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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关于西北联大学生的生活,留下了各种记忆:有人说在西北联大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艰苦得不得了;也有人说这里是世外桃源,安逸得让人乐不思蜀。其实,和对一切历史的感受一样,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留下了不同的记忆,后人若是只撷取其中一部分或一个阶段的回忆材料,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为了全面、准确、完整地反映出西北联大时期的真实生活,我们特邀请了对西北联大历史有深入研究的陈海儒先生撰成此文,以还原西北联大学生的真实生活。
抗战时期,内迁高校中流传着这样两种说法:其一,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城固古路坝是著名的“文化三大坝”,它们学风浓厚、教风严谨;其二,就物质生活而言,三地差异较大,人称“天堂华西坝,人间沙坪坝,地狱古路坝”。这两种说法构建起来的落差最大、最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的地方莫过于“古路坝”:魔鬼般的物质环境,神仙般的文化氛围!
古路坝位于城固县城东南约20里的巴山脚下,是一个群山环绕、风景秀丽的小村子。1938年4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地理系、体育系等曾在此办学。1938年秋,新组建的国立西北工学院继续在此办学,直到1946年迁出陕南为止。由于人们习惯上把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和从中分立出来后仍在陕南办学的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医学院统称为西北联大,除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和国立西北工学院地处偏远的古路坝之外,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其他院系及其独立后的高校也多在秦巴之间的穷乡僻壤办学,因此,我们可以把对“古路坝”的这种文学性描述理解为笼统意义上的西北联大生活的整体指代。
关于西北联大学生日常生活方面的史料不多,仅在少量当事人的回忆录、文集中有所提及,在相关学校的校史上也是零星散见。
可就是这些零星的史料,都易引起读者的困惑:有人回忆说这里的生活很苦,有人回忆说这里的生活如世外桃源;有人回忆说学校管理“严”,有的回忆说管理“松”;有人回忆业余生活“单调”,有人回忆“丰富”。另外学生对待政治的态度有“热衷”与“淡漠”的不同记忆。其实这些都是西北联大的真实生活,只是站的角度不同罢了。“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面对同一个问题,因为个人的观察视角以及境况和参照物的不同,就有不同的感受和记忆。
那么,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学子们到底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本文拟从物质生活、学习、业余生活、政治生活等方面尽可能地还原西北联大的“真实”生活。
1物质生活的“苦”与“乐”
最基本的物质状况,能够体现一代人、一个群体的大致生活水平。作为日常生活的缩影,西北联大学生的衣、食、住、健康等到底如何?
1.服饰
一般来说,衣着既是经济状况的反映,又是个人性情的展示。然而,对于西北联大的大多数学生来说,衣着仅是为了满足蔽体的需要,还谈不上与个人性情有多大关系。
有人这样回忆西北联大学子的衣着:“一般都不穿制服,便衣很多,乱七八糟是其特色,大布衣料和破衣也有现于同学中”;就连最爱美的女生,也“个个都是一头的清汤挂面,布衣布鞋,没有脂粉口红,尤其冬季每人一件草绿色的布棉袄,已觉得十分神气”。
很能体现西北联大学子风骨的,是他们对于朴素甚至破旧的衣着能够泰然处之。且看下面的一段描述:
小姐们也无复发旧日的高跟烫发的生活了,一件布大褂,必须维持到最后一秒钟,不到最后关头,是绝不轻言牺牲的,穿来穿去,真正确确实实做到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而袜子是只有冬天才穿,夏季完全是草鞋,刚来的人,似乎不惯,久而久之也就完全泰然了。冬天,大家却是一件大衣或棉袍,小姐们往往冻肿得像刺猬。然而,这并没有丝毫影响他们的朝气,看见他们的破破烂烂,而又蓬蓬勃勃的气象,便会感觉到,这是真正代表中国民族的年轻一代。
