几亩田地,过起了桂北农妇最平常的日子——春种秋收,喂鸡喂鸭,盘算着一家人的吃喝穿戴
桂北的山村,邻里沾亲带故,谁家娶亲、谁家添丁,半个村子都要上门帮忙。
韦绍兰这样的女人,是村子里最常见也最离不开的那一类:白天在田里忙活,晚上在灯下做针线,老人要照应,弟妹要帮衬,一年到头闲不住。
她没有什么大志向,盼的不过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庄稼有个好收成,日子能一年比一年松快一点。
桂北的山村,四季分明。
春天插秧,夏天薅草,秋天收稻,冬天上山砍柴。
瑶家女人手脚不停,白天在田里晒着,晚上在灯下缝补。
韦绍兰嫁过来之后,跟村里其他媳妇一样,天不亮就烧火做饭,伺候老人,下地干活,闲下来还要喂猪养鸡。
她性子温吞,不跟人争长短,邻里有事搭把手,村里人对她的印象就是本分、勤快、能吃苦。
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往后会撞上那样一场大劫。
放在太平年月,她的一生大概就是无数桂北妇女的缩影:嫁人生子,操持家务,慢慢变老,到老了埋进村口的山坡。
村里没有人会特意记住她,她也不需要被谁记住。
可战争打碎了这份寻常。
一九四四年的中国,抗战已经打到第七个年头。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广西一带烽火连天,桂林、柳州相继告急,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往山里钻,枪炮声离荔浦越来越近。
二十四岁的韦绍兰,和千千万万普通中国百姓一样,以为躲进山里就能躲过这场兵灾。
她怎么也想不到,一场专门冲着女人来的劫难,已经堵在了她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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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四四年冬,她被扫荡的日军掳走
一九四四年冬天,日军扫荡到荔浦一带。
队伍进村的时候,鸡飞狗跳,哭声喊声搅成一团。
韦绍兰被日本士兵抓住,强行带走,关到了马岭镇的慰安所。
这里需要先把“慰安妇”这三个字讲清楚。
所谓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战争期间,用诱骗、强迫、抓捕等手段,逼良为娼、供日军发泄性欲、任意摧残的性奴隶。
这支队伍里有军官,有士兵,有专门看管女人的守卫;慰安所就是一道道铁门、一间间隔间,把女人和外面的世界彻底隔开。
据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统计,在一九三一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十四年间,中国大约有二十万甚至更多的女性被卷入这一制度;目前已公布的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慰安所,就有两千零五十个。
这些女人当中,有农家妇女,有学生,有小姑娘,她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只缘生在被侵略的土地上,就成了战争暴力最直接的承受者。
在日军的作战逻辑里,“慰安妇”是被当作军需品一样配置的:军队打到哪里,慰安所就开到哪里,女人被源源不断地押送过去,供官兵轮换蹂躏。
这套制度从侵华战争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战败投降,横跨十几年,覆盖中国广大沦陷区。
很多女人被抓进去之后,再也没有出来;侥幸活下来的,身上落下终身伤病,心里结下一辈子解不开的疤。
一九四四年的广西,战局已经十分吃紧。
日军沿湘桂铁路南下,桂林、柳州、南宁先后陷落,荔浦一带处在敌我拉锯的前沿地带。
部队进村“扫荡”,名义上是搜捕抗日武装,实际捎带劫掠粮食、驱赶百姓,年轻妇女更是他们掳掠的目标。
山里的农民不懂什么国际公法,只知道兵来了要躲,躲不过去就要遭殃。
韦绍兰没能躲过这一劫,她被拖走的时候,家里人拦不住,村子里也没有人敢上前阻拦。
韦绍兰被关在马岭慰安所的那三个月,是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具体的摧残细节,史料与纪录片里都不愿多讲,老人自己后来也很少提起。
我们只需要知道:那是一处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尊严、没有安全可言的地方,年轻女人被轮番折磨,生病受伤没人管,逃跑被抓回来就是毒打。
一个二十四岁的农家媳妇,被从自己的村子里拖出来,扔进这样的地方,她心里的恐惧、屈辱和绝望,旁人很难真正体会。
山里的冬天湿冷,慰安所里没有像样的被褥,没有人跟她说一句体谅的话。
她想家,想自己的村子,想家里的田地。
她不敢死,也逃不出去,只能一天一天熬着,把一口气吊在胸口,等着一个能跑出去的机会。
日子一天一天熬着。
三个月后的一天,趁着日军守备松懈,韦绍兰瞅准机会,偷偷逃出了慰安所。
她一路往家的方向赶,山路崎岖,脚底磨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
可她逃回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怀了身孕。
这个消息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刚刚平静下来的家里。
一个被日军掳走数月、怀着身孕回来的女人,在那个年代的乡村,要承受多少流言和白眼,可想而知。
她肚子里的孩子,血脉来自施暴的日本士兵,生下来就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混血儿”。
留在肚子里,还是不要这个孩子?
