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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五千台,定金只给5.9%。”我把合同推到桌子对面。
韩柏舟翻了三页,笔尖在审批栏上停了两秒,写下两个字:好了。
办公室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机。定金一百九十七万,垫资两千八百万,账上只剩八百万。
十八天后,港区三号泊位。
那位殿下没露面,来了四十五个白袍护卫,把十二个铁柜子围成一个圈。
卡里姆把一份文件按在柜门上。四十五个人同时往前迈了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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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江砚,在这家空调厂做外贸跟单,第七年。
厂在沿海一个县,一年出货三十万台,做家用机,也做轻型商用机。老板叫韩柏舟,五十四岁,个子不高,说话比车间里的压缩机还省电。他接手这厂十四年——厂子原本姓苏,是他岳父苏兆丰一砖一瓦攒下来的。老板娘苏晚棠管财务,一个从不拍桌子的女人。她弟弟苏启明管采购,三十三岁,衬衫永远比别人的贵一档,进门先看表。
那天下午两点四十,会议室的窗开着一条缝,楼下车间的风机声一阵一阵往上冒。
电话是卡里姆打来的。中文说得比我们厂里一半的业务员还标准,尾音带卷,笑起来像在给你递糖。
“江先生,我们有一份采购清单,二十五万台——”
我手一抖,笔掉在桌上。
“两万五千台。”他改了,“二十五万台是明年的计划。这一次,两万五千台。”
邮件十分钟后到。附件三份,采购清单、技术附件、合同草案。型号KFR-72LW,七千二百瓦制冷量,要求五十度环境温度下连续运行,六十赫兹,防腐涂层,双级沙尘滤网,机身铭牌双语。最下面一行交货条件写得干干净净:签约之日起十八天,货到港区。
我把打印出来的合同抱进会议室。财务经理陈默第一个把计算器按得噼啪响。
“单价一千三百四,总额三千三百五十万。”他抬头,眼睛没抬起来,“定金百分之五点九,一百九十七万六千五。”
“成本呢?”苏晚棠问。
“这批料价压得再狠,两千七百八十万跑不掉。”
会议室安静了。
苏启明把合同抽过去,翻到付款那一页,指尖在上面点了三下。
“到港验收后七个工作日付尾款。”他笑了一声,那种笑听着像在刮玻璃,“姐,这是拿我们的钱给别人上货。十八天到港?从装船到那边最少二十天,他自己写十八天,就是算准了我们做不到,好让我们违约。”
“违约赔多少?”我问。
“合同总额的百分之十五。”陈默说,“五百零二万。”
苏启明把合同往桌上一拍:“这不是订单,这是个套。定金连材料款的零头都不够,货一到港,他说不合格,压价三成,我们不认,货就烂在堆场。堆场一天四千多美金,三十天清场。到那时候,我们求着他收货。”
他说得很顺,像早就背过。
苏晚棠一直没说话,她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看签章栏,看了很久。
韩柏舟坐在长桌的尽头,抽那种三块五一包的烟,烟灰积了半寸也没弹。
“柏舟,”苏启明转过去,“你算算,两千万的窟窿。银行那边授信就八百万,你把厂押了也不够。你拿什么接?”
韩柏舟把烟按进烟灰缸,伸手:“笔。”
苏启明愣住:“你听见我刚才说的没有?”
“听见了。”
“那你还签?”
韩柏舟把笔帽咬开,在审批栏上写。两个字,横平竖直。
好了。
会议室里没人再出声。苏启明站了两秒,椅子往后一推,木地板刮出一声长响。
“行。”他指着他姐姐,“房本你也敢押?那是爸留给你的。”
苏晚棠把合同收起来,一页一页对齐,声音很轻:“厂子也是爸留的。”
签约第三天,铜管、压缩机、钣金的预付款开始往外打。账上的八百万像退潮,一天退一截。
第八天上午,银行客户经理方磊来了。他没进会议室,在楼下站着,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袋,像捏着什么烫手的东西。
“江砚,我跟你说实话。”他把纸袋递给我,“上面把你们这笔授信砍了一半。理由就一条:合同定金比例过低,风险不可控。”
“我们做了十几年。”
“我知道你们做了十几年。”他叹了口气,“可风控不看我认不认识你。”
我把那张纸拿上楼。韩柏舟看了一眼,折成四折,塞进抽屉,继续看车间的排产表。
第十天,供铜管的周秉坤把一辆旧面包车横在厂门口,喇叭按了半个钟头。
我下去的时候,他正靠在车门上抽烟,脚下一地烟头。
“江砚,我不是不讲情面。”他把烟摁在车身上,“我上游现款现货,我给你们账期四十五天,你们现在欠我三百二十万。你让我怎么回去跟人说话?”
