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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晗驰、洋紫、李小天
编辑|李小天
当世界在为一切祛魅,深圳却在入魅。
最近,这座城市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刮起一阵风潮。起因是西班牙政治学者圣地亚哥·阿梅西利亚在游览深圳后,写了一篇充满感慨的帖子。他对着满街穿梭的无人机外卖、刷脸即走的便捷支付、机器人在商店里熟练地配餐,以及正在试运行的飞行汽车,发出了一句直击灵魂的感叹:“希望我的祖国,也能有一个深圳。”
这句带有期待及艳羡的话语,被国外网友疯狂转发,把#ShenzhenTravel轰上了热词榜。
起初,这股热度还停留在网红和博主的镜头里,来自埃及的旅游博主惊叹深圳是“未来科技与日常生活的完美缝合”;波兰旅游博主则在视频里称“这里像生活在2050年”。随后,精英圈层也加入其中。一位美国硅谷的投资人发文:深圳的地铁与火车无缝接驳、街道干净、空气清新、公园如画、电子支付极致便捷、当地居民友善热情。最后,他用“震撼”二字为深圳定论:“总体而言,这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一切的建设和组织方式都令人叹服。”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认可并不仅停留在生活的便利、设施的发达上。
时钟指向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在这里举行。这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东道主,时隔十二年,重任交到了深圳手上。
在APEC相关活动前夕,墨西哥环境与自然资源部部长巴尔塞纳走访了大沙河、人才公园、洪湖水质净化厂。在这片曾被污染、如今却清澈见底的水域旁,她郑重表示深圳是恢复河流、修复生态系统方面的典范:“我们有三条很长的河,用中国的这些经验,可以解决数百万人的问题。”这是一位客人的肯定,更是一个国家寻求发展与治理智慧的渴望。
放眼全球,尤其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在竭力寻找更好的发展路径。渴望从荒滩到高楼、从代工到智造、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华丽转身——渴望打造“本国版的深圳”。
民间网红的赞叹、国际精英的折服、国家部长寻求解决治理难题的“药方”,深圳的魅力正在跨越阶层与国界。当全世界的目光汇聚于此,深圳是“无人机送奶茶”的科技秀场,也成为一个关于城市治理、绿色生态和人类美好生活可能性的生动样本。
在这个空间里,“希望我的祖国也能有一个深圳”,成为极具时代意义的集体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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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深圳?
美国城市学家、《创意阶层的崛起》作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评价深圳时写道:“当今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故事莫过于中国的崛起;最紧迫的问题,莫过于一个制造业大国如何走到创新的前沿。……推动这一转变的主要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是企业的研发投入、基层制造商、高度密集的供应链,以及一个懂得‘服务’而非‘指挥’企业的灵活地方政府。……硅谷并非唯一的创新范本,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深圳的模式或许更有借鉴价值。”
深圳的经验,与其说是一套可以照搬的政策清单,不如说是一种演进逻辑:先以开放和成本优势嵌入全球分工,再依靠市场化的企业、密集的供应链和不断试错的制度环境,一步步沿着价值链向上攀升。这也为今天的后发经济体提供了一套跻身世界经济秩序的范式与路径。
而要理解这种“可借鉴”从何而来,得先回到这条路的起点。
五十年前,其前身宝安县是一个没有“全球城市”想象力的起点,国内生产总值仅1.79亿元,不到当时香港的1%。但开放的门一旦推开,五十年来就没再合上过。到2026年前10个月,深圳进出口达到5.25万亿元,同比增长40.9%,已成为内地首个突破5万亿大关的城市。