韦绍兰面对的,是一道旁人根本没法替她拿主意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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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逃回家门,她选择把孩子生下来
韦绍兰的丈夫,对这个孩子的态度是冷淡的、排斥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后人可以理解一个普通男人当时心里的憋屈与难堪;可落到孩子身上,这份不接纳,就是从小罩在头顶的一片阴云。
家里人发现她怀孕之后,气氛一直压抑,丈夫不喜欢这个还没出生的孩子,村里的风言风语也传得飞快。
那个年月的乡村,女人的名声比什么都重。
韦绍兰被抓走的事,村子里人尽皆知;她挺着肚子回来,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嘀咕。
有人同情她,觉得她是遭了难;也有人讲闲话,话里话外带着嫌弃。
一个女人家,娘家要顾脸面,丈夫心里有疙瘩,往后的日子怎么抬头,她比谁都清楚。
怀孕的日子不好过。
身子一天比一天沉,耳边的闲话一天比一天多。
有人劝她趁早打掉,免得孩子生下来一辈子抬不起头;也有人叹口气,说这是造的什么孽。
韦绍兰听着这些话,不怎么辩解。
她在慰安所里熬了三个月才逃出来,见过最不堪的场面,心里反倒比旁人更认一条理:孩子是无辜的,罪不在他。
肚子里这条命跟着她吃了苦,她不能再亲手断了他的活路。
韦绍兰自己呢?
她在慰安所里九死一生逃出来,身上带着伤,心里装着辱,肚子里还揣着一条无辜的小生命。
这个孩子不是她愿意要的,是暴行强加给她的;可孩子一旦在腹中成形,又是一条活生生的命。
她到底还是把孩子留了下来。
这里头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抉择,更多的是一个母亲最朴素的心思:命既然怀到了身上,就不能亲手打掉。
再难,也要生下来,养大。
一九四五年,罗善学在广西荔浦出生。
这一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的锣鼓响遍大江南北,街上有人敲锣打鼓,有人放鞭炮,熬了八年的老百姓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在荔浦的山村里,这个新生的婴儿并没有享受到胜利带来的轻松。
他从落地那天起,就背着一个旁人没有的身份标签——慰安妇生下的孩子,身上流着日本兵的血。
取名罗善学,随了母家的罗姓。
“善学”两个字,是长辈盼他善良本分、好好长大。
可这个名字压不住周遭的眼光。
韦绍兰看着怀里这个皱巴巴的婴儿,心里想的是什么,史料没有留下记录。
她或许是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里,打定主意要把这个孩子拉扯大,让他活下去,像普通人一样长大成人。
日子再难,母子俩也要捆在一起往前过。
母子俩的苦日子,从罗善学记事起,就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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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旁人的眼光里长大的孩子
罗善学几乎没读过书,人却很有礼貌,心地善良,对母亲格外孝顺。
可懂事并不能替他挡住村里的闲言碎语。
从小到大,他总觉得村里人看他的眼光跟看别人不一样:背后指指点点,当面躲着走,孩子们玩打仗游戏,他永远被分派演日本兵的那个角色,演完了还要被人扔石头、追着打。
一个孩子,懂得什么是血缘,什么是耻辱吗?