“周哥,再给十天。”
“十天?”他把车门一拉,“我今天就要个准话,不然我把这车铜管拉回去,你们车间明天就停。”
车间主任老鲁从侧门跑出来,围裙上全是油,站在我们中间,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谁也不敢得罪。最后是我把周秉坤拉到办公室,签了一张个人担保的字条。他捏着那张纸看了半天,塞进上衣口袋。
“我不是逼你。”他上车前说了一句,“我是被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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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天下午,工人围在车间门口。工资日还有三天,可厂里已经两个月没发全。
老鲁站在人堆最前面,手里捏着一沓考勤表,纸边都被汗浸软了。
“江主管,你给句实话。”他嗓门不大,但每个字都往人心里砸,“这个月,发不发?”
我没说话。
韩柏舟从车间另一头走过来,把手上的机油在裤子上擦了擦。他往人堆中间一站,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沓钱,三千多,往老鲁手里一塞。
“先给家里有孩子的。”他说,“剩下的,二十五号之前,一分不少。”
老鲁捏着钱,嘴动了动,没说出话。
那天晚上八点,苏晚棠把一本暗红色的房本放在我桌上。
“明天上午九点,抵押窗口。”她把笔放在房本上,“你跟我去。”
我翻开看了一眼,产权人是她,共有人那一栏空着。
“苏总。”
“你别劝我。”她把头发往后捋了一下,手在发梢上停了一瞬,“韩柏舟签那两个字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我嫁给他十四年,他每回只写两个字,厂子就从八百人干到三千人。”
她签字的时候手一直在抖,笔尖在纸上拖出一道很长的痕,像被什么拽住了。
同一天夜里,苏兆丰的电话打到了她手机上。老爷子八十一岁,耳朵背,说话像喊。
“晚棠!你疯了?那房子是你妈咽气前交给你的!”
苏晚棠把手机拿远了一点,等他喊完,才贴回去。
“爸,厂里三千人。”
“三千人跟你有什么关系!那是他的厂!”
“是我们的厂。”
电话那头喘了半天气,最后啪地挂了。
第二天我去厂里,才发现韩柏舟根本没在车间。他一个人开车去了三十公里外的保税仓。
我到的时候,他正站在一排货架前。仓库里一股潮味,顶上灯管坏了两根,光一闪一闪。货架上码着一台台没拆包装的空调,外壳上落了一层灰,我伸手一摸,指头黑了一片。
“二万八千台。”仓管拿着本子跟在后面,“压了七个月了。那边客户说不要就不要,违约金都懒得赔。老板天天在这儿转,见谁问谁买不买。”
“哪儿的客户?”
“欧洲那边一个中间商,叫什么诺亚。”仓管把本子翻过来给我看,“货是好货,就是铭牌跟人家的标准对不上,人家一句‘不合规’,整批就砸手里了。”
我回头看韩柏舟。
他站在那排机器前,抬手在一台外壳上抹了一把灰,把指头举到灯下看了看,然后笑了。
那笑很轻,像终于摸到了什么。
“这批货,”他问仓管,“谁做主?”