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牛汉(在校时的名字为“史成汉”)1943-1944年就读于西北联大时坦然、怡然于破衣敝履的风貌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个案。牛汉是全校个头最高的学生,光着头,大冬天身穿一件从城固基督教青年会领来的灰布棉大衣,赤脚穿着草鞋,昂首阔步地走在校园。同学们当时给他的绰号——“大汉”,包含了不少油然而生的敬意。
当然,不管男生、女生,如果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是值得羡慕的事情,虽然有时会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西北工学院机械系一位姓赵的男生有一件黑色西服,穿过几次之后就不太穿了,因为他发现这件西服与绝大多数同学的破旧衣服格格不入,难免生出“鹤立鸡群”的孤独感。不过,这件西服倒是因为惹眼而出了名,时常有同学一遇特殊情况(主要是会女朋友时),就来向他借这件衣服“装点门面”。衣少人多,供不应求,到后来,他只得制订预约制度以缓解供需矛盾。有意思的是,因为需要预约,许多同学的会友时间竟以此衣的忙闲来决定了。
西北联大学生衣着虽然朴素甚至破旧,但在当地百姓眼里,其款式还是非常新颖。更何况,西北联大学生能以自身的学养和朝气把旧衣穿出一种特殊的气质来。于是,当地求新的年轻人在好奇之余,纷纷效仿西北联大学生的着装方式,就连学子们的普通装束也成了当地青年着装的样板。比如,西北联大的女生们夏天总喜欢穿短裤,当地的年轻女子就跟着穿起短裤来,尽管家长们百般反对,但女孩子爱时髦的天性总是压抑不住的,后来家长们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2.饮食
大学生正值青春年少,身体尚在发育之中,食欲旺盛,在抗战时期食品紧缺的情况下,难免对“吃”充满着无限的热情。但是,西北联大的学生大多来自沦陷区和战区,有的因交通中断无法与家人联系,有的举家逃难;即使来自大后方的学生,经济上宽裕的也不多。好在有政府的贷金及米贴,加上西北联大刚刚建立之时(1938年初),物价较低,政府给学生们每月8元钱的补助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有学生这样回忆:
我们到了城固以后,一个月发8块钱,吃饭6块钱,2块钱零花。这2块钱能干啥?1毛钱就10个鸡蛋,1块钱就能买100个鸡蛋,2块钱就能买200个鸡蛋。那伙食6块钱非常好,因为东西便宜(西安东西贵)。后来我们每天早饭发两个鸡蛋,稀饭随便吃,烧饼有时候发1个、2个,有时候我们1个也吃不了,男同学能吃。那饭也好,中午饭有炒鸡蛋、炒肉,非常好,就那才6块钱,一天2毛钱,一顿饭才大概1毛钱。
这是初到城固时学生的饮食情况,到后来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1941年以后,随着战局的日益恶化及通货膨胀的影响,学子们的生活捉襟见肘,伙食费月月看涨,伙食却一日不如一日。1942年3月的伙食费为24元,5月为30元,1943年10月调整到65元,1944年8月调整到每月200元。其时粮价也在飞涨中,以1942年为例:年初时每袋面粉为145元,8月18日涨至450元,时隔三日又涨到了550元。教育部给学生发放的贷金和米贴金在飞涨的物价面前显得十分微薄。正如署名为“松花江难民”的学生在壁报上所写的打油诗:“贷金、贷金,越贷越紧,迟发一周,米价涨五千;迟发一月,米价涨一万。”因此,绝大多数学生只有老老实实靠学校大食堂的伙食度日。
大食堂里最常吃的,是“水煮白菜和沙子”。联大学生华遵舜1939年在一篇作文中这样描述吃“水煮白菜和沙子”的情景:开饭时,“像吃宴席似的,八个人一桌、一桌、一桌,……水煮的白菜连盐都没有!‘有警报’(指没有饭)!‘打游击’(指乘机多盛一碗)!倒霉!吃一口沙子……!这是敌人送给我们的!这是磨练我们的功课:水煮白菜和沙子……”
为了用有限的伙食费尽可能吃得饱一点、好一些,西北联大的学生自行组织了一些“膳食团”,由学生自己选代表管理伙食、提供食谱,由学校的厨役烹调。这样一来,学生们的伙食有了较大的改善,西北大学还曾因此赢得了“西大伙食甲天下”的美誉。
当然,少数经济稍微好一些的学生,可以到当地老乡家里包饭,偶尔有朋友来访或有什么喜事时在校外的饭馆打打牙祭。在古路坝,有一家取名“大华食堂”的河南饭馆吸引着学生们:“你要想打打牙祭,改善一下生活,就进来吧,吃不起酒席,就单炒个菜肴,喝口酒,就是吃碗肉丝面,也满惬意啊!”