他不懂。
他只知道自己跟别的小伙伴长得不太一样,只知道大人们提起他母亲时神色古怪,只知道自己走到哪里都像带着一层洗不掉的印记。
这种从小被排斥、被孤立的滋味,一点点渗进他的性格里:他话少,内向,心里装事,不轻易跟人掏心窝子。
别的孩子成群结队上山掏鸟窝,他常常一个人蹲在屋角,看母亲喂鸡、纺线。
韦绍兰心疼儿子,也护着儿子。
有人在孩子面前讲难听话,她就把罗善学往身后拉;家里有一口吃的,先紧着儿子。
可一个女人家,护得了一时,护不了他长大成人路上所有的冷眼。
罗善学从小就懂母亲的难处,家里的活计抢着干,放牛、打猪草、砍柴、挑水,闲不住。
他话少,手底下勤快,邻里谁家有个重活,喊一声他也愿意搭把手。
可这份勤快换不回平等的看待,许多人心里那道坎,一辈子没过去。
他眼睛不太好,身子骨也弱,再加上背着这样的身份,村里人没人愿意把姑娘说给他。
一晃几十年过去,罗善学一辈子没能成家,没有自己的儿女。
母亲是他在这世上最亲的人,母子俩守着一栋老房子,相依为命。
别人家逢年过节灯火热闹,他家就是母子俩凑在一起做顿稍好些的饭,过完一年,又过一年。
日子虽然穷,罗善学对母亲是上心的。
二〇〇七年,研究人员第一次走进他家那间土房,看见橱柜快要散架,灶头边摆着农具,屋角还放着一口棺材。
罗善学很自豪地跟人说,这口棺材是他给母亲准备的,他有一个心愿,要为老人送终。
一个一辈子被人轻看的男人,能拿出手的孝心,就是提前为母亲备下这桩身后事。
韦绍兰话不多,是个善良又乐观的老人。
她是瑶族,会现编词唱歌,心里有什么滋味,就编成山调子哼出来。
瑶家山歌没有那么多讲究,想到什么唱什么,调子一起,心里的苦也能顺着歌声淌出去。
日子那么苦,受过那么大的难,她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却始终留着一点善意。
母子俩在老房子里做饭、洗衣、放鸭、种地,清贫,安静,像山涧里一潭不声不响的水。
村里有人见他们母子难处,偶尔接济一把;也有人一辈子躲着他们,闲话传到老房子门口。
罗善学听得多了,嘴上不说,心里都记着。
他心疼母亲受了大半辈子苦,想好好报答,可自己能力有限,只会种地放鸭,能做的也就是守在老人身边,挑水劈柴,不让她太累。
成年以后的罗善学,日子围着田地和母亲转。
天好的时候,他把鸭子赶到塘边放养,自己坐在田埂上抽烟;逢集的日子,挑些自家种的菜到镇上换点油盐。
他不善跟人打交道,遇上搭话的,客客气气应一声,不多聊。
村里人看他老实,有活计愿意喊他搭把手,可真要论起成家立业,没人把他家的情况往好处想。
就这样,一年拖一年,他从青壮年拖成了老人,身边始终只有母亲一个亲人。
村里人提起罗善学,评价大多是老实、本分、不惹事。
他不跟人争口舌长短,受了闲话也只是闷头干活。
日子紧巴的时候,母子俩靠地里的收成、低保和研究中心的接济过活,粗茶淡饭,有啥吃啥。
韦绍兰老人在片子里说,白菜便宜,吃白菜;家里的饭食简单,可灶上的火一直没断过。
母子俩就这样在老房子里守着彼此,把旁人眼里熬不下去的日子,一天一天熬了过来。
可安静底下,藏着罗善学一辈子解不开的一个结。
他常常问自己: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底算哪里人?
