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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乃国之大宝,两浙盐区自古以来便是国家重要财赋之地。不过,学界之外,鲜少有人关注底层盐民群体的命运。研究发现,清代盐政体制下,对盐民采取的是户籍死绑与单向剥夺的“赋役导向”治理,盐民社会地位低下,两浙盐区如宁海长亭甚至出现有丁无地的山灶丁“赤脚光丁”困境。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面对盐税锐减、运销受阻与军需告急的危机,两浙盐区为增加产量稳住队伍,“组训盐民”,推行盐工福利事业,筹建盐工子弟学校,不仅提升了盐区文化水平,更将底层盐民重塑为“抗战基本盘”的盐工,盐民身份枷锁逐渐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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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僵化与死绑:清代“赤脚光丁”的生存困境
在两浙沿海这片广袤的盐场上,生活着一个世代以煎盐为业的特殊群体——盐民(旧称灶户,其丁口称灶丁)。长期以来,他们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承载着国家沉重的赋税与劳役。在明代,灶籍管控严苛,灶丁子弟改业与应试长期受到限制。
至明中后期,禁令逐渐松弛,但“灶籍低人一等”的身份偏见在民间根深蒂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盐民的文化上升通道。宁海长亭盐场存在许多宗族的家谱序文由外地秀才代笔的现象,或可从侧面说明灶籍阴影不仅关乎赋税,也关乎尊严。
清代盐政承袭明制,以严苛的灶籍将盐民牢牢绑定在特定的地域与职业中。更为残酷的是灶籍的世袭性:“充丁之后,子孙承袭,无从委卸,兼有沧桑更变,着落摊赔。”
随着自然环境变迁与人口流动,这一僵化制度在浙东宁海更是衍生出了令人惊诧的怪象——“山灶丁”。
传统意义上的海灶丁,以刮土淋卤、煎盐为业,世居海滨,拥有官方划拨的荡田(盐田)。他们的赋役与生产资料挂钩,属于“有地有丁、地丁对应”。
但据雍正年间宁海知县黄光岳撰写的《社仓碑记》记载,长亭盐场竟有“山丁五百三十五丁,每丁课银七钱二分零;又一百丁,每丁课银八钱零,俱山居谷汲,与海窎远,原无荡地,不事煎盐”。这群寄居山区、根本不产盐、无荡地可依却因户籍册上赫然写着“灶籍”,必须世代缴纳盐税的灶籍人户,即山灶丁中的赤贫无地者,他们被称为“赤脚光丁”。
究其来源,一是“被动失产”:明代海岸淤涨,盐场外移,卤水淡化,旧荡废置,灶户迁居山区而灶籍未销。也就是说,一旦入了灶籍,即便举家迁居深山,税役也无法剥离;若遇人丁凋零,税额还要由剩余户众摊赔,负担层层加码。这对于长亭盐场周边的山区农户来说,春种秋收本与盐务无关,却要为一项“祖宗传下来的盐税”世代买单。
二是“主动投充”:明代民间杂役兵役繁重,山区农户趋轻避重、自愿投充灶籍。殊不知这如同饮鸩止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躲避了劳役,却将子孙后代永久锁死在了一个名存实亡的盐业身份中。这种“有丁无地”的倒挂现象,使得长亭盐场山丁数量(635丁)竟远超海丁(389丁)。
海丁与山丁,一个带“海”,一个带“山”,看似天差地别,实则背负着同一种枷锁:灶籍。海丁以荡地煎盐抵课税,尚算名实相副;山丁无田无盐,只能以农桑所得硬扛盐税。“山灶丁”并非宁海独有,碑文提到“台属所谓赤脚光丁”,说明台州府属的杜渎等盐场也有这样的人,然而长亭场的倒挂现象尤为严重。
到了雍正年间,朝廷虽然推行“摊丁入亩”,但在丁银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山灶丁的丁银也难以豁免,不仅如此,更存在被转移加重负担的可能。面对“不煎盐却交灶丁税”的荒诞局面,知县黄光岳展现了地方官员的担当。他没有机械执行上意,而是层层上报,最终通过“跨场调剂”(调用鸣鹤场等新涨荡地的盈余银两),跨场抵补了宁海山灶丁的课银。
剖析这一善政的实质,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调剂在黄光岳任内及此后一段时期缓解了长亭山灶丁的赔累,但并未从制度上废除灶籍与丁银的绑定。清代以“赋役导向”的税收体制,未根本改变盐民作为税源提取对象的地位。直到清末,户籍上的“灶丁”二字依然是他们无法挣脱的枷锁。
需要说明的是,清末以后,随着盐场裁并、灶课归并和盐务管理近代化,灶籍对人身与职业的强制约束进一步松弛,盐民在行政分类中逐渐由“灶丁”转为“盐民”“盐工”等称谓。但北洋政府设盐务稽核总所以盐税担保外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整顿盐务,其重心仍在税源控制与运销统制,盐民作为被提取对象的身份并未根本改变。
二、赋能与重塑:战时盐工子弟学校与身份演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两浙盐区深陷军事拉锯与经济统制的双重困境。至1942年浙赣会战后,浙东盐场的敌后孤岛态势进一步固化,盐民被迫增产以充军需。此时,盐不仅是国家支撑抗战财政的重要支柱,更是支撑大后方军民食用与抗战军需的战略物资,中日双方对盐资源的争夺异常激烈。