深圳市统计局数据显示,这片不足两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在2026年前三季度撑起了30250.85亿元的经济体量。与此同时,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2453.1亿元,强度6.67%,居全国城市首位。当不少超一线城市走向“去工业化”时,深圳2026年前三季度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仍保持了9.5%的增速,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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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深圳宝安滨海文化公园
创新、多元、包容、开放,在深圳不是姿态性的描述,它们背后有可验证的数据支撑。而要看它们如何在具体的空间运转,APEC会议期间的华强北是一个锋利的切片。
走进这片街区,撞进视线的先是众多异域面孔:外国客商在一米柜台间穿行,多家档口前立着“离境退税”标识,“即买即退”已经从政策条文变成柜台的日常操作。
华强北核心街区仅1.45平方公里,聚集超十一万家商事主体和三十五家专业市场,涵盖逾百万种电子元器件。日均约三百万件的包裹从这里发往全球,年交易额达到4800亿元,孵化出了上百家上市公司。
一位墨西哥采购商在档口试戴AI智能眼镜,用带口音的英语说出一句报价,不到两秒,镜片显示区便跳出了实时翻译的中文。档口老板娘一边在计算器上敲打,一边从柜台下摸出更高算力的样机,告诉对方如果当天定方案,第二天下午就能在东莞的厂子里看到开模样品。
这样的对话,每分钟都在上演。来自东南亚的硬件创业者,上午还在修改录音卡片的草图,傍晚六点一块带着余温的功能样板便摆在了柜台面。“上午画图纸、下午出样品、次日发全球”的节奏,让以月为单位的硬件研发像另一个时代的产物。
华强北的喧嚣,源于它在一公里半径内压缩了一座城市的核心能力:产品的丰富、响应的极速、以及全球采购者和供应链之间的咬合。这和深圳本身在做的事情,是同一套逻辑。
如今,从深圳发往海外的产品里,最引人注目的已变成机器人、AI眼镜、3D打印机与智能终端。在AI大模型兴起的初期,全球新增投资流向了云端数据中心和算力芯片。到2026年,大模型加快向终端设备下沉,业内称之为“物理AI”。这类新硬件的研发到量产,几乎能在深圳及周边完成,所需的高端芯片与关键部件多来自APEC其他经济体,产品也主要销往亚太各地。深圳的“九成现象”在这里成为注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研发机构、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集中在企业。
从出口加工到自主研发,从“世界工厂”到创新之城,深圳每年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近两万件,全社会研发投入从2020年的1510.8亿元增至2024年的2453.1亿元,企业研发投入占其中的93%以上。这意味着创新的方向盘握在产线之间,而非悬在远离制造的某处。
供应链的厚度,则是创新的地基。以AI眼镜为例,戴着是否舒适、能否全天佩戴,取决于镜架、镜片和验配工艺。而龙岗区自1983年第一家眼镜厂落户,至今已聚集了近千家制镜企业,周边城市的人工智能与AR企业无数。这种“成熟产业给新产业当台阶”的现象,并不是自然长出来的,它有一段漫长深厚的铺垫期。
在“三来一补”的初期,来深投资的多是港台企业,随后欧美日资本逐步进入。1983年三洋电机在蛇口成立独资公司,此后北方电讯的数字程控交换机生产线、爱普生的针式打印机生产线相继投产,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建厂。到1990年,深圳电子工业已经从仅有的一家县办企业,发展为六百多家企业组成的、产品门类较为齐全的现代电子工业体系。
外资带来的不只订单,还有技术标准、管理方式和被流水线训练出来的产业工人,以及一种可被全球制造体系通用的能力。
这种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连《日本经济新闻》的评论员都感到意外:深圳形成了大量“方案公司”,即便创业者没有自己的工厂、设计部门和研发团队,只要有想法,这类公司就能快速完成资源整合与信息对接,在短时间内把产品推向市场。
华强北的一米柜台、龙华大浪的时尚小镇、龙岗的横岗眼镜基地、光明的时间谷、罗湖的水贝珠宝聚集地、南山的南油服装批发市场——这些看似分散的节点,共同构成了一张产业网。而这张网络接住的,是一种稀缺的城市能力——深圳不仅接纳新技术,还愿意为新技术提供一个允许它试错、迭代的“超级试验场”。
在南山科技园,午休时分的写字楼下,载货无人机沿既定航线降落,咖啡和简餐稳稳落入智能接驳柜。低空经济已经从政策文件里的概念,飞向城市各处。三百一十条低空物流航线、一千二百个起降点,载货无人机年飞行量突破一百万架次。
商业闭环之所以能在这里率先合拢,不是因为技术从一开始就完美,而是因为深圳率先向低空开放了真实、高频、复杂的城市配送场景,飞控算法在楼宇气流和海量订单中被反复打磨,边际成本才有机会被压到足以跨过商业化门槛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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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广东华沿Elfin协作机械臂
