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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里曼丹中部帕朗卡拉亚,摩托车手们穿行在由该地区火灾造成的浓厚橙色烟雾中。(图源:澎湃新闻)
“天空是灰蒙蒙的土黄色,太阳像一个淡淡的橘红色圆点。即使在白天,几百米外的树木也只剩下模糊的轮廓。空气里始终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焦糊味,吸进鼻子,喉咙便隐隐发紧。”
8月中旬,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中部的油棕种植园工人阿明再次遭遇旱季烟霾。但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烟霾持续更久、浓度更高。原本早上7点开始的户外工作被推迟到10点以后,他和家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身体不适。
数百公里外的新加坡也未能幸免。9月中下旬,天空逐渐变灰;进入10月,当地药房和线上购物平台的N95口罩相继售罄。在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Cici表示,她不得不从中国购买KN95口罩,等待海运送达。
这场烟霾的源头,是印尼持续蔓延的森林与泥炭地火灾。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火灾信息资源管理系统(NASA FIRMS)及印尼卫星遥感平台(Nusantara Atlas)的数据,截至2026年9月,印尼累计过火面积达到191.26万公顷,为近八年同期最高水平。
气候异常与土地开发活动交织,一场由森林大火引发的跨境生态危机正在东南亚蔓延。今年的火灾究竟有多严重?气候异常与人类活动如何共同助长火势?面对不断跨越国界的烟霾,东南亚各国采取了哪些治理措施,又为何难以阻止危机重演?
01
东南亚烟霾危机:这次危机有多严重?
今年,印度尼西亚经历了近年来最严重的火灾季之一[1]。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火灾信息资源管理系统(NASA FIRMS)及印尼卫星遥感平台(Nusantara Atlas)的数据,2026年10月,印尼累计卫星火点监测次数已经达到124.1万个,分别为2019年、2023年同期的1.60倍和2.71倍。截至2026年9月,今年火灾的过火面积已经比2019年同期高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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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火点和过火面积共同反映了火灾活动的强度和规模。卫星火点代表传感器探测到的地表热异常,同一处火情可能被多次探测;过火面积则是根据卫星影像识别出的受火灾影响土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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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盟专门气象中心(ASMC)的监测,2026年9月,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出现大范围火点聚集,卫星观测到中度至浓密的烟霾从加里曼丹等地向马来西亚、新加坡及菲律宾方向扩散。10月,烟霾仍覆盖苏门答腊、马来西亚半岛、新加坡及加里曼丹部分地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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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空气质量监测进一步揭示了这场烟霾的持续性与严重程度。10月5日至22日,新加坡连续18天出现24小时污染标准指数(PSI)达到“不健康”或更差水平的情况[4],创下2015年烟霾危机以来最长连续纪录。10月18日,新加坡西部地区的24小时PSI一度达到230,进入“非常不健康”级别[5]。
长期居住在新加坡的受访者凌同学回忆,烟霾最严重时,她从国家图书馆望出去,几百米外的滨海湾金沙建筑完全隐没在灰霾中。“即便戴着口罩出门,也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空气中的那一股烟味是无处不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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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 F1 赛事周末,凌同学摄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画面中,国家图书馆对面的滨海湾金沙酒店隐没在烟霾之中。(图源:凌同学)
类似的景象也出现在马来西亚。家住八打灵再也(Petaling Jaya)的Adelle对RUC新闻坊说,今年是当地烟霾最严重的年份之一。她回忆,浓重的烟雾让远处的建筑几乎完全消失在视野中,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燃烧气味。
从森林中的火点,到城市上空的灰色天空,野火的影响早已超出印尼国境。它不仅是一场森林火灾,更是一场涉及公共健康、区域环境和经济生活的跨境危机。
02
为什么印尼野火反复发生,
今年又格外严重?