在一边是产运萎缩、一边是军需告急的极端矛盾下,1942年国民政府推行盐专卖制度,将盐业产销纳入国家管控,盐税加于盐价中征收,寓税于价,随购盐行为转由消费者承担,课税环节与形式由此改变。但盐区长期民风蔽塞、教育落后的问题,在战火中也愈发凸显——多数盐工世代制盐、目不识丁,既难以理解战时盐务政令,更缺乏对抗战形势的认知,甚至因信息闭塞产生对当局的误解。
正是在这盐业关乎抗战命脉与盐区教育极度匮乏的双重现实下,两浙盐务管理局(简称两浙盐务局)深刻意识到:要保住盐税、增加产量,就必须稳住盐工队伍,必须从改善盐民生存状态入手。
1942年5月,两浙盐务局要求各盐场组织增产促进会,明确提出策动盐民增产,首应实施严密组训。在随后的文件中进一步强调,筹设盐民学校是为了弥补地方机关力量之不足,使盐务政令易于宣扬。这表明,国家已经认识到,仅靠强制命令无法应对复杂的战时环境,必须通过教育和组织手段,推行战时福利体系,将散漫的盐民转化为有政治认识、能理解政府法令的现代劳动力,再将其转化为可动员的“抗战基本盘”。
清代文献多以“灶丁”“光丁”等歧视性词汇称呼盐民,而抗战档案中则已经统一规范为“盐民”及其子女“盐工子弟”,盐工获得了具有特定权利和职业尊严的身份。从贱役性灶籍到职业性盐工身份,这带有新型社会契约色彩的改变,说明盐民身份枷锁已经开始打破。
在各项福利事业中,盐工子弟学校的举办最具深远意义。1942年12月,两浙盐务局计划在长亭、南监、双穗、长林、北监、杜渎、黄岩等7个盐场各设立盐民完全小学1所,每所学校年支经常费27120元,另外,各盐场开办盐民学校,每所学校开办费13000元。
为了解决办学等福利经费问题,两浙盐区创立了盐本代收(福利捐)的机制。自1942年9月起实施“每担盐代收1元盐本”政策,后有部分地区升至2元,以此作为盐工福利事业的专项经费。盐工福利经费来自盐本,本质上是从盐工所产盐的价值中提取一部分再返还为福利,不是纯粹的财政恩惠。
以黄岩盐场为例,其登记盐工8000余名,计划于盐区13个场务所筹备12所盐民子弟初级小学,其办学经费以盐工福利捐为核心来源,初期对每担盐征收福利捐1元,共征得18万余元,这笔资金主要用于前期福利事业的启动以及盐工子弟小学的建筑费开支。
1943年5月起,黄岩盐场福利捐标准提升至每担2元,预计5月至12月产盐40万担,可征收福利捐80万元,其中40万元作为经常事业费,用于日常教学、人员薪资与校具添置;另外40万元作为永久基金,仿照学田办法,以构建长期保障机制。
为了将资源精准投放,学校实行了差异化待遇。档案显示,对于确系盐工子弟的,全部免除学杂费和书籍簿册费(包括笔墨纸砚及学米代金);而非盐工子弟,仅免学杂费及学米,书籍文具费需自行承担。这种差别性的福利投入,有助于增强盐民对“盐工”这一职业身份的认同感。
学校课程设置上,除了采用教育部审定的国语、算术等规范教材外,还专门增设了“盐务常识科”与“战时知识”。学校确立了“体魄强健、民族意识、勤劳节俭、战时知识、应急技能、服务精神”六大训导方针,通过每日升降旗礼、国耻纪念日宣讲、时事讨论会,将民族意识与抗战建国理念融入学生心中。
为了改变盐民世代目不识丁的局面,1944年两浙盐务局针对盐工家庭贫寒、无力升学的现实,对考入公立中学的盐工子弟提供助学金。这一举措在制度上为盐民子弟打通了文化上升的通道,与清代灶丁子弟应试受限形成了鲜明对比。
针对成年盐工文化水平低、难以理解战时盐政的问题,各场区纷纷开办盐工夜校,将基础文化、盐务政策与抗战形势融为一体。档案记载,夜校学员大多为16-30岁的男性一线盐工,盐工求知心切,报名踊跃,甚至出现超额招收的现象。夜校不仅提升了识字率,也促进了国家政令在盐区的传达。
盐工子弟学校的办学并非孤立推进,而是盐工福利事业整体规划的重要一环,与盐工管理、医疗、社教等工作协同推进,形成了“教育+福利”的综合服务体系,提升了盐区人民整体文化与健康水平。如黄岩盐场在1943年成立盐区巡回医务所,设内科、外科与2支巡回施诊队,分赴盐区各地为盐工和子弟服务,为学生“施种牛痘,注射防疫,发赠药品”,解决盐工因病就医难问题。
尽管盐工福利的实际运作并非如规划一般尽善尽美,但国家与盐民关系已从“强制榨取”向“治理赋能”转变的思路已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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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
从清代被户籍死绑的“赤脚光丁”,到抗战时期接受免费教育、甚至享有升学补助的“盐工子弟”,这两个历史截面生动展现了两浙区盐场盐民身份地位的演变。而抗战时期盐工子弟学校的开办,正是这一演变中最具长远意义的制度尝试:将盐民子女的教育上升通道与盐工职业尊严联系起来,使“盐工子弟”成为一种可被国家承认、可享受特定权利的身份。
对比这两个历史截面,其主要意义在于为观察从臣民到公民的近代国家建构过程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切片。
作者:省档案馆档案故事签约作者 杨灵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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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浙江省档案馆
□ 编排:天姥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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