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美国的华人精英,为啥不出两代就成了普通人?
是孩子不争气,还是那片土地本来就没留多少往上爬的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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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看着光鲜的收入数字背后,到底藏着啥?
先看个新消息。
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周二(9月15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亚裔家庭收入中位数最高,超过12万美元(约126,300美元)。
可另一笔账就没那么好看了:华裔的90/10收入比从1980年的8.3倍,大幅飙升至目前的近20倍。
数字越漂亮,越得往深里扒。
乍看之下,亚裔美国人的生活相当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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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收入、消费支出和受教育程度等经济指标上,他们都处于领先位置。
深入审视这些数据,会看到另一番景象。
以家庭收入为例,2019年亚裔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85800美元。
如果按族裔细分,处于低端的缅甸裔美国人家庭收入仅为44400美元,低于全美所有家庭收入的中位数。
处于高端的印度裔美国人则达到119000美元。
把其他亚裔族群也纳入考量后,85800美元这一数字或许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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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美国人是美国经济分化最严重的种族群体。
他们从事高收入白领工作的比例较高,但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亚裔劳动者从事低收入服务业工作。
有学者指出,大多数全国性数据集把这一群体作为整体来统计。
合并统计后,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显得状况良好,这往往掩盖了经济底层群体的真实处境。
这种情况给美国增长最快的种族群体带来了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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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民”这一称谓涵盖40多个族裔和亚群体。
在美人数最多的六个群体分别是华裔、印度裔、菲律宾裔、日裔、韩裔和越南裔。
如今,亚裔美国人是美国增长最快的种族或族裔群体,也是唯一一个人口增长主要来自移民的主要群体。
1965年至2015年间,美国亚裔人口从130万增长到1800万,其中98%来自移民。
1965年的移民改革对亚洲移民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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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政策有两个目标:一是允许家庭团聚,属于人道主义目标;二是引进所需劳动力,属于经济目标。
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大幅增加了在美亚洲移民的数量。
该法优先接纳医学、科学和技术等领域的高技能、高学历移民。
这一新的移民潮强化了亚裔美国人作为“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
他们被视为守法而成功的少数族裔,靠勤奋工作实现了经济上的成功。
这一概念曾被当作政治工具,用来淡化其他边缘群体所面临的制度性不利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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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认为,“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掩盖了亚裔各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东南亚难民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来到美国。
在此期间,从事低技能职业的亚裔人数增加,从事高技能职业的人数则有所下降。
一位父母曾是难民的受访者表示,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的人,来自战乱之地,来自支离破碎的家庭。
他们往往被安置在政府指定的贫困街区,因此形成了不一样的心态,更多是一种求生的心态。
有研究者认为,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民内部的财富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移民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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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不同群体因社会经济背景和移民情境的差异而以不同方式进入美国,这会影响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社会经济福祉,也会影响他们的财富状况。
没有高技能工作签证的新移民,往往因为语言障碍、缺乏工作经验和教育背景而就业选择有限。
有技能的人可以融入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并由此向上发展。
没有技能的人则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经历向下流动,先从事低薪工作再逐步提升自己,要么走上创业之路。
与其他群体相比,开办小企业在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民中更为普遍。
由于缺乏其他机会,许多人转而创业,以此为家庭创造收入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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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受访者讲述,他的父亲从巴基斯坦来到美国,与母亲结婚前一直住在纽约市。
在纽约期间,他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杜安·里德连锁药店拆箱和装卸货物,此后还做过许多类似的零工。
他竭尽所能,尽可能多地打工,以此积累财富,在美国站稳脚跟。
另一位创业者表示,家人称其为家族中的“开创者”。
创业之初,身边没有任何家人或朋友从事这一行业,只能不断观察、摸索,凭着自信相信自己能够学会。
在其之后,许多家人和朋友也相继进入了这一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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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研究发现,与其他种族群体相比,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民在融资和寻求商业建议时,更倾向于求助朋友和家人或依靠自己,而不是求助于机构。