同样的逻辑也发生在数字支付、机器人调度和无数技术细节上,当一项项新技术在深圳的高密度场景中完成“街头练兵”,它们便具备了向海外输出的底气。机器人产业的爆发式出海,是最典型的示例。
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对APEC其他经济体出口的机器人达48.6亿元,同比增长7.5倍。在人力成本高企、制造业回流迫切的欧美市场,以越疆、优必选为代表的工业协作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正批量走进汽车装配线,完成高重复度与高危工位的操作。而在商业、服务业蓬勃发展的东南亚和日韩市场,以普渡科技为代表的商用服务机器人,早已成为曼谷、新加坡、东京星级酒店和连锁餐饮店的“标配员工”——它们不仅能自主乘电梯送餐、在狭窄桌椅间灵活穿梭,甚至还能用多国语言迎宾揽客。
增速背后是“场景经验”的打包出海——先在深圳跑通,再把经验证的运营逻辑和成本结构交付至更远的市场。这时,深圳产出的就不只是集装箱里的产品,而是把创新、制造与生活场景压缩后,造就的那种可被学习、可被拆解、走向全球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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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复制”?一张全球地图
毋庸置疑,打造“本国版深圳”,正在成为不少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目标。
越南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它有年轻、充足、努力的劳动力,又在中美博弈中接住了中国供应链外溢的机遇,正迅速成长为全球供应链重构中的关键一环。“越南很像21世纪初刚起步的深圳”,这是不少扎根越南的中国出海人的共同感受。
北部的北宁省,是这种“深圳感”最集中的地方。它地处红河三角洲,紧邻首都河内,离内排国际机场不远,高速公路和内河航运四通八达,物流成本低,三星、佳能、海尔等外资企业纷纷在此建厂。三星是最早的标杆:2008年三星在北宁安丰的工厂投产;截至2026年6月底,三星在北宁和太原两省的生产基地累计出口额已达5000亿美元。
2025年越南推行省级合并,北宁与北江合为新的北宁省,招商势头没有减弱。2026年一季度,北宁新批138个项目、增资89个项目,总投资约52亿美元,外资吸引额位居全国第四。地方治理也是它的招牌:在合并后首次发布的2025年省级竞争力指数(PCI)中,北宁跻身“良好治理”第一梯队,并在“主动施政”和“行政合规成本”两项排名全国第一。
特区、招商、基建、区域协同、灵活的政策,这首熟悉的“春天的故事”,在越南同样唱得悦耳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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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越南胡志明市
经济增长数据同样瞩目亮眼:越南2025年经济增长8.02%,为近15年第二高;2026年前十个月进出口总额约1.0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3%,首次突破万亿美元。越南2026年的目标是GDP增长至少10%。
但越南的野心不止于做“世界工厂”。政府正在着力激活本土民营经济、扶持核心产业,向产业链上游攀升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2025年5月,越南出台旨在发展民营经济的第68号决议,首次把民营经济定位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驱动力”。在此之前,民营企业长期排在国企和外资之后。决议提出,到2030年民营企业数量翻一番,达到200万家,并培育至少20家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大型企业。越南今天的大型企业集团,大多是在1986年“革新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它们的成功部分得益于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而新一轮改革则希望民营企业在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份雄心有其背景。过去多年,越南的高速增长主要靠外资拉动,它也是企业为规避美国关税、把产能移出中国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代价是对外资和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2025年前十个月,越南对美出口1262亿美元,同比增长27.6%,占出口总额的32.3%;2026年前八个月,外资企业贡献了越南约80%的出口,本土企业只占约20%。