然而,对于大多数学子来说,去“大华食堂”打牙祭的机会少之又少,去一次之后久久回味;每当他们在学校大食堂吃腻了单调、质量不好的饭菜时,就搞“精神会餐”,以“谈”梅止渴:在课余、饭后,闲聊之时,津津有味地谈论各地的特产名菜。
尽管饮食简陋,常常饿肚子,但是留在学子们记忆里的联大之“吃”,并非全是苦涩的。1938年考入西北师范学院附中、1941年进入国立西北工学院读书的董毓英多年后回忆起在古路坝的生活依然饶有兴味:
在茅草盖顶的饭厅里,木板搭成条桌,摆着分成小碗的烩菜,里面有土豆,有萝卜,有时也有肉片、豆腐、粉条之类。杠子馍,小小的七个连在一起,每人一份。于是,同学们把吃不完的馍带出饭厅,去厨房讨—点火种。晚上,书看得倦了,二、三好友,就着烛光,烤着馒头,一层层剥,一层层烤,香味顿时弥散一间间宿舍。风和日丽的礼拜天,提着刻意留下的干粮、剩菜,去山坡上揽一把枯叶,抬几根树枝,一撮盐、半瓢水,就是一顿别具情趣的野炊。遇有好事者,或捉几只青蛙,或摸几条小鱼,给野炊更添几分欢乐。薄暮踏歌归,山道上的歌,藉以壮胆,也藉以呼朋引类。且听,这边有歌声唱和,那厢有“哦、呵呵”的呼应,在四合的暮色中,于是不再寂寞。
学子们苦中作乐的情怀,再加上人到老年对青春的眷恋与深情回忆,董毓英的文字给西北联大学生的饮食生活罩上了一层虽苦犹乐的朦胧美感。
3.校舍
跟其他内迁高校一样,西北联大的校舍多是东借西凑外加因陋就简地添盖,教学用房紧张,学生宿舍更是简陋。
西北联大初建时难以寻觅到合适的校舍,只得将所属六个学院分设在今城固县、南郑(今汉中市汉台区)、勉县等六处废弃庙宇和破旧公房里,学生一般都住在附近竹片泥巴墙的草屋中,睡双层大铺,甚至打地铺,夜间透过屋顶间隙可见依稀星月,遇到下雨时,上课、吃饭、甚至睡觉都得撑着雨伞。
比如,西北联大工学院刚到城固古路坝时,学生白天借用教堂上课,晚上就在教堂楼上睡通铺;后来学校改建了一些临时住房,学生才有了专用的宿舍,但依然是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的大通间。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的学生宿舍是新添建的草顶土坯房屋,外观看起来似乎比较体面,可惜宿舍数量太少,男生全是住一、二十人的通铺,非常拥挤,以至部分学生只好自己想办法到附近农民的茅舍去找一席之地临时居住。但是,校方担心学生住在外面不仅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而且可能从事政治活动,就劝他们搬回学校住,可惜学校的宿舍实在紧张,学生在校外栖身的现象后来也就屡禁不止了。
因住宿条件简陋,常发生一些奇闻轶事。1939年冬,西北师范学院全体新生合住在原作风雨操场用的大草棚里,“一个夜间,狂风大作,竟把顶棚给吹掉了,同学们就睡在露天大屋里的铺板上”。后来,西北师范学院盖了新宿舍,学生的住宿条件才有了改善,但这新宿舍,也仅是“板筑土墙,稻草覆顶,檐下透风的茅屋”。
宿舍简陋、拥挤,淋浴设施欠缺,洗澡不便,再加上泥土地面给跳蚤等小昆虫提供了良好的藏身之处,西北联大学生宿舍一到夏天满是跳蚤和臭虫。有的学生睡眠本领高,在跳蚤臭虫的围攻之下也能安然入睡;有的就不那么幸运了,往往被“擅长游击战术”的跳蚤臭虫骚扰得心神不宁、寝食难安。尤其是打地铺睡稻草的学生更免不了时时刻刻与跳蚤和臭虫斗争的处境。有学生在若干年后回忆起当时的住宿情况时还心有余悸:“我一年级住的时候有30个人,睡的上下铺双层床,不过是连铺。当时艰苦的生活你们无法理解,就是海陆空——蚊子、臭虫、跳蚤都有。”
抗战胜利后要离开城固时,很多学生竟然念念不忘与他们“亲密共处”了几年的臭虫跳蚤。1946年除夕灯谜晚会上,西北工学院的学生为“跳蚤”制作了这样一条调侃性的谜面:“你是谁家小红娘,半夜三更来同床,五更天你去了,抛下学生好痒。”这条谜语充分反映出学子们苦中作乐的天性。
4.压力
衣、食、住等方面条件的艰苦压迫着联大学生的健康。据西北联大校医室统计,全校800名左右学生,在1939年3月8日至29日22天中,生病就诊者达到2177人次。这种情形在抗战后期物价飞涨、学生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处境下更加严重。学生的疾病大多与营养不良、生活环境差有很大关系,尤以患肺病和心脏病者居多。据一位医师报告,当时高校学生40%患有肺结核。生病就医的支出使学生的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物质生活的困乏给学生们带来的精神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担任西北工学院院长、兼任西北大学校长的赖琏晚年回忆起抗战时期在城固的情形时这样说:教员与学生情绪紧张、焦虑,一点小刺激立即会造成问题。确实如此,1941年11月底西北大学学生陈墨痕就因没有申请到贷金,对生活失去信心企图自杀,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学潮。
