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正东
2026年11月18—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举行。此次APEC中国年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将“开放、创新、合作”确定为三大优先领域,体现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变化的背景下,各方加强政策协调、拓展共同利益的现实需要。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等多重挑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仍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产业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分歧与规则协调困难给区域经济合作带来新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如何维护开放的区域贸易环境,推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成果共享,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成为亚太经济体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APEC不仅为各方沟通政策、凝聚共识提供重要契机,也为观察中国参与亚太经济治理的方式及发展方向提供现实窗口。
![]()
从参与融入到深化合作:中国与APEC的历史演进
中国于1991年正式加入APEC,此后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其发展历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紧密相连。2001年上海会议、2014年北京会议与2026年深圳会议分别展现了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变化。
2001年上海会议在开放中融入区域经济合作。2001年10月20—21日,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同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通过扩大国际经贸往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国际规则衔接,为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创造条件。上海会议以促进共同发展和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为重要方向,为中国与亚太经济体加强沟通、增进相互了解提供了重要平台。
从这一阶段看,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是通过扩大开放释放发展潜力,在国际市场中深化产业联系,并在合作实践中积累经验。上海会议所处的历史阶段,可以理解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区域经济合作体系的重要节点。
2014年北京会议从融入市场走向主动贡献合作方案。 2014年11月10—11日,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经过十余年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和国际经贸联系显著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与2001年相比,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议题也从市场开放和贸易便利化等传统领域,逐步延伸至互联互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长期发展机制建设。
北京会议通过了《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等成果文件,并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取得重要进展。会议形成的《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为后续研究和推进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提供了政策框架。北京会议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提出哪些倡议,更在于中国通过多边平台推动议题讨论、促进利益协调,并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新的思路。
2026年深圳会议以开放、创新和合作回应新的发展挑战。与前两次会议相比,此时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更为复杂。数字技术加速发展,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生产方式与产业组织形态;同时,贸易壁垒、技术标准差异和供应链调整也对区域经济合作提出更高要求。
此次会议将开放、创新、合作确立为三大优先领域,正是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回应。其中,开放强调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创新着眼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及其他前沿技术的合作,推动技术应用、数字公共服务和标准协调;合作则要求各经济体在中小企业发展、能源、粮食安全、交通、旅游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加强政策沟通,提升合作成果的普惠性。
![]()
以创新驱动开放:深圳APEC的现实基础与未来价值
深圳成为2026年APEC举办城市,既与其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有关,也与其在外贸、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方面形成的综合优势密切相关。
第一,经贸联系持续深化,为亚太共同繁荣提供坚实基础。区域经济合作能否持续推进,首先取决于各经济体之间是否存在广泛而稳定的经贸联系。贸易不仅体现商品和服务的跨境流动,也反映产业分工、市场需求与生产要素配置的相互依存程度。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与APEC其他成员经济体之间日益紧密的贸易联系,为区域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据中国海关相关统计,2021—2025年,中国与其他APEC经济体的贸易总额达到125.49万亿元,较此前五年增长39.4%。这一数据说明,亚太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也表明中国经济与区域市场之间已经形成规模庞大、联系紧密的贸易网络。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与其他APEC经济体贸易额达24.07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外贸总额的60.3%,较上年同期提高2.5个百分点。这一增长反映出亚太经贸联系仍具有较强活力,但其长期发展受到全球需求变化、国际贸易政策和产业链调整等因素影响。因此,推动区域贸易持续增长,不仅需要扩大市场准入,还需要减少不必要的贸易壁垒,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改善企业跨境经营环境,并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调。
深圳的城市发展为开放型经济提供了具体案例。深圳市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68万亿元,同比增长5.8%;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50万亿元,同比增长16.4%,重返中国内地外贸城市首位。其中,出口总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连续32年位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
![]()
第二,科技创新持续积累,为亚太经济增长培育新动能。如果说,贸易开放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市场基础,那么科技创新则关系到区域经济未来的增长质量。当前,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数字服务和绿色技术不断改变产业竞争格局。如何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扩大合作收益,避免技术发展带来的数字鸿沟,成为亚太经济体共同关注的问题。
深圳的创新投入为这一议题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观察样本。根据深圳市政府公开资料,2024年,深圳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达到2453.07亿元,同比增长9.7%,研发投入强度达到6.67%,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93.5%,体现出企业在深圳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这一组数据反映出深圳创新发展的三个特点。首先,研发投入规模较大且保持增长。2020—2024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从1510.8亿元增至2453.1亿元,年均增长12.9%。其次,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的创新活动与实际产业需求联系紧密。再次,深圳已经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产业生态。官方资料显示,深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2.6万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位居全国城市首位,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在《全球创新指数》相关排名中跃居全球首位。深圳与香港、广州之间的产业联系、科研协作和人才流动,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更广泛的创新网络。对于APEC而言,这一实践具有值得讨论的参考价值:不同经济体可以通过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人才培养和创新企业协作,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应用、产业数字化和绿色转型带来的挑战。
第三,以制度衔接与务实合作推动开放升级。从更长远的角度看,2026年APEC的潜在价值不仅在于促成贸易和科技合作项目,更在于推动各方围绕制度协调、产业链韧性和区域互联互通开展持续讨论。
深圳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产业链条完整、市场联系紧密和创新资源集聚等特点。深圳的科技研发与先进制造能力、香港的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优势,以及广州等城市的产业和交通基础,共同构成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一基础上,深圳可以通过APEC平台展示自身在数字化服务、科技成果转化和国际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实践,促进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验交流。
开放的深化并非止于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还包括制度、标准、服务和治理方式之间的衔接。以数字经济为例,跨境数据流动、数字身份认证、电子单证和网络安全等问题,都可能影响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成本与效率。以人工智能为例,技术创新带来的机遇需要与安全治理、人才培养和应用规范相结合。以产业链合作为例,稳定的供应关系不仅依赖企业之间的商业联系,也需要可靠的物流体系、透明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2026年APEC,既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也是观察亚太合作未来方向的契机。通过坚持开放、推动创新、深化合作,各经济体有望在扩大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增强发展韧性,在应对共同挑战的过程中寻找新的增长空间。
(作者系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