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 年志愿军飞行员杨汉黄准备弃机跳伞,发现30 米外有敌机一同坠落,他毫不犹豫对准近在咫尺的死敌,落地后的场景令他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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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杨汉黄回忆录《峰云浪迹》;央视纪录片《英雄儿女》第四集《越战越强》及《我的抗美援朝故事》对其本人的采访;半岛网、江海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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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一千米,是什么感觉?

1952 年 9 月 17 日的下午,志愿军飞行员杨汉黄用最不体面的办法体验了一把:不是坐在座舱里,是挂在伞绳上。

那天是他头一回真刀真枪上天。

二十三岁,飞龄一年出头,飞行时间掰着指头数得过来。

底下是鸭绿江,是宽甸的山,再往南就是朝鲜。

他挂在伞上往下看,一米一米地数着高度。

这种时候,人最容易犯糊涂。

几分钟前他还坐在米格-15里,刚把一架F-86 的长机送进宽甸县的山谷。

再往前数几分钟,他一个人被四架敌机围在中间,尾后一百五十米有三架僚机左右包夹,僚机不见影,机群不见影。

他的念头很直:今天回不去了,那就换一个,拉个垫背的,够本。

山谷里那团火还没灭,他自己的座舱就挨了打。

升降舵连杆断了,操纵杆成了根没脾气的木棍。

飞机往下掉,掉到一万一千米,他拉了弹射手柄。

舱盖一开,风是按刀子算的。

零下几十度,氧气不到地面的一半,人往外一挂,眼睛先不听话。

他使劲睁,眼泪先流出来,眼前糊成一片。

糊着糊着,他看见斜下方三十米,有一团红。

红伞。

那阵子我军的伞是白的,对面的是红的。

刚才的缠斗里,他亲眼看着那架敌机的飞行员弹射出去,一朵伞花开在视野边上。

三十米,什么概念?你家阳台晾衣服,一伸手能碰到隔壁的晾衣杆。

天上没有墙,两个人就这么一前一后往下掉。

他伸手摸腰。

枪在。

拔出来,打开保险,举起来,对准那团红。

一个刚在万米高空打完仗的年轻人,悬在伞绳底下,准备在空中再打一枪。

这一枪到底有没有响?他瞄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落地之后他又看见了什么,能让他当场愣在那儿?

得从头说。



【一】药箱换成了操纵杆

1929 年 12 月 13 日,江苏启东县向阳村,一户佃农家添了个男孩。

家里穷,母亲走得早,他是父亲和三姐拉扯大的。

入伍之前,他念过六年书,这六年后来管了他一辈子用。

他少年时候见过的场面,跟听诊器搭不上关系。

他亲眼见过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也见过伪军的暴虐;家里穷,地是租的,人是被踩着的。

十五岁那年他跑去参加新四军,一半是被这些事逼出来的。

1945 年 7 月,他分到卫生队学医务。

这活计不体面:抬担架、洗伤口、换药、包扎,一天下来手上全是血。

它教会他两件事,一件是手要稳,一件是慌没用。

解放战争打下来,他成了医务副所长。

按这个路子走下去,他这辈子该是拿听诊器的。

转折出在1950 年。

空军到陆军挑飞行员,团里把体检的活儿交给了卫生队,杨汉黄成了体检组的人。

这事儿搁今天听着像笑话:负责筛人的医生,把自己筛进去了。

视力、前庭功能、心肺、骨骼,一项项过,几百号人筛下来没剩几个。

他也给自己查了一遍,全过。

到南京复查,出了岔子。

血压偏高,平衡测试也没过关,他被编进了地勤中队。

换个人,到这儿也就认了。

他不认。

听说地勤中队还要补挑空勤,他爬上了体检的卡车。

拦他的人伸手一挡,他说了一句:“我是医生,我身体合不合格我知道。”