物质生活的艰苦并没有使西北联大大多数学子因生活贫困而中断学业。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抗战中许多人流离失所的背景下,物质生活的艰苦是普遍存在的,学生在心理上能够接受这样的现实。其二,陕南生活消费水平低。正如当时西北联大的学生所说:“这里生活程度比之重庆、昆明等地还算低得多,所以学生中真正穷得没有办法而因穷失学者还没有”。其三,陈立夫任教育部长期间给大多数学子发放了贷金和米贴,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实际问题。陈立夫晚年对自己这段时期的工作是颇为自得的:“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多年以后,有些在国民政府贷金、米贴等的帮助下完成了学业的大陆、海外学子有机会到台湾时,曾对陈立夫先生当面表示感激之情。
此外,政府、个人或社会团体设置的资助品学兼优学生的奖学金,不仅激励了学子努力向上的精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优秀学生的后顾之忧。
5.差别
当然,与大部分学生的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比起来,也有个别学生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他们不仅经常出入于校外的饭馆,而且穿着讲究,月消费颇高。比如,就读于西北联大的严某(其父为城固交通银行行长)一年花费约在8000元以上;陕西户县某财主的子女在城固一年一人约花费10000多元。这些富家子弟一个人每月的花费相当于10多个普通学生一年所需的费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过着奢华生活的学生仅是极个别,占不到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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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数学系合影:图片拍摄于1939年4月2日,为西北联大数学系一年级在陕西省城固的合照,第一排及两侧为学生。从照片中我们不难看出那时学生衣着的简单朴实。
2学习生活的“严”与“松”
1.西北工学院的“严”与其它学校的“松”
学生的天职是学习。西北联大尽管物质条件艰苦,但是学子们学习风气总体来说较为浓厚,“师生讲学风气,比其他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尤甚。以学风最好的工学院为例。当时西北联大工学院和后来的西北工学院基本采用了北洋大学的考试制度,很是严格,尤其是一年级淘汰率高,有时竟有1/3的学生会因为考试不及格而留级或被勒令退学;再加上当时大多用的是美国原版教材,教师上课中英文混用,学生要做好功课很不容易。因此,许多学生上课和休息之余都在自学,晚上熬夜看书的情况很普遍。
后来成为我国两院院士的师昌绪这样回忆他在西北工学院读一年级时的学习情况:他与后来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同班、同住一间宿舍,但在一起聊天的时间很少,因为高景德经常半夜才从教室回宿舍,那时师昌绪正在酣睡,早上两三点师昌绪起床去教室学习,然后直接去食堂吃早饭,这个时候正是高景德的休息时间。工学院的学子们通宵达旦的刻苦学习成为当地群众眼里一道别致的风景,也使在城固七星寺和古路坝办学的工学院有了“七星灯火”、“坝上长夜”的美誉。白天,校园旁边的幽静去处更是时常可见工学院学生学习的身影,就连附近的坟场里也有学生的琅琅书声。
相比之下,位于城固县城的几个院系的学生学习要轻松一些,除了考试前的突击之外,平时开夜车的现象不是很普遍。有学生这样回忆在城固的学习:“那会我的功课可能比较松,到下午我就在室外活动。……当时讲课时间不长(一天要跑半天警报),笔记就不多,上课都明白了,一翻过去,考试就过了,就没事了。”对于政治类的大课,同学们兴趣不浓,逃课的现象也较多。正如学生所回忆的:“那时候上大课都没人听,老师转向黑板然后说你们走吧,我们都跑了。有时候我在打瞌睡,那课没法听,我就睡着了。”
学习有紧有松,课业压力有轻有重,一方面是因为城固县城的业余生活要比工学院所在的七星寺和古路坝丰富得多,另一方面和院系差别及学院管理制度不同有关。工学院课程多、实验多,而且淘汰率高,其它院系课程、实验都相对少、淘汰率低。
2.西北大学法商学院的“松”与文、理学院的“严”
组成西北大学的三个学院——法商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因为专业性质的不同与学生就业的难易程度不同,功课及管理的“严”、“松”也有较大差异。比如,法商学院因为管理松、学生就业容易,很多学生就到校外去住宿,逃课的也不少,学生的社交活动能力比其它两院强一些。文学院学生的主要出路是当教员,因此学生在外边兼课的较多。理学院课程多,又有实验,管理也严,所以学生普遍感到“功课繁重”,但学生对功课相当认真。
