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馨仝
11月6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全文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意见三十日。对照条文,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执业权利有所改善——四十八小时以内安排会见、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当时已查明的该罪的主要事实等,但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把既有部门规范提升为法律,侦查阶段辩护权的整体格局没有根本变化:侦查由办案机关主导,律师在侦查早期介入的空间仍然有限。
近期与阿根廷同行交流时,当地刑事程序的一个制度设计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阿根廷,正式的辩护工作早于刑事传唤之前。萨尔塔Estudio Teseyra律师事务所何塞·费尔南多·特塞拉(JoséFernando Teseyra)律师在《阿根廷刑事诉讼中的嫌疑人主动到案》一文中,系统梳理了正式传唤之前辩护律师可以开展的工作。征得特塞拉律师同意,本文将该文的主要内容以中文作简要介绍,并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作出提示。现在有不少中方企业在南美开展业务,因为对当地程序规则不了解,遇到刑事调查时缺乏相关经验。希望本文能帮助在阿根廷有业务的中方人员了解其合法权益和正确维权方式。
一、刑事风险不是从传唤开始的
中国企业进入拉美,第一轮关注点通常是劳工、税务和行业准入,刑事风险并非优先考虑内容。经常是突然出现刑事问题,才急于应对。从“听说有人在查我们”到“收到正式传唤”之间的那段时间卷宗在形成,证据在固定或者灭失,而企业这边常常什么都没有做。等到传票送达,很多机会已经错过。
阿根廷法对这一阶段的处理与中国不同。特塞拉文中引用了美洲人权法院2009年“巴雷托·莱瓦诉委内瑞拉案”的判决:一旦某人被识别为犯罪行为的可能实施者或参与者,辩护权即应可以行使,而且是在第一次问询之前。文中还有一个值得琢磨的论证——如果要求当事人先作陈述,才承认他有权获得“判断要不要陈述”所必需的手段,这个要求在逻辑上是循环的。因此,在正式传唤之前,当事人与辩护律师共同实施的诉讼介入,在阿根廷法上有一席之地,当地称为“主动到案”(presentación espontánea)。
二、传唤之前,律师已经可以介入
主动到案的价值,不在于向办案机关“表现配合”,而在于把决定权从被动应对拉回到知情选择。结合特塞拉的梳理,传唤之前的辩护工作大致沿着两条线展开。
一条线是“站稳”:向办案机关表明参与程序的意愿,委托律师,确定送达地址,并以可核查的材料证明当事人与当地的联系——固定住所、稳定职业、家庭照护、随传随到的具体安排。这些材料直接服务于羁押风险评估,一份可核查的地址和一套可行的到庭方案,远比泛泛声明“服从办案”有分量。如果存在羁押风险,可以同时争取替代措施:担心不到庭,就申请定期报到;担心干扰侦查,就申请限制接触,并要求办案机关说明为什么更轻的措施不足。需要注意的是,主动到案只是风险评估中的一个因素,不等于免于羁押。
另一条线是“摸清”:不了解指控的内容和依据,就无法判断该不该陈述、该不该申请替代措施。阿根廷各法典赋予辩方不同程度的阅卷和知情渠道,操作要点是具体说明所请求的信息与行使某项既有权利的关系,要求办案机关明确回应;被拒绝的,提请司法审查。与此相关的是证据保全:可能稍纵即逝、或者直接决定羁押与否的证据,可以申请紧急调取,联邦体系下检方须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拒绝后三日内可诉请法官介入。侦查也不能无限期悬着,联邦法典下可以请求法官为侦查“形式化”设定期限——但要注意,并非每个省都采用了这条规则。
至于陈述本身,阿根廷法上的处理尤为细致:律师意见书、当事人的事实陈述、法定的正式陈述,是三种性质不同的行为,文件抬头不决定其法律性质。只有联邦刑诉法典和胡胡伊省法典明文允许以书面方式作正式陈述(须律师签名);其他体系里,辩护人提交的书面材料只是意见和请求,不自动取得正式陈述的效力。换言之,开口与否、以什么形式开口,是一个可以单独决定、也应当留到最后决定的问题。
三、企业到案,不等于“单位自首”
在阿经营企业还要特别注意法人与个人的界限。阿根廷第27401号法规定了法人刑事责任,其第九条的企业豁免要求三个条件同时满足:因内部自查发现并主动报告、事前建有符合标准的合规体系、返还不当利益。仅仅由律师陪同企业到案,一个条件都不满足,不能因此主张豁免。
反过来,企业到案也不能替代董事、高管个人的程序安排。企业的辩护与高管个人的辩护是两个程序位置,个人自由不能靠公司名义解决;代表权与利益冲突要尽早排查——公司聘的律师,未必适合同时代理个人。