对此,胡志明市证券公司(HSC)首席市场策略师Tyler Nguyen认为:“这项决议旨在为本土民营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它们能更有效地与外企和国企竞争。这和亚洲‘四小龙’走过的路很相似。”
不仅是越南,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印尼,已经把“对标深圳”已经写进了官方表态。
2025年3月,印尼中爪哇省的巴塘工业园升级为经济特区,总统普拉博沃亲自出席揭幕,宣布要把它建成“印尼的深圳”。这个占地4300公顷的园区,是印尼最大的国有经济特区,也是中印尼“两国双园”合作的组成部分:企业所得税最长可免20年,土地使用权最长80年,从签约到厂房投产不过两年多。附近的肯达尔经济特区一期很快招商满员,入驻的多是来自福建、广东的纺织、家具、小家电企业。普拉博沃的雄心还不止于此,他计划在全国建设至少38个经济特区,做到每个省都有一个。
如果说巴塘学的是“早期深圳”,那么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共建的柔新经济特区,复制的则是“深港组合”。
2025年1月,两国正式交换协定:新加坡如同当年的香港,提供资本、金融和总部服务;隔海相望的柔佛如同当年的深圳,提供土地、劳动力和水电。特区面积达3505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深圳和香港加起来。2024年,柔佛州务大臣曾专程率团赴深圳考察取经。如今特区已从规划进入落地阶段:2025年获批投资769.8亿令吉,2026年1月至5月又识别出741.2亿令吉的潜在投资;截至2025年底,柔新特区已占柔佛全州投资流入的85%。英伟达、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纷纷在柔佛建设数据中心,这里正成为东南亚新的算力枢纽。
而从红海之滨到中亚草原,“下一个深圳”的名单正在变长。
在中东,沙特颁布的“2030愿景”与阿联酋规划的“ We the UAE 2031”,正在通过兴建经济特区、智慧新城等经济多元化转型战略,为后石油时代的发展谋篇布局。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自2016年起推动市场化改革,哈萨克斯坦依托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发展跨境物流和加工,同样在用开放政策承接中国产能。
在非洲和拉美,“深圳模式”更多以中国企业“建园区、带产业”的方式落地。被称作“非洲的深圳”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2008年开建时还是一片荒漠,如今已入驻企业200余家,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销售额超73亿美元,巨石集团在这里建起了非洲大陆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哈瓦萨工业园,曾让这个东非国家一度被寄望成为“非洲制造中心”;在大洋彼岸的墨西哥,蒙特雷附近的华富山工业园号称“北美第一个中国工业园”,已与40家中国企业签约入驻,把“深圳速度”搬到了离美国边境只有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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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领导人邓小平有一句很好的话: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州副州长埃尔纳·扎克索夫(Ernar Zharkeshov)特意用略显生涩的中文说出了这句话。他解释道:“我们非常务实,无论投资者来自俄罗斯、中国还是欧洲,我们都准备好一视同仁地合作。”
四十多年前,正是这种务实精神,让深圳敢于先行先试,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出发,一路走到今天。如今,这只“猫”的哲学跨越山海,成为越来越多后发国家的发展信条:不拘泥于意识形态与路径之争,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一切能带来增长的资本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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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思考:深圳为什么很难被完全复制?