“货主早跑了,现在抵在仓里,谁给钱谁拉走。”
韩柏舟点点头,把烟点上。
我站在他身后,心里那股凉意是从脚底板一路往上窜的。
那批货拉进厂里是第十七天。
三十七个人,两班倒。拆包装,换铭牌,改接线,换六十赫兹的主板参数,喷防腐涂层,换双级沙尘滤网,重新套袋,重新装箱,箱唛按对方的清单一行一行喷。车间里那股漆味呛得人睁不开眼。
老鲁带着人干到凌晨三点,眼睛红得像兔子。
“江主管,”他扶着装箱线喘气,“这机器的壳子上,原来印的是别的字,我用砂纸磨了两遍才磨掉,明天要是有人来查”
“不会有人查。”我说。
话说完我自己心里发虚。
工程部那边更难。欧洲那批货的压缩机型号,跟附件三上写的不一样——一个字母之差。技术员小许拿着两份参数表在我桌前站了十分钟。
“江哥,型号对不上。硬改铭牌,就是作假。”
“不是改铭牌。”我把附件三翻到第三页,“附件三写的是性能参数,不是压缩机品牌。你把实测报告做出来,参数对得上就行。”
小许接过那页纸,看了很久,最后什么也没说,抱着参数表走了。
第二十天头上——比合同晚了两天——卡里姆来了。
他来验厂。
一辆黑色商务车停在办公楼门口,下来四个人。卡里姆走在最前面,白袍,皮鞋擦得反光,身上一股很浓的沉香味,走两步就飘一下。
他进车间时戴上了白手套,手指在装箱线的护栏上抹了一下,抬起来看了看。
“灰尘。”他笑着说,“江先生,你们的车间,比我想的要有生活气息。”
老鲁在后面脸色变了。
卡里姆绕着装箱线走了一圈,停在一台刚套好袋的机器前,让人拆开。他蹲下去,看铭牌,看滤网,看接线,然后站起来,把手套脱了,一根一根手指地脱。
“很好。”他说,“殿下很有耐心,我们也相信中国的工厂。”
他往外走,走到车间门口,停下来,回头。
“对了。”他笑得很客气,“到港之后,我们会非常认真地验。每一台。”
车开出大门,老鲁往地上啐了一口。
“这孙子笑得我后脊梁发凉。”
我没接话,回办公室把合同调出来,从头翻。
翻到第六条的时候,我停住了。
出厂验收:由卖方委托第三方在工厂内完成,签字即视为交付符合附件三全部条款。
我又翻到第九条。
分批装运:允许分两批,第一批不少于六个柜。
再翻到第十一条。
货权保留:尾款结清前,货物所有权不转移;逾期未付,卖方可自行处置。
这三条,都不是标准模板里的。标准模板里,验收在目的港,一次性装运,所有权随提单转移。
我拿着合同进了老板办公室。
他正在桌上摆弄一个旧打火机,火苗一窜一灭。
“这三条谁改的?”
“我改的。”
“对方也签了?”
“签了。”他把打火机合上,“他们也看不上这三条。他们要的是价,不是货。”
我站在他桌前,喉咙有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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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总,5.9%的定金,正常没人敢接。你为什么要接?”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毛。
“你也嫌5.9%少?”
我没答上来。
他把打火机塞进抽屉,说了一句:“明天装船。你跟我去码头。”
第一批六个柜,第二十一天下午上的船。
泊位边上的风带着咸味,龙门吊把柜子一台一台吊上去,钢丝绳绷得发出低低的响声。我拿着装箱单核对箱号,一个一个打勾。第六个柜的封条号我念了三遍,才确认对上。
韩柏舟站在我旁边,一直在看那艘船。
“第二批什么时候?”
“第七天。”我说,“同一家船公司,同一个航次序列。”
他点了点头。
回办公室的路上,他把护照掏出来放在我桌上。
“我先过去。十天。”
“十天?货还有十八天到。”
“那边有些事要办。”他把护照推过来,“你留在这儿,把厂里收干净。”
第二天他就走了。
厂里那半个月,比我在车间干活还累。
苏启明来得越来越勤,每次来都带着人。第一次带的是两个穿西装的,第二次带了一个瘦高个,五十来岁,手里盘着一串珠子。我知道他,魏立,隔壁县做同类产品的,厂子比我们大一号,一直想在港区那边插一脚。
他们从办公楼走到车间,从车间走到仓库,魏立一句话没说,只是用手在设备上拍了拍,像在挑牲口。
“启明。”我拦住他,“你带人来厂里看设备,什么意思?”