大规模森林火灾的发生,往往需要两个条件:容易燃烧的环境,以及点燃它的火源。
在印度尼西亚,异常干旱的气候与长期存在的土地开发活动,共同创造了这样的条件。前者使植被和土壤更加干燥,后者则可能带来人为火源,并改变土地原有的生态环境。
2026年,印尼多个火灾频发地区经历了明显的降水不足。根据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气候灾害中心(UCSB Climate Hazards Center)发布的CHIRPS v3.0降水数据,选取印尼10个近年来反复出现植被火点的研究点位进行比较发现,2026年1月至9月,各点位累计降水量均低于2019—2025年同期平均水平,降幅为13.2%至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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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异常减少的背后,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气候现象——厄尔尼诺。
厄尔尼诺通常表现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并通过改变热带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多个地区的降水分布。对于印度尼西亚而言,厄尔尼诺往往与部分地区降水减少、干旱风险上升有关[6]。
Niño3.4区域位于赤道中东太平洋,是监测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的重要区域。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海温数据,2026年6月至10月,该区域海温异常持续升高,10月海温异常达到2.30℃,超过1948—2025年同期历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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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处于旱季的印尼而言,降水偏少意味着植被、枯落物和土壤中的水分不断减少。一旦出现火源,原本局部的燃烧便更容易扩散,形成难以控制的大规模火灾。
在印尼,烧芭是一种延续已久的土地清理方式。农户通过焚烧灌木和杂草开辟耕地,燃烧后的草木灰还可以作为肥料。相比机械或人工清理,这种方式成本更低、速度更快。
在加里曼丹中部生活了七年的阿明对此并不陌生。他告诉我们,当地许多农户收入有限,难以负担机械开荒的费用。“如果不让烧芭,人工清理林地和杂草要花很多钱,普通农户承担不起这笔费用。”
伴随印尼大规模产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烧芭早已不只是传统的小规模农垦活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印尼油棕等经济作物种植规模扩大,焚烧清地也与商业化土地开发联系起来。土地开发活动改变了森林和泥炭地原有的生态条件,使部分地区更容易受到火灾威胁。
早在2015年,印尼就因烧芭触发的林火持续数月,连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多国遭受严重烟霾污染[7]。2016年,印尼油棕种植园面积首次超过泥炭沼泽森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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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许光清教授在接受RUC新闻坊采访时指出,人为活动不仅可能直接提供火源,还会通过泥炭地排水、森林砍伐和土地开发,塑造出更加干燥、也更难恢复的生态环境。
这使得气候异常与人为活动产生相互放大的效应:排水和森林退化降低土地湿度,干旱进一步增加可燃物的易燃性;一旦人为火源点燃植被或泥炭,火势便可能迅速扩散,甚至在地下持续阴燃。
03
跨境生态灾害:谁负责?如何治理?
火灾发生在印尼,烟霾却飘向周边国家。当污染源、受影响人群与治理成本分散在不同国家,一场森林火灾便不再只是单一国家的环境问题。
事实上,东南亚早已建立起跨境烟霾合作机制。2002年,东盟成员国签署《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推动各国在火灾预防、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等方面展开合作。
面对2026年的烟霾危机,印尼及周边国家也采取了不同层面的治理行动,从火灾监测、应急灭火,到跨境援助和法律追责,试图控制火势并减少污染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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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引出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当环境风险跨越国界,各国应如何建立一套能够协调预防、应对与追责的治理机制?