3.学习场所的多样性
教室和图书馆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场所,但由于西北联大校舍紧张、图书馆座位有限,广阔的郊外以及有茶水、灯光、座位的乡间茶馆就成了学子们用功的主要场所了。尤其对于普遍好学的女生来说,一切安静的、可以看书的地方都是她们的学习之地。台湾学者赵文艺这样回忆当年在城固上学时的情景:“学校图书馆的里里外外,每天挤得水泄不通,于是人人都得准备一个矮小的凳子,花前树下,随时都可以坐下来阅读”。
对于社交开放的男生来说,课余时间到茶馆去看书、学习是普遍现象。因为有大量的学生客源,西北联大每一个校区附近都有几家茶馆,就连偏僻的古路坝也不例外。茶馆有桌椅、有灯光、有茶水,花上一、两毛钱可以坐大半天,或看书,或写作业,或讨论问题,自由自在,很受学生青睐。城固县城的望江楼茶馆就因为风景好而吸引了大量学子的光顾,因为在这里“可以远眺汉江,有时几只帆船,悠悠驶过,会将你的心引得很远”;学子们“进来后,便埋头在书本中。有的在读,有的在写,有的在雕刻,茶博士默默地送过来一壶茶。这里的茶,浓而苦,其味厚极,人们慢慢地呷着苦茶,一页一页地翻着书。”难怪,望江楼茶馆几乎被人误认为是“乡村的阅览室”。不过,结伴而去茶馆的,真正的学习就谈不上了,闲聊的成份居多。正如多年后有学生回忆起当年在陕南的茶馆生活时所说:“一个人在那里可以看小说、读书报,三、四个人在那里可以海阔天空,天南地北,古今中外,闲聊天,大摆‘龙门阵’。”
在汉江附近校区的学生,春、夏、秋三季也常常把汉江边作为读书学习的乐园。他们三三两两,在汉江边的草地上、沙石上、林荫下、芦苇旁,或站或坐,或默默地享受阅读的乐趣,或在相互讨论中提高认识。
西北联大学生学业的“严”与“松”与所在学校及专业性质有关,一般来说,工科类院校和附带实验、实习类的专业较“严”,文科类院校和基础理论类专业较“松”。此外也因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有差异。即使在同一学校、同一院系、同一专业,国民党、三青团的主要学生干部因党团工作任务重,大部分教员对他们管得比较松,在学习成绩上还时有关照,所以他们一般会感觉到课业较“松”;对于一般学生来说,学习成绩关联着以后的工作和饭碗,所以他们严格地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办事,对功课抓得紧一些。以至于有学生愤愤不平地说:“旷课最多的不是思想分数打‘0’分的学生,倒是那些品行在80分以上的党团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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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江上游泳的学生:对于在城固的西北联大学生来说,游泳是他们单调生活中最为喜爱的运动之一,图为1939年西北联大数学系学生在汉江上游泳课时所摄。
3业余生活的“单调”与“丰富”
西北联大地处偏僻,学生物质生活艰苦,业余生活的方式与内容受条件所限,显得有些单调,但学生们凭着年轻人的蓬勃朝气,因陋就简地安排的业余生活,给艰苦的物质生活增添了许多趣味。
1.一般业余生活
阅读是学生最主要的业余生活。抗战期间,陕南虽堪称后方重镇,但因交通落后,书刊并不丰富,学生的阅读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有限的阅读范围内,不满现状的学生大都看一些“进步”的杂志,大多数学生则看重庆出版的一般刊物。西安出版的《抗战与文化》在西北联大最为常见,常常有学生拿它去图书馆或教室占座位。进步小说则是青年们普遍喜欢的。
参加社团活动是学生课余生活的另一重要内容。研究会、同乡会、校友会、读书会、剧社等多种形式的社团在西北联大非常活跃。以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大学为例。西北师范学院学生社团除了全校性的如国剧社、话剧社、诗社、文社、歌咏队、书画会等,还有系级的壁报会、读书会、演讲会、比赛会等;体育系高年级学生组织的“校内比赛委员会”,在体育系教授的指导下,办理全校的各类课外体育活动,在校内校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北大学的社团有每月举行一次学术晚会、刊行《科学月报》的“西大科学月报社”,有以举行法律研讨、发行《法学月报》为主要活动的“西大法律研究会”,有举行文艺座谈会并刊行文艺壁报的“星社”,还有京剧爱好者组织的“西大国剧社”和由陕甘籍秦剧爱好者组成的“西大秦剧团”等。有意思的是,这些社团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生活,还因为一些面向社会的活动而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生活。比如,学生剧团面向社会的频繁演出,很受群众喜欢,大大提高了当地群众的戏剧水准,“随便一个老头,一个孩子,都具备一些为普通人所不及的戏剧常识。”