这个问题,跟着他从童年问到老年,问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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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是受害者吗?”——一个追问了一生的问题
二〇〇七年,桂林晚报的一位记者发现了韦绍兰母子的故事,联系到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
苏智良是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的先行者,从一九九一年接触这一课题开始,他和妻子陈丽菲走访记录了三百多位在世幸存者。
听完介绍,夫妻俩认为无论从历史学还是人类学角度,这都是一个值得认真调查记录的案例,前后几次来到荔浦。
上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于一九九九年,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这一课题的机构之一。
三十多年里,夫妻俩带着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和志愿者,跑遍山西、云南、广西、海南等地的山村,把老人们断断续续的口述记录下来,整理成档案和资料。
很多老人年事已高,记忆模糊,有的已经失语,研究者能做的,就是抢在时间前头,把人证、物证留下来。
也就在这一年,韦绍兰老人和儿子罗善学的经历、受害者身份向社会公开。
同年,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开馆,罗善学陪同母亲韦绍兰前来参观。
老人在馆里想起往事,老泪纵横,罗善学在一旁帮母亲擦眼泪。
他也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生下的日本兵后代。
类似的遭遇,研究者在云南、山西都听到过,可像罗善学这样愿意站出来公开身份的,没有第二个。
公开身份这件事,在今天看是争取公道,在当年的山村里却意味着把自家的伤疤摊到太阳底下。
韦绍兰老人愿意站出来,罗善学也愿意陪在母亲身边,母子俩心里清楚,不开口,这段往事就永远烂在肚子里;开了口,才有机会让外面的人知道她们受过什么。
资料馆里那一行行文字、一件件史料,老人看着看着就落了泪,儿子在旁边替她擦,这个动作被研究中心的记录留了下来,成了母子俩后半生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画面。
熟了之后,有一回罗善学突然问苏智良:我是受害者吗?
这个问题问得让人心酸。
他这辈子被人指指点点,听惯了闲话,心里大概一直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觉得自己身上背着一段不光彩的来历。
苏智良给他的回答很明确:你本来就是受害者,你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
没有这场战争,就没有他;他身份尴尬,根子在那场侵略暴行,不在他本人。
这句话,旁人听着是一句安慰,落到罗善学心里,却是头一回有人把他从“不光彩”的泥潭里拉出来,告诉他:错不在你。
可几十年的眼光和闲话,哪是一句话就能拨开的。
他点着头,心里那个结还在,只是终于有了一个人告诉他,这个结不该由他来背。
罗善学心里还有一个念头:他想找到自己的生父。
那个给他一半血缘的日本士兵,到底是谁?
人在哪里?
这个念头里有恨,有困惑,也有一个人对“我从哪里来”最朴素的追问。
他翻来覆去想过:如果真见到那个人,该问他什么?
该恨他,还是该求一个答案?
想不出结果,这个念头就一直搁在心里,从年轻搁到白头。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机会来了。
日本东京举办“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活动十周年纪念,关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多年的旅日华人朱弘带着母子俩赴日递交请愿状。
研究中心的苏智良、陈丽菲夫妇拿出两万元做路费,这是母子俩头一回,也是唯一一次走出国门。
在东京的主席台上,韦绍兰勇敢地披露自己被日军迫害的经历。
听证会上,老人述说苦痛的过往,在场的人闻者落泪。
讲到伤心处,罗善学突然情绪失控,离开座位,在台上朝着母亲长跪不起,一直到工作人员把他搀回座位。
这一跪,跪的是母亲受的苦,跪的是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来路,跪的是两代人被战争碾碎的一生。
在场不少人跟着红了眼眶。
十二月六日,母子俩还拜访了日本国会议员会馆,向议员们讲述战争带来的苦难,要求加害国日本承担责任。
十二月七日,东京“战争与女性暴力和平资料馆”为他们举行受害听证会,母子相拥痛哭。
在静冈到京都的新干线上,罗善学难得露出了笑容——车窗外的日本城市一掠而过,这片土地上有给他一半血缘的人,可他此行并没有找到那个人,也没有等到一句迟来的道歉。
在日本的那几天,母子俩行程排得很满:递交请愿状,出席纪念活动,拜访议员会馆,参加受害听证会。
翻译朱弘在一旁帮着把老人的话一句一句译给在场的人听。
韦绍兰讲的是桂北山里的旧事,罗善学讲的是自己一辈子的处境,台下坐着日本议员、和平活动人士和研究者,有人低头记录,有人抹眼泪。
这是母子俩头一回站在公开场合,把压了几十年的事讲给外人听。
讲完之后,罗善学心里那块石头并没有落地,他要找的人依旧没有下落,可至少,他们把中国人受过的苦,摆到了加害国面前。
这趟日本之行,他到底有没有找到关于生父的答案?
他心里那个盘桓了几十年的“我是谁”,解开了吗?
回到荔浦之后,母子俩又过着怎样的日子?
答案藏在一部纪录片里,也藏在这对母子往后二十年的时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