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四川石棉县,彭德怀到当地视察时,专门提出要见一个普通农民。这个人名叫帅仕高,曾经是安顺场的船工。几十年前,他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渡过大渡河,后来却因身份暴露,被迫离开家乡,流落到大凉山,做了多年奴隶。
彭德怀见到他时,没有立即谈眼前的生活,而是问起了一件旧事。帅仕高年事已高,双眼又有一只失明,面对这位将领,只是摇头说:“记不清楚了。”
彭德怀笑着提醒:“当年给你的八块大洋,还是我亲手交的。”
这句话一出口,房间里的人都明白了。眼前这个沉默的老人,正是当年帮助红军渡河的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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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1935年说起。
那年5月,红军长征部队抵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河面水势凶猛,北岸又有国民党军队据守,渡河并不是简单的摆渡。当地地主赖子忠担心红军过河,提前烧毁渡船,还把熟悉水情的船工抓到北岸,企图让红军无船可用。
帅仕高当时二十多岁,留在南岸,没有被抓走。他听说红军正在寻找船只,心里十分不安。那个年代,普通百姓见到军队,往往先想到的是征粮、抓夫和盘问,很难判断对方究竟是什么来路。
红军找到他家门口时,帅仕高没有马上开门。门外的人没有强行闯入,只隔着门解释:“老乡,我们是红军,不会欺负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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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打开门,看到的是穿草鞋、着旧军装的士兵。衣服虽然破旧,态度却很客气。帅仕高这才放下戒心,同意带人到河边,并和几名乡亲一起撑船。
5月25日,安顺场渡河行动开始。船只在河心刚一出现,北岸火力便压了过来。子弹打在水面上,浪花不断溅起。小船受水流和礁石影响,几次难以前进,帅仕高急得满头是汗。
船被礁石卡住后,他把绳子系在身上,跳进冰冷湍急的河水,用身体顶着船只前行。这个动作极其危险,稍有不慎就会被水流卷走。可在当时,船上的红军战士已经没有退路,帅仕高只能咬牙坚持。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受命参军,也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只是一个靠撑船养家的普通人。正因为熟悉水性和河道,他成了渡河行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接连几天,他往返两岸,把红军战士送到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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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准备离开时,给了他八块大洋作为酬劳。帅仕高收下银元,却一直追问红军还会不会回来。对他而言,那支军队不只是过河的客人,更是少数真正把百姓当人看待的队伍。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相遇竟让他付出漫长代价。红军离开后,地方势力很快查出帅仕高曾经帮助红军渡河。他被列入抓捕对象,乡亲们催他赶紧逃走。一个熟悉河流、从未远行的年轻船工,只能离开安顺场,四处躲藏。
他一路逃到大凉山。那里交通闭塞,地方土司势力仍然强大,外来汉人很难独自生存。为了保命,帅仕高投靠当地首领,名义上是养马,实际上却失去了人身自由。
活儿重,吃不饱,睡觉只能挨着牲畜圈。稍有差错,便会遭到打骂。几年下来,他疾病缠身,身体迅速衰败,一只眼睛也逐渐失去视力。曾经在大渡河上撑船的年轻人,慢慢变成了一个衰弱的老人。
他始终没有忘记红军。夜深时,他会想起当年那些穿草鞋的士兵,也想过他们是否已经打了败仗。帅仕高不知道,红军后来建立了新中国;更不知道,解放后有关方面一直在寻找这位帮助过红军的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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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他离乡太久,外界只知道安顺场有这样一位船工,却不知道他已经被困在大凉山。直到1952年,人民解放军进入凉山地区开展剿匪和社会改革,帅仕高才被从山寨中解救出来。
登记身份时,他用汉语回答问题,引起了工作人员注意。一次交谈中,他听说面前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顿时失声落泪:“红军真的回来了?”
这场重逢来得太晚,却没有被遗忘。确认身份后,相关部门把帅仕高接回家乡,给他安排住房、土地和生活补助,并设法为他治疗眼疾。多年奴隶生活留下的伤痕,无法一下子消失,但他终于重新成为一个有户籍、有住处、能够自己安排生活的人。
1965年,彭德怀在石棉县听说帅仕高也住在那里,便点名要见他。两位老人隔着三十年的风雨重新相认,谈起的不是功劳簿,而是大渡河边那条摇晃的小船,以及当年交到船工手里的八块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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