“我的股份,我卖了。”他把手插在裤兜里,“三十个点,卖给他了。我姐那份我不动,我这份,我说了算。”
“你姐知道吗?”
“她知道。”他盯着我,“她什么都知道,她就是不说话。”
那天晚上我去财务室,苏晚棠坐在灯下对账,桌上摊着一摞单据。
“苏总,启明把股份卖了。”
“嗯。”她没抬头,“卖了三百万,比市价低两成。”
“您不拦?”
她把笔放下,抬起头,眼睛底下有很深的青色。
“拦什么。”她说,“他从小就觉得这厂子该是他的。他爸把厂给我,他心里那道坎,十四年了,我拿什么拦。”
她低头继续对账,笔尖在纸上划得很稳。
第十八天凌晨四点,货到港区。
我坐的那班飞机落地时是下午一点,落地后一路堵,进堆场已经快两点半。太阳挂在头顶,白得刺眼,柏油地面蒸出一股热浪,站着不动,汗也往下淌。
三号泊位那边,十二个铁柜子已经卸下来,码成两排,堆在A区。
我在堆场边上看见韩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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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短袖,站在阴影里,手里夹着烟。比十天前瘦了一圈,下巴上起了胡茬。
“都到了?”
“都到了。”他说,“第二批六个柜,明天下午到。”
他带我上了堆场边上的一个铁皮棚子,里面摆着一张掉漆的桌子。桌上摊着一张纸,黄色的,边角已经磨得起毛,压在一个旧打火机下面。
我扫了一眼,看见抬头的字样是一家贸易公司,还有一个百分比——5.9%。
“这是什么?”
他把纸翻过去,背面朝上。
“旧账。”他说。
我还想问,他没给我机会,抬手指了指窗外。
“你看那边。”
顺着他的手看过去,港区大门口的方向,三辆黑色的车正拐进来。
我还以为是海关或者码头的人。等车停稳,从里面下来的第一个人,身上是白袍。
我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
是早上六点多收到的那封邮件,我一直没点开。发件人是一个陌生的英文名,标题只有一行字。
那批货,你们交不出去。
下午三点,气温五十八度。铁皮被晒得烫手,站在堆场里,脚底板像踩在烧红的锅底上。
卡里姆带的人比我想的多。四十五个,白袍,墨镜,一下车就散开,站成一个半圆,把十二个柜子围在中间。他们不吵不闹,站得笔直,一句话不说,光是那一片白颜色,就把整个A区压得没人敢靠近。
他自己走到韩柏舟面前,手里捏着一份文件,纸是新的,边角锋利。
“韩先生。”
“嗯。”
“能效标签的等级标错了。”他把文件递过去,“附件三要求二级,你们标的是三级。压缩机型号跟附件三不符。铭牌批次不在我方许可清单里。”
他一条一条念,念得很慢,中文标准得不像外国人。
“我们的意见是:整批降价百分之三十五,我们提货。否则——”
他把文件往回一抽,两个指头夹着,轻轻一扬。
“弃货。”
这两个字落下来的时候,堆场那边有人在敲铁柜,当当当,一声一声。
我心里那根弦断了。滞港费一天四千二百美金,堆存费另算,三十天清场。三十天之后,这十二个柜就不姓韩了。
韩柏舟没接那份文件。他往柜子那边走,走到第十三号柜——那是第二批里提前到的一个柜,单独码在最边上——蹲下去,手掌贴在封条上,从这头摸到那头。
封条是新的,编号我核过。
他站起来,回头看卡里姆,脸上的表情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剪开。”
叉车工愣在那儿,看看我又看看他。我把手一挥。
液压剪卡进封条,一声脆响。
卡里姆脸上的笑还在,只是不那么稳了。
韩柏舟从胸口口袋里摸出那张起毛的黄纸,展开,对着太阳看了一眼,又折回去,塞好。
他低声说了一句话。风太大,我只听清后半截。
那年也是这个钟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