还有一位受访者的父母来自越南,于20世纪80年代移民美国。
他们是“船民”,先乘船抵达泰国,随后在加利福尼亚州找到担保人,最终落脚加州奥克斯纳德。
由于没有任何技能和工作机会,他们在怀尼米港开了一家“97美分”小杂货店。
因为没有钱雇人,他们让自己的孩子在店里帮忙,只付很低的工钱,甚至不付工钱。
正是靠着这种方式,他们养活了全家,并供四个孩子全部读完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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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祖籍中国台湾地区的美国人、印度裔美国人和华裔美国人等群体而言,收入和大学学历等指标看起来不错。
其中印度裔和华裔是人数最多的亚裔群体,由于规模较大,他们在诸多指标上的良好表现,最终掩盖了许多其他群体所面临的困境。
缅甸裔美国人是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民中较为贫困的亚群体。
其家庭收入中位数为44400美元,约为美国亚裔收入中位数的一半。
该群体中只有16%的人拥有学士学位,25%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尹欧(Yin Ou)一家于2009年从缅甸移居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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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她的母亲做过多种不需要英语能力的最低工资工作,如珠宝包装和照看孩子。
据她介绍,家里一直符合领取食品券和医疗补助的条件。
疫情期间,母亲因残疾无法工作,尹欧便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
她从16岁起就开始工作,做过不登记在册的零工,社区里谁需要帮手,她就去帮忙。
她说,家里从来没有可供支配的闲钱,除非自己出去挣,所以她一直在努力工作。
如今,她一边打三份工,一边依靠联邦学生资助在皇后学院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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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常感到与土生土长的美国朋友之间存在隔阂。
在她看来,那些生来就是美国人的朋友,并不能真正体会“必须成功”的压力,因为全家为了让她来到这里牺牲了一切。
她认为自己的人生不只属于自己,因为母亲的希望和梦想都寄托在她身上。
和54%的缅甸裔美国人一样,尹欧的目标是有一天为母亲买一套房子。
来到美国后,她的家人一直租房居住。
有专家指出,考察家庭收入时要注意,一个家庭中很可能有多名收入者,因此居住拥挤的比例较高,几代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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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低收入家庭恰恰生活在住房成本最高的市场中。
社会不仅需要更多的经济适用房,还需要能够容纳整个家庭的住房,而这些家庭正是维持城市运转的力量。
过去20年间,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民的数据已逐步细化。
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首次把亚裔美国人与夏威夷原住民及其他太平洋岛民分为不同类别。
倡导者呼吁建立更完善的分类数据集,并提高统计方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但也有人认为,这些措施还不足以缩小差距。
有观点认为,除了细化数据、确保语言服务到位等举措之外,整个群体还需要持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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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民参选公职,令人振奋。
许多相关组织也日益壮大,能够切实推动所在社区的变化。
如果希望看到群体处境有所改变,这种长期建设必须持续下去。
研究发现,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民是疫情期间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随着疫情后更多数据的公布,现实情况可能更加严峻。
有研究人员指出,那些境遇较好的人在疫情中很可能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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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人员认为,等2020年至2021年的数据全部公布后,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民群体内部的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剧。
看完这些数字,再回头琢磨标题那句话,味道就出来了。
八九十年代去美国的那批大陆华人,大多是国内名校里挑了又挑的尖子,拿全奖读博,毕业就扎进硅谷芯片、生物医药和高校实验室,走到哪儿都是硬通货。
精英这块招牌,本来就不是护照发的,是国内千里挑一筛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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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种靠极限筛选攒下的本事,偏偏最难遗传。
爹妈当年熬通宵、抢项目,身后没退路;孩子生在衣食无忧的家里,那股非闯出来不可的狠劲,自然就淡了。
这不叫不争气,只是没人逼着拼命了。
精英本来就是少数,家里出过一个人上人,下一代落回美国社会的平均线,其实才是大概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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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硌人的是那块竹子天花板。
硅谷里亚裔员工占了四成多,活干得最多,但高管比例只有一成多到两成多。
华人从小被教要谦虚、埋头干活,到了美式职场,反倒被贴上没领导力的标签,活干到满分,不如别人开会抢着说三句功劳。
再加上华人不太爱抱团,不像印度裔那样互相拉一把,往上的路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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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年,有一批二代华裔反着父母的脚印往回走。
国内的项目机会和上升空间实打实摆在那儿,不用撞看不见的天花板,也不用天天纠结自己算哪儿人。
说到底,移民只是换了个赛场,从来不是保送人生赢家。
所谓不出两代变普通人,也不是跌到谷底,多半是从国内顶尖那一小撮,回落成美国普普通通的中产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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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移民当成跨阶层的电梯,真想往上走,在哪儿都得一步一个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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