四、第一步,先弄清适用哪部法典
阿根廷正处在刑诉法新旧交替期,这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最容易出错的地方。目前阿全国并行六套程序体系:国家法典、联邦法典,以及萨尔塔、胡胡伊、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四部地方法典。联邦法典渐进实施,并不当然取代省法典。以萨尔塔第8520号法典为例,因第34/2026号法令推迟,中央司法区2026年5月4日才开始施行,其余地区要到2027年2月。同一省内,不同时间、不同区域的案件,适用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规则。
侦查保密期限就是一个直观的例子:联邦与萨尔塔为十天加十天,胡胡伊为五天加五天,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只有四十八小时加二十四小时。因此,“能不能先阅卷”“能不能书面陈述”“主动到案会不会被羁押”这类问题,都必须先落到哪部法典、哪个辖区、哪个时间点上,抽象的回答几乎一定是错的。对习惯了中国统一刑诉法体系的读者来说,这一点尤其需要先建立预期。
五、对在阿中方企业和人员的几点提示
一是把“早知道”变成制度,而不是运气。内部举报、审计异常、合作方被查、员工被约谈,都应当及时触发法律评估。信息到达管理层的时间,往往就是辩护空间被压缩的时间。
二是把公司和个人两条线分开。企业的程序位置与董事、高管个人的程序位置是两回事,个人自由不能靠公司名义解决,利益冲突要尽早排查。
三是注意证据的时间窗。监控录像的覆盖周期、通讯记录的留存期限、仓单与报关数据的保存年限,都远短于一个刑事程序的周期。等程序正式启动再去找,很多材料已经不在了。
四是提前确认当地合作律师。等到真遇到案件再临时寻找,语言、信任和专业方向的磨合都要付出时间成本,而刑事程序里最缺的就是时间。
结语
早期介入不是“逃避调查”,而是让企业在知道指控是什么、依据是什么的前提下,决定说什么、说多少、什么时候说。阿根廷法不要求以协助控方为代价换取辩护权的行使——这一点,恰恰是很多企业最初没有意识到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刑诉法修改仍在进程中,侦查阶段辩护权如何配置,阿根廷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可比较的样本。当然,本文只是制度介绍;企业在阿根廷遇到具体刑事案件,务必及时聘请专业律师,个案问题个案分析。
编译说明
本文根据阿根廷萨尔塔Estudio Teseyra律师事务所何塞·费尔南多·特塞拉(JoséFernando Teseyra)律师《The suspect’s voluntary appearance in Argentine criminal proceedings》一文编译整理,已经作者同意。文中涉及的阿根廷法条、判例及作者的观点性主张均以原文为准(原文的立法核验截止日为2026年11月8日)。如企业在阿根廷及西语区国家遇到同类情形,我们可与当地合作律师共同对接。
王馨仝,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曾在英国伦敦国际刑事、国际商事大律师事务所、黎巴嫩特别刑事法庭、塞拉利昂特别刑事法院、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专家咨询库”特聘专家律师,最高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北京市律师协会涉外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公益法和法律援助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会员,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律师,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技能培训项目导师,曾作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代表参加司法部主办“涉外律师人才高级研修班”集训。著有《说服法庭:讼辩高手进阶指南》,法律出版社,ISBN:9787519764821;合著《刑事辩护教程》涉外刑事案件的辩护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1345009。
王律师具有丰富的国际和国内刑事诉讼经验,深耕重大复杂经济犯罪、涉外刑事诉讼、职务犯罪、互联网犯罪白领犯罪及企业合规业务领域,所代理的多起案件取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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