但深圳并不是想造就能有。
首先是毗邻香港的独特区位。改革开放初期,蛇口连像样的公路和电网都没有,真正敢第一个把真金白银砸进来的,是隔海相望的香港实业家。当年,招商局引入的港资船厂和集装箱厂率先落地,香港的货轮早上从维多利亚港出发,下午就能靠泊蛇口,顺带送来了国际订单、工业图纸、机器设备,甚至连财务记账和合同法务规则都是直接从香港“过河”而来的。
80到90年代,粤港之间形成了经济学史上经典的“前店后厂”模式:一面是珠三角庞大的土地与劳动力腹地,一面是当时亚洲最成熟的自由港与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前店后厂”黄金分工里,香港的写字楼接下欧美订单,一河之隔的深圳连夜开动产线加工,次日一早货物经文锦渡、皇岗口岸运回香港装船出海。隔海相望的另一面,深圳早就与世界相连。
其次是四十余年大浪淘沙攒下的产业集群。
《纽约时报》曾报道,2007年初代iPhone上市前几周,乔布斯突然决定把塑料屏幕换成防刮玻璃屏。新屏幕运抵深圳工厂时已是午夜,工头立刻叫醒宿舍里的8000名工人,每人发一块饼干和一杯茶,半小时内全部上岗,96小时内就产出了1万多部新iPhone。
这个故事里出现的角色,不只有能随时集结的工人,还有方圆50公里内就能找齐特种玻璃切割、精密模具、胶水涂层和包装盒的所有供应商。
这种产业集群不是靠政府招商名单拼出来的。今天全球闻名的华强北,在1980年代初还叫“上步工业区”,当时国家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从内地三线迁来了上百家军工电子企业,这些国企带来了最早的一批晶体管、电路板生产线和精密仪器。后来随着市场放开,大批技术人员“下海”在周边摆柜台卖多余的元器件,几十万家小微企业在残酷的贴身肉搏中,才慢慢长出了今天全球独一无二的电子一条街。
在此之上,是持续三十年的“工程师红利”与移民城市文化。
1988年前后,“孔雀东南飞”潮起,深圳人才交流中心门口每天排着几百米长队,无数内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年轻人砸掉“铁饭碗”南下闯荡。深圳没有本地名校的历史包袱,却用高薪、股权激励和市场化机制,把全中国最敢冒险的理工科大脑吸纳到了这里。
正是这份空间造就了后来的商业传奇:1990年代中期,任正非在深圳科技园偏僻的“百草园”租下简陋厂房,把当时尚在襁褓中的华为研发团队拉到这里,靠着几千名年轻工程师“垫子文化”式的日夜攻关,在跨国巨头围堵中撕开了程控交换机的缺口;2006年,港科大研究生汪滔带着几个同学,在车公庙一间不到20平米的民房里捣鼓飞控系统,创办了大疆——因为在深圳,楼下就能买到螺丝和电机,隔壁就能找到写嵌入式代码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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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深圳大梅沙海滨公园
今天,深圳拥有超200万名专业技术人才,这种密集的“工程师密度”,才是任何海外园区最难在短期内变出来的核心资产。
更关键的是,深圳几乎没有排外的“原住民壁垒”。无论来自哪里,只要有想法,就能在科技园的咖啡馆里找合伙人。“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包容度,以及蛇口时期定下的“时间就是金钱”的契约精神,赋予了这座城市极高的试错容忍度。这种由几代移民用脚投票沉淀下来的企业家精神,绝不是照搬几条招商政策就能复制的。
除此之外,还有“扶持”与“竞争”并行的灵活政策指引。
长期研究亚洲经济的英国作家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在《亚洲大趋势》(How Asia Works)中,专门比较过日本、韩国、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为何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在他看来,关键不在政府管不管企业,而在于怎么管。
东亚经济体在工业起步阶段,同样用高关税、补贴和低息贷款保护本土企业,但扶持是有条件的:企业必须拿出口业绩来换。史塔威尔称之为“出口纪律”。国际市场是最严格的考官,产品卖不出去,补贴和贷款就会被收回,企业要么被淘汰,要么被合并。