测平衡那关,头朝下转圈,他硬撑着不松手。

就这么把自己又塞回了座舱。

1950 年 8 月,他从陆军调到空军,进了新乡的航校。

课表排得密:飞行理论、机械常识、气象、体能,一样不落。

飞行员苗子大多二十出头,他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在钻研飞行理论和飞行技术上。

1951 年 1 月 2 日,他第一次飞上蓝天。

这一天他记了一辈子,不过头一回不是他飞,是教员操纵,他坐在旁边“感受”飞。

真正自己握着杆上天,是再往后的事。

1951 年 7 月,他从航校毕业,前后十一个月。

同批分下去的 32 名飞行员里,他是第一个被培养成飞行教员的。

航校里飞的是初级、中级低速螺旋桨飞机。

他心里有个疙瘩:不会飞米格-15,算不得真空军。

于是把理论和技术翻来覆去地抠,苦学五个月,把这个疙瘩解开了。

1952 年 2 月,他所在的空军 17 师转场到辽宁安东,也就是今天的丹东,大东沟机场。

机场贴着江边,跑道那头就是朝鲜。

4 月,他跟着部队参加抗美援朝。

这时候得说清楚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

他自己后来的说法很实在:训练水平低得可怜,只飞了 9 个课目,是昼间一般气象条件下飞行课目里的零头,勉强够得上最起码的作战条件。

我方歼击机飞行员的飞行时长,二三十个小时;对面多数五百到几千小时,不少是二战打过来的老手。

飞机总数,人家多出六七倍。

纸面上,米格-15 和 F-86 的性能差不太多,差的是坐在里面的人和后面撑着的那套东西。

米格-15 爬得快、上得高,一门 37 毫米炮加两门 23 毫米炮,炮弹打中就够对方喝一壶,可射速慢、备弹少,开炮的时机得掐得极准。

F-86 装着雷达测距瞄准具,六挺 12.7 毫米机枪,单发威力小,可火力密、能连着泼,缠久了占便宜。

他那时候的想法很朴素:什么时候轮上自己“光荣”了,这任务也就算完成了。

这话说得轻,可他那会儿真是这么想的。

1952 年 8 月 6 日,中队一次战斗里牺牲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他僚机,叫曾仁。

他后来提起这事,说自己憋着一口气,要报仇。

气憋了一个多月,9 月 17 日,机会来了。



【二】第一次上天打仗

1952 年 9 月 17 日,任务下来了:16 架米格-15 起飞,寻歼敌机、支援陆军作战。

杨汉黄的位置是二大队二中队僚机组长机。

编队爬升到一万二千米,准备右转弯进入朝鲜领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看见正前方比自己低四百米的地方,四架 F-86 迎面飞来,而且已经压着坡度开始左转。

