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底的时候,有一个由六十人组成的采访代表团来到了陕西省延安市富县志丹镇这个地方。他们去看了烈士陵园以及纪念馆,并且还在那些年轻烈士的小墓碑前面放了一些零食。政府的网站上面发出了一份声明,说这是“最亏本的买卖”。这里所说的事情并不是指人口贩卖,而是讲当年的人们是怎么弄丢了本来应该属于他们自己的才华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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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公墓里面,九百多位烈士安息在这里面,其中六百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十二位年轻烈士牺牲的时候还只是少年人,纪念碑前面摆放着孩子们送来的零食。这样安静的样子让人忍不住想起当年的那些事情。那些没有名字的人以前是有血有肉的年轻人,现在只剩下了一座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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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 1935 年 11 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直罗镇设下伏击圈,当地地形如同口袋一般。东北军第 109 师师长牛元峰率部钻入其中。红军发起总攻,全歼该师及一个团。牛元峰在战斗中阵亡,红军俘虏五千余人,缴获枪支三千余支。这场战役使中共中央在西北地区站稳了脚跟。
在这些被俘的人里面,有一个叫崔日发的河北人,那时候他刚满二十岁。他在东北军里做勤务兵,每天忙着端茶和倒水,手里很少摸到枪。在那个时候,大家去当兵只是为了混上一口饭吃,并没有想着有什么前途。红军对待战俘的办法,既不是把人杀掉,也不是去羞辱人,要是有人愿意留下来就可以留下,要是有人想走的话,就会发给他一些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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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日发没有走开,他算了算其中的好处和坏处。在以前的旧军队里面,功劳都归上面的长官,伤亡却要自己来担,勤务兵根本就没有往上提升的机会。可是在红军这一边,他心里明白自己是为了什么去打仗,同时也看见了往前走的道路。他在一九三六年加入了党,并且把名字改成了崔建功。这不单单是思想上有了提高,更是经过仔细思考之后做出的选择。
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上甘岭战役的时候,崔建功已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师长了。在这四十三天当中,两个高地经受了一百九十万发炮弹和五千枚炸弹的轰击,山峰被削低了两米。战斗的情况比想象的要严重;阵地来回更换了多次,双方都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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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连一开始的一百三十五名士兵全都牺牲了,后来就又补进了三百三十五名新兵;这个连最后伤亡了二百五十四人,消灭了敌人一千七百多人。战斗打完以后,只有六个人回到了队伍里,军旗上面留下了三百八十一个弹孔。在这些数字的后面,是一个个活着的人以及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隧道里面非常缺少水和粮食,当运输工人刘明生找到一个苹果的时候,这个苹果被传到了整个隧道里面,最后才被人吃掉。没有人舍得吃它,因为大家都想把它留给受伤的士兵。可是就在这份温暖后面藏着很严酷的现实:有一千多名运输人员在运送物资的时候失去了生命,占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十四。那个关于苹果的故事是用生命换来的。
崔建功曾经跟兵团司令秦基伟说过,就算部队减少到只剩下一个连,他还是要当这个连的指挥员。这不是在硬撑,而是说明了那时候指挥官里面常有的一种情况。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面,职位是按照打仗的成绩和本事来安排的,不管出身怎么样。战场上激烈的消耗把没能力的领导淘汰掉了,也练出了能组织反击的指挥员,这就形成了一种让普通士兵能够升上去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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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东北军因为不是嫡系部队,所以当前线出现伤亡以后,得不到人员的补充,原来的番号也没有恢复。南京政府把他们当作谈判的筹码来使用,这让士气变得低落。当时的体制很看重派系和出身;对于像崔日发这样遵守纪律的士兵来说,他们的才能被体制掩盖,看不见希望。蒋介石真正失去的,是那种能够用来培养人才的土壤。
第十五集团军现在已组建起空降兵 corps,八连成了它的尖刀部队。新兵在入伍后去参观荣誉室的时候,一定要学唱战歌,还要观看电影《上甘岭》。这是一项用来保存历史记忆的固定程序。到了晚年的时候,崔建功看到一半就离开了放映现场,因为他不想看那些惨烈的画面。
2014 年,崔建功离世。他以前用过的望远镜现在放在丹东的纪念馆里,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纪念活动的核心在于守住这本记着名字的账簿。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所有权之所以清楚,是因为有个人做出了牺牲。真正的价值在于建起一套能让普通人往上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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