东南亚国家的问题恰恰相反。它们的政府并非不干预,马来西亚扶持过国产汽车,印尼和菲律宾也有大量受保护的财阀企业,但这些保护没有附带出口考核,资源往往流向与权力关系密切的企业。被保护者只需守住国内市场,不必面对国际竞争,最终难以长成真正的工业巨头。
深圳的经验,某种程度上正是“扶持”与“竞争”并行的样本:
- 用制度松绑,催生民营企业。1987年,深圳出台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政策,为民营科技企业打开了大门,华为正是在这一年创办的。政府做的不是挑选赢家,而是降低创业门槛,让更多企业有机会上场。
- 用耐心资本补位,而非包办。1999年,深圳成立深创投,以市场化方式投资早期科技企业;之后又设立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政府出钱但不替企业做决定。
- 用应用场景培育产业。深圳率先在全市推广纯电动公交和出租车,为比亚迪等本土企业提供了大规模的早期市场。但真正决定比亚迪成败的,是它后来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 让市场完成优胜劣汰。十多年前的华强北,聚集了成千上万家手机厂商,绝大多数在激烈竞争中消失,活下来的传音把手机卖到了非洲,成为当地的头部品牌。大疆、华为等深圳企业则很早就把重心放到海外市场,在国际竞争中磨出了真本事。如今深圳超过90%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正是这种机制的结果。
史塔威尔所说的“出口纪律”,在深圳表现为一种更市场化的形态:政府搭台、松绑、补位,最终由全球市场来裁决谁能留下。
但我们去看海外的一些新特区,当企业真正尝试追求深圳速度时,却总是停留在规划图上。基础设施就已经是问题:
比如,现代精密制造需要7×24小时毫秒级稳定的电力供应,而许多新兴市场工业园却在用电高峰期频频拉闸限电,迫使工厂自备昂贵的柴油发电机;由于缺乏本地上游配套,90%的核心元器件依然要靠海运从深圳发出,一旦遭遇港口拥堵或清关延误,整条产线便陷入停工待料的库存噩梦;更棘手的是人才问题,当地虽有年轻劳动力,却极度缺乏受过工业纪律训练的熟练技工和能现场排查电路故障的基层工程师,甚至连土地与税收政策都可能随着政局更迭而摇摆。
但有意思的商业转折恰恰在于:正是因为海外市场无法在短时间内自己长出这些基础设施,它们反而对中国企业产生了更强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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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制造出海物流
如果说世界各国都在试图复制深圳,那么今天出海的中国企业,或许成为了新兴市场工业升级的施工队。
当地园区缺稳定电力,中国的新能源与电网巨头便直接把“光储充一体化微电网”搬过去,帮工业园建起独立的能源系统;港口装卸慢、清关堵,中国港口运营商直接把深圳妈湾智慧港的自动化岸桥与数字通关系统复制到斯里兰卡、巴西和尼日利亚;当地缺乏熟练工人与工艺工程师,深圳的智能制造企业干脆把在珠三角打磨成熟的“自动化产线 + 工业软件”打包成“交钥匙工程”,甚至通过云端远程运维产线,再通过海外ICT学院和技工培训中心,手把手帮当地培养出第一代产业工人。
深圳速度或许无法再造,但在海外的中国企业需要拆解并引入深圳的“某一个功能切片”。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不再仅仅满足于把集装箱里的商品卖到海外,而是开始成体系地卖设备、卖方案、卖经验、搭生态。
也就是说,海外复制的往往只是深圳的局部切面,很难一蹴而就地学到全貌;而中国企业真正的商业机会,恰恰就藏在填补这块“理想中的深圳”与“当地现实条件”之间的巨大落差里。
事实上,世界各地之所以热切地“想要一个深圳”,归根结底,是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渴望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渴望在动荡的全球化变局中抓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业化未来。
而每一次对深圳经验的借鉴、拆解与复刻,背后铺就的,皆是中国企业奔赴全球的宝贵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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