这一眼,看到的是三个坑。

头一个,人家已经抢好了位置。

左转是什么意思?是绕到机群屁股后头,咬尾。

空战里被咬住尾巴,等于后脑勺对着人家的炮口。

第二个,人家是老兵。

我方这十六个人里,多数没打过仗,包括他。

第三个,自家机翼底下挂着两个五百升的副油箱。

副油箱这东西,是挂在机翼下的大油桶,跑远路用的,打架之前必须先扔掉。

不扔,就等于穿着棉裤去赛跑。

对面那四架已经扔了,机身轻,转得灵。

他后来算过时间:再过三十秒,整个机群就要被咬住。

三十秒是什么概念?两架飞机对头飞,相对速度接近两千公里每小时,一眨眼的工夫就擦过去了。

他要是按程序报方位、报数量、等指令,等回声的工夫,人家已经贴到机群尾巴上了。

无线电里全是杂音,喊不清,也等不来指令。

按当时的紧急预案,谁先发现敌机谁先打,不用请示。

他左手把油门推到最大,右手扔掉副油箱,带杆上升二十米,嘴里喊了一声“左转弯攻击”,机头一压,单机朝四架敌机扎了过去。

编队里其他人还在按原航线飞。

十六架飞机排在天上,只有他这一架把机头拧了过来。

九十度交叉相遇。

距离三百来米,敌机比他的高度还低五十公尺。

这个角度、这个距离,炮弹打出去是拦在人家前头的,落点根本对不上。

他知道打不中,还是开了火。

曳光弹红通通地从天上划过去,一串一串,目的只有一个:吓唬。

管用。

敌长机以为撞上了硬茬,放弃绕后,右转就跑,把屁股亮了出来。

杨汉黄刚要咬上去,回头一看,僚机没了,机群也没了。

尾后一百五十米,三架敌僚机,左边一架,右边两架,正往里收。

一个人,四架敌机。

十六比四的账,算到这儿成了一比四。

人多的一方,被人家四个人分着咬。

天上不讲人数,讲谁抢到了角度。

他那会儿脑子里没有“战术”两个字,只有一个算盘:今天回不去了,回不去就换一个,拉个垫背的,够本。

他后来回忆这段,原话是“让高鼻子老飞陪葬”。

敌长机往左拐,他也往左拐;敌长机往右拐,他也往右拐;敌长机俯冲,他跟着俯冲,把角度封死。

人家飞 S 形,他也飞 S 形,把人家绕出来的每一道弯,原封不动地复制下来,再反手扔给尾后那三架。

这招土,可管用。

三架僚机想开炮,前面挡着自己的长机;想救长机,又抓不住杨汉黄的位置。

五分钟,四个人在天上绕成了一团乱麻。

他自己的说法是,谁能有效攻击半秒钟,谁就赢。

五分钟之后,敌长机的手脚用尽了。

也许是连续剧烈机动把体力耗光了,人家放弃急转,做了一个平缓的转向,动作迟疑了半秒。

半秒,在空战里够长了。

杨汉黄把瞄准具的活动光环稳稳套上去,三门炮一起响——一门 37 毫米,两门 23 毫米。

敌长机冒着烟栽下去,落在宽甸县的山谷里。



【三】三十米外的那团红

几乎就在同一个瞬间,他自己的座舱也挨了打。

升降舵连杆断了。

这东西是干啥的?是操纵杆和舵面之间的那根“筋”。

筋一断,杆子还在手里,飞机已经不听了。

机头往下沉,越沉越快。

一万一千米,他拉了弹射手柄。

弹射这一下,座椅把人往外顶,人是被“扔”出去的。

伞包有延时,这段时间里人就是个自由落体,风声灌满耳朵,什么也听不见。

跳伞这词,在他们师里那阵子不算好词。

此前师里弃机跳伞十人次,七人牺牲,三人受伤。

弹射跳伞系统和试用的火箭伞都有先天不足,飞行员手册上的动作他能做到分毫不差,牺牲和受伤的同志留下的教训他也一条条记着,还是接连碰上五次险情。

一次是出舱的姿态不对,一次是伞绳的缠绕,还有几次是伞衣开得不利索。

这些事他后来在回忆录里一条条写过,写得干巴巴的,像在填一份故障单。

五次险情处置完,伞总算开稳了。

人悬在伞绳底下,往下飘。

高空跳伞最难的不是开伞,是开伞之后那几分钟。

氧气少,人犯迷糊;风大,脸和眼睛先受不了;伞绳勒着,胳膊抬一下都费劲。

那几分钟里,脑子是清楚的,眼睛不听话。

极寒、气流、缺氧,三样东西一起上来。

眼睛睁不开,睁开了也看不清,泪水顺着脸往下淌,糊得眼前一片白。

就是这一片白里,他看见了那团红。

白伞,红伞,这是那会儿最好用的识别办法。

他刚才击落的那架敌机,飞行员是弹射出去的,那朵红伞他亲眼见过。

三十米。

同一个空域,同一个下落方向。

他伸手摸腰,把配枪拔出来,打开保险,举枪,对准那团红。

在高空举枪是个什么滋味?手冻得不听使唤,风把胳膊往一边推,伞还在晃,目标也在晃。

他眯着眼锁定目标,随着高度一点点下降,空气慢慢变厚,视野也一点点清晰起来。

伞落在一处山腰。

落点是他自己挑的——高度降到一百来米的时候,他看准一块坡度三十度左右的坡面,末了落在三棵树之间的石头上。

这种地方落地,脚下一滑就是骨折,他偏偏站住了,身上一点伤没有,成了师里第一个毫发无损、自己走回去的跳伞飞行员。

双脚踩实地面的那一刻,他抬眼望向旁边,眼前的景象让他当场愣住,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动弹。

四面八方,人往他的落点跑,顺着山坡往上爬。

那是当地的民兵,任务交代得很清楚:是敌人就抓,是自己人就接待护送。

确认完身份,有人握着他的手说:“同志你辛苦了。”

他被扶着下山,半道上遇上前来接应的部队。

上了车,他跟民兵一个一个握手道谢。

车开出去老远,那帮人还站在坡上招手,一直目送到看不见。

他后来提起这个场面,记了一辈子。

跳伞那天,他并不知道这一仗只是他在朝鲜上空五十七次出征里的一次;他也不知道,三个月后还有一场更难缠的仗在等他。



【四】账面上一架,心里一架

这一仗的账面很好算:击落一架,损失一架。

飞行员的战果是用红星记的,喷在个人座舱盖左下方。

击落一架,喷一颗实心的红五星;击伤一架,喷一颗虚线的红五星。

他那一年的座舱盖上,多了一颗实心的。

可他自己对这仗的评价,是“带遗憾的胜利”。

敌人打下来了,机群保住了,飞机没了。

这笔账在他心里搁了很久。

飞机没了,账还得记。

战果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要看照相枪的胶卷,要等地面部队找到残骸,要同组的人作证。

三样凑齐,那颗红五星才喷得上去。

他后来跟人聊这一段,说得最多的不是自己怎么打下来的,是那架飞机——飞机不是他个人的东西,摔一架,部队就少一架。

真正让他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的,不是这一仗。

1952 年 12 月 20 日,朝鲜大同江上空。

僚机掉队这件事,在空战里很要命。

双机是一对,一个咬,一个封,谁落单谁就少一只眼睛。

那天他成了单机,对面是一群F-4U。

他咬住其中一架,几次攻击正要开炮,都被对方一个急转弯钻到机腹底下溜掉。

几个回合下来,一招不灵,换一招也不灵。

当他佯装返航、把飞机拉远,又从敌机后下方悄悄折回去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几分钟后从照相枪里冲洗出来的那卷胶卷上,会留下一个让所有人得看两遍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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