体育运动也是西北联大学子们最普遍的业余生活之一。篮球、垒球最为常见。其中垒球运动正是在此时被引进城固的。迁到城固之初,西北联大体育系的师生在古路坝修建了一处垒球场。为了在师生中普及垒球运动,联大体育教授董守义亲自找到当地鞋匠张文林,请他照样品缝制了一些垒球;师生们因地制宜地用当地青冈木削制成垒球棒,用玉米秆编制成垒垫;没有手套,师生们就赤手空拳进行传接球训练。垒球运动在城固很快流行开来,城固各高校及其附近一些中学和小学,都把垒球列为必修课。尤其在城固各大学的操场上,垒球比赛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每次举行校际之间的垒球比赛时,总能吸引附近的父老乡亲前往观战助威,体育场内外的热闹程度堪比庙会。
课余去汉江边散步、游玩对西北联大的学生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四季风景各异,以“何处辉生映晚灯,襄源渔火影萤萤,扁舟一叶击流渡,两岸光飞点点星”的“襄源晚渡”闻名的汉江迤逦而过,给他们提供了广阔的散步、聊天、游玩之所。难怪,许多年以后学子们提起汉江,怀念之情依然跃然纸上:“城固南门外那悠悠的汉江河畔,远山烟村,古渡垂杨,更成了男女同学课余的好去处。”
炎热的夏天,汉江不仅是学生们上游泳课的场所,更是学子们课余消暑的胜地。就连一些女学生也会穿上游泳衣跳到汉江里,散一散身上的暑热。最初,当地百姓一见到河里有女生穿着泳衣游泳,就惊慌失措,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风光,他们恐怖地感到这会冒犯了‘汉水明王’。但久之,见惯了,也就不以为怪了。”
和汉江一样,陕南的多处人文、自然景观都是学生们“进而经纶天下,退而保养性真”的好去处。正如《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中所说:“……吊张骞之故里,可以发凿空之遐思;展李固之荒茔,可以砺忠贞之亮节;望湑水之奔流,知贤者之泽远;颂桔林之荣茂,想骚人之行洁;登樊哙之台,思鸿门之宴,对子房之山,慕赤松之游。”
2.学生的情感生活
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大学生正值青春年华,对谈情说爱充满着无限的兴趣。可惜,西北联大男女比例极不协调,女生不到学生总数的1/10。以人数相对较多的西北大学为例,女生有100余人,占10%左右,其中法商学院约有女生30余人,以河南人居多,因为大部分是由河南大学转学而来的。
陕南偏居一隅,社会风气相对保守,所以联大校方对女生的管理非常重视,指出:“城固地方相当守旧,如不于服装、行动、交际等特加管理,深虑为地方一般人所奇异,而为培植该女生等及本校对其家长之义务亦有比从前更加注意管理之必要。”为此,校方专门聘请在女生管理方面很有经验的原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院校长齐璧亭办理女生训导事宜,不仅要求“女生服装禁用华丽质料及鲜明颜色”,以免引起社会人士的不满及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对女生进行军事化管理。比如,西北大学将全校女生编在一起,分成三个区队,每个区队有30~40人,区队有区队长,由学生选任,全校由女性军事教官负责管理。
男女比例严重不协调,再加上校方对女生的严格管理,男女生之间的交往显得相当奢侈。对男生来说,恋爱空间严重不足,极易造成情感上的苦闷和压抑。
在这样的情感压抑中,把女生当作“清谈”的对象,给女生起绰号、选“校花”和“班花”就成了男生发泄情感的重要方式,也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乐事。比如,西北大学的男生在这方面就有一些“疯狂”的举动:
其一,选“皇后”。类似于现在学校中选校花、班花。西北大学男生曾组织了一个“蘑菇团”,出通告要每个学院、每个系都推选皇后,并定于星期一揭榜,于是一群疯狂的男生进行投票,将初选的人按面貌分成数等,分别授予“皇后”、“副皇后”、“候补皇后”、“老皮皇后”等称号,星期天晚上偷偷将结果张贴到壁报上,准备在星期一作纪念周大会时让全校师生看到,达到一鸣惊人的轰动效应。不想,事先女同学得知情况,天未明即派人将男生的“皇后”选举结果撕掉。星期一,该团见“皇后”榜被扯掉又再次出榜。
其二,给女生起绰号。男生给长得不好看的女生起绰号如“驱逐机”、“重轰炸机”、“航空母舰”等,给比较泼辣的女生起“老虎皇后”之类的绰号,以取乐。有一次,一个男生在图书馆学习,一个女生走过去想和他同桌而坐,男生起身便走,有同学问他何以离开,他回答说不是他想走,而是“驱逐机”驱逐了他。
其三,给女生分类。学校有一壁报,名叫“星期六”,曾刊登文章将女生分为若干类型,如“姨太太型”、“少奶奶型”、“小姐型”、“老奶奶型”、“体育员型”、“电影明星型”等。