跨境环境治理并非单一的污染控制行动,而是一项涉及多个主体、多个环节的系统性工作。从共同识别环境风险,到建立监测与信息共享机制,再到协调应急响应、明确责任以及开展长期生态修复,各环节相互联系,共同构成跨境环境治理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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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实践中,跨境合作涉及的多方利益博弈却常常制约着机制的实际运转效果。
首先,跨境合作必须面对国家主权与国内利益之间的协调。即使污染已经影响邻国,跨境救援、信息获取和执法行动仍需要相关国家的同意与配合。
其次,污染责任的认定往往比监测污染本身更加复杂。卫星可以发现火点,但要将火灾与具体土地经营者、企业或违法行为联系起来,还需要调查土地权属、企业关联关系和实际经营活动。跨国信息获取与法律执行的限制,进一步增加了追责难度。
与此同时,即使国家层面达成合作共识,治理措施仍需要依靠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落实。
在印尼加里曼丹中部,油棕种植园工人阿明告诉我们,当地政府曾张贴防火告示、安排巡逻并派遣消防队灭火,但偏远林区道路不便,许多火点难以及时抵达。而对于依赖烧芭开荒的农户来说,缺乏负担得起的替代方案,也使禁烧措施面临现实困难。
这些问题分别涉及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企业与地方监管、政策执行以及基层治理资源。它们相互交织,使跨境治理机制难以充分转化为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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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清教授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地中海污染治理为例,指出跨境环境合作的形成,往往离不开共同的经济利益。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地中海沿岸国家虽然存在政治分歧,却能够围绕海洋污染治理展开合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旅游业。清洁的海洋环境是各国共同的经济资源,污染一旦扩散,损害的便是所有沿岸国家的利益。
相比之下,跨境空气污染的治理成本与收益分配更加不对称。火源控制和土地管理的成本主要由污染源所在地区承担,而改善空气质量带来的收益却由多个国家共享。
这也意味着,跨境环境治理的关键不仅是建立合作协议,更在于如何协调不同国家、企业与地方群体之间的利益,让预防、监督与问责机制真正发挥作用。
从印尼加里曼丹燃烧的森林,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被烟霾笼罩的城市,这场跨境环境危机再次提醒人们:自然界的风险,并不会止步于人类划定的国界。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干旱、野火与空气污染等环境风险相互叠加、跨境蔓延,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1)开幕式上,大会主席穆拉特·屈吕姆呼吁:“If we are to share a future, we must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it.”(如果我们共享同一个未来,就必须共同承担守护它的责任。)
国界能够划分土地,却无法划分阳光、大气和水流。真正需要跨越国界的,是共同应对危机的决心。
(谨向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生态与环境经济学系许光清教授致谢,感谢其为本篇报道提供专业见解。 亦由衷感谢每一位受访者:在新加坡读书的中国留学生 Cici、长期定居新加坡的凌同学、来自马来西亚的 Adelle,以及在印尼加里曼丹中部从事种植园工作的阿明。感谢他们敞开心扉,讲述烟霾笼罩下的所见所感,让跨境烟霾不仅是数据与卫星影像,而是一个个有温度的真实故事。)
参考文献
[1]Nusantara Atlas. Indonesia’s 2026 fires: 1.9 million hectares affected by fire through September. 2026-10-21.https://nusantara-atlas.org/indonesias-2026-fires-1-9-million-hectares-affected-by-fire-through-september/?utm_source=chatgpt.com
[2]ASEAN Specialised Meteorological Centre (ASMC). Review of Regional Haze Situation for September 2026. https://asmc.asean.org/review-of-regional-haze-situation-for-september-2026/?utm_source=chatgpt.com
[3]ASEAN Specialised Meteorological Centre (ASMC). Review of Regional Haze Situation for October 2026.
https://asmc.asean.org/review-of-regional-haze-situation-for-october-2026/?utm_source=chatgpt.com
[4]Channel News Asia. Commentary: Staying indoors during haze can come at a cost to comfort. CNA. 2026-10-29
[5]The Straits Times. A look back at South-east Asia’s strongest fire and haze episodes. 2026-10-23
[6]NOAA Climate Prediction Center. ENSO Diagnostic Discussion. 2026-10-08.
https://www.cpc.ncep.noaa.gov/products/analysis_monitoring/enso_advisory/ensodisc.s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7]烧芭酿祸 印尼林火再度肆虐_新闻频道_央视网(cctv.com)
统筹: 焦乐依
数据: 陈鹳月 方劲骁 高紫祺 韩丛羽 何慧妍 焦乐依 梁子祺 林铭汝 吕琛 王文悦
可视化: 陈鹳月 方劲骁 高紫祺 何慧妍 焦乐依 梁子祺 林铭汝 吕琛
文案: 韩丛羽 焦乐依 梁子祺 王文悦
美编: 何慧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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