当然,西北联大的学生中谈恋爱、结婚者并不少。据当时的调查,男生的婚姻大多是与当地女子结合,其中与当地财主女儿成婚者不在少数;多角恋爱,男生因单相思而自杀或疯狂者有之,女生因失恋或离婚而自杀的也有。比如,西北大学一度有两个被男生封为“皇后”的漂亮女生,一个姓蒋、一个姓汪,男生因为拥蒋、拥汪而成为两派——蒋派和汪派。汪派有一个姓谢的男生狂热追求“汪皇后”,写过好几封求爱信均石沉大海,男生也多取笑他,他不久即神经错乱,随意打人,最后送到宝鸡治疗,才有好转。另有一位姓黄的男生,恋爱多次没有成功,经人介绍与某女生相识,相互通信多次后,男生以为这次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不料见面时,该女生却说:“交朋友可以,恋爱问题不能谈。”黄某焦急万分,认为“最后一个据点,又将失守”,万分失望。不久,女生生病住院,黄某到医院看望,他偷偷修改医生的处方,多开了些安眠药,给那女生吃了一半,自己吃了另一半,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才未酿成严重后果。让人想不到的是,该女生竟然被黄某的“痴情”所感动,两人的关系比以前更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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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固县老街:图中为城固县钟楼老街,当年在城固县城上课的学生们除了校园,主要的活动场所就是此处。
4政治参与的“热衷”与“淡漠”
1.学生的政治倾向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一般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比战前有所高涨,加之,学校的党团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吸引学生加入,各个大学的党团学生比例骤然上升。西北联大也不例外。
联大校园中主要有三种政治组织,一是国民党区党部,二是三青团直属区团部,三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及其外围小团体,如“民族先锋队”、各种读书会等。
西安临大时期,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初期,国共合作抗日的氛围比较浓厚,再加上西安临近延安,中共地下组织及其外围团体在学生中影响力很大。正如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份报告所称:“临大所有一切活动都归我党所领导,学校抗敌支会负责人几全为民先”,民先“下面所领导的团体有临大剧团、临大歌咏队、漫画队、民众夜校、力社、政治系班会等,救亡活动如下乡宣传、街头演剧、街头壁报、座谈会、名人讲演、纪念会等,一切呈现紧张状态,同学们卷入这洪涛中的不少。”直到西安临大后期,国民党的力量才开始在联大学生中成长起来。
西北联大初期,学生救亡运动的领导权依然主要掌握在中共组织手中,抗敌支会的工作一如西安临大时期活跃,民先大队也公开活动,但一些骨干分子开始流向前线或陕北,与此同时国民党组织的活动逐步加强。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在全国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青年团”,但一般人均俗称为“三青团”)的决定后,各地的“三青团”组织陆续建立起来。大约到1939年,西北联大也建立了“三青团”直属分团部,而且与位于汉中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的复兴派势力结合起来,实力强大。国民党“CC”派也利用陈立夫作教育部长的有利时机,在各大学迅速发展势力。
西北联大分立之后,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力量迅速增长。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1940、1941年的报告来看,西北联大各分立高校的国民党员在一年之内增长非常快,如西北大学从1940年的5人增长到1941年的550人,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分别发展到175人、75人。不过,从国民党当时发展党员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党员都是集体“被入党”的,参加军训时所有学生填写一张表即算入党了,以后很少参加组织活动。(可参见上期高启伟的访谈)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共的实力越来越小,“前进同学的比例已由西安临大时代的50%以上降为约30%左右”。以1941年西北大学法商学院为例。当时法商学院共有400多名学生,其中国民党员约有50~60人,占学生总数的12%左右;“三青团”员100余人,约占学生总数的1/4;中共及其外围组织的学生约有70~80人,内中有少部分为中共地下党员;不谈政治的中间派学生约100余人。如果算上前三种组织中的不活跃分子或“挂名”分子,中间派学生的数量应该更多。可以看出,在政治力量上,“三青团”最强,中共及其外围组织次之,国民党区党部较弱。
“三青团”之所以活动范围广,发展迅速,能吸收部分青年参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不容忽视:其一是它经常举行一些社会活动如旅行会餐、露营、到野外散步、谈天等,团员不花钱,而且能得到许多好处;其二是它在奖学金、津贴、毕业出路、职业介绍等方面给予团员优惠服务,且注重同乡关系,注意感情接拢等;其三是对待进步青年,“三青团”不似国民党主张的“开除”或“逮捕”,而是更显灵活和宽容,所以它在一般学生眼中形象不错。不过,西北联大的“三青团”学生是分层次的,骨干分子仅属少数,大部分是普通的参与者,仅仅在有大型活动时参加一下而已。
应该注意,一般中间派学生更关心自己的学业,对有政治派别倾向的学生,尤其是与政府、校方太过接近的学生心怀警惕,因为在中间派学生眼里,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学生是“特殊”的人:不上课,到处乱跑,学期结束时教师却能给他们多打分数;有势力,谁也不敢多管;可多领奖学金、贷金,不问战区或非战区;到处检查书报,拆信,暗中探听消息;参加演剧活动发财弄钱,强迫商店小铺派要,收入的钱由演员均分,或大家在一起吃饭缝衣服;到外面囤积粮食,做投机生意等。中共地下党员和中共外围组织的学生则对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专注于学问的教师不满意,他们通过组织“读书会”之类的组织集体学习和活动,过着“严肃、清高、刻苦”的生活。
各政治派别之间也有矛盾。在西北联大,除了国民党、三青团与共产党的矛盾和斗争外,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的斗争也比较激烈。这种斗争的一般程序是:先由校内上层教授发动,再鼓动本方学生跟进,同时积极鼓动群众参与,斗争的结果往往是教育部任命新的校领导。
2.学校的对策
西北联大曾有“抗大第二”之称,左翼教师和“前进”学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此,教育部密切关注,高度警惕,在选择校领导方面十分谨慎:既要令教育部放心、又要能得到国民党高层的信任、还要能镇住西北联大师生。比如,在政治斗争比较激烈的西北大学,从最初的常委制过渡到校长制后,先后经历了胡庶华、陈石珍、赖琏、刘季洪等四任校长。为了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每一任校长都在处理好师生的政治问题上费尽心思。赖琏晚年对城固任上生活的回忆很有代表性。他说:“最可怕的,还是随时来自陕北的威胁。有了战时的艰苦环境,再加上学校每天要应付的大小问题,那班居心叵测的左翼分子,时时可以兴风作浪,制造纠纷”,虽然我“全知道纠纷的来源,又为顾全大局计,不能揭发阴谋,根绝祸害,只能就事论事,随机应变”。他一方面改进校政,为师生提供尽可能好的就学、治学条件,另一方面主动和左翼学生“约法三章”,以求学校的稳定。
另一任校长陈石珍在处理校务上是一位“比较开明的,至少是比较高明的人士”,他处理事情“不谈国共关系,避免政治问题,不偏一方,各派皆拉”,“最喜欢的学生是好用功的、常上课的、思想无所谓的、不闹事情的、能听他们话的学生。因为党团人好闹事,也不大喜欢,对已明显的进步学生只是希望他赶快毕业走了完事”。他的温和态度令学生满意,“大部分人愿意他在位”。
结 语
本文依据现在能掌握的史料,力求全面完整地反映出西北联大时期真实的生活面貌。和一切真实的生活一样,这里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记忆与经历。这种完整的生活蕴育着各种可能性,也为日后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回顾那段历史提供不同的素材。作为一种客观完整的历史研究,本文不希望以任何一种“主流”的倾向作为西北联大生活的代表,只是力图呈现出完整真实的历史画卷,全面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
《西北联大的真实生活》
一文原刊载期刊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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