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工地干了约20天,母亲干了约10天,两人出事后,女儿赶到工地,想找一份考勤或工资记录,结果,连大门都没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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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21日早上6点10分,李新银、钱顺凤骑电动车去西安白桦林书香苑项目上班,快到工地时与一辆重型货车相撞,双双遇难。
姐妹俩想为父母申请工亡认定,当天跑了工地、打了电话,还是没拿到想找的材料,按家属当时的说法,截至11月16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也还没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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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门卫让姐妹俩先登记,随后联系了项目部,等来的答复是进不去,小云站在门口,先打给陈工长,父亲以前就跟着他干活,这回也是他联系父亲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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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工长确认夫妻俩在这里干外墙保温,说自己负责现场安全,让小云找劳务公司的负责人,事故发生后,他曾给姐妹俩订过一晚宾馆,也通过微信转过2000元生活费。
帮着安排住处、转生活费,他能搭把手,可问到父母在哪个班组、记录从哪里拿,小云只能再拨一通电话。
姐妹俩又联系陕西策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陈姓负责人,对方说公司没有要求工人几点上班,也没有要求他们早上6点多到场,认为交通事故应找肇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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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云随后报警,草滩派出所民警到场联系项目方,陕西中天杰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一名赵姓工作人员来到门口,确认公司承包了外墙保温,劳务由策越公司分包,并表示有需要可以配合。
小云了解到,项目施工方是中建七局,父母干活时穿的是印有中天杰能字样的工服,光是电话该打给谁,姐妹俩就绕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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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服上有一个名字,联系进场的是另一个人,现场还有一家劳务公司,这件工服能帮着往下找。
工人进场谁登记,活是谁安排的,工资又该找谁结,几件事得接起来看,姐妹俩想拿到的考勤和工资记录,正好能补上其中几环。
她们跑到工地,也正是因为父母干过的那几天,得有人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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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俩是安康市白河县冷水镇全家村人,平时靠打零工供两个女儿上学,小云说,父亲到这个项目干了约20天,母亲晚些过来,到出事时干了约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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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路人报了警、叫了救护车,小云在安康接到消息,赶到西安红会医院时,父母已经去世。
那一早,她本来只知道家里出了事,到了医院,她才知道父母出事的地方就在工地附近,她提供的急诊抢救病历记载,患者在6点57分入科,入科前已被路人发现失去意识。
据小云回忆,上午9点多,她得知涉事车辆已经找到,司机被警方控制,她说,那辆货车只投保了交强险,后来,经交警协调,司机家属先给了4万元丧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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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万元先用来处理丧事,后面的赔偿怎么谈,姐妹俩手上还没有事故责任认定书,她们又想起父母当天是往工地去的,于是除了等交通事故的处理,还得回头找用工记录。
负责处理事故的交警当时表示,案件还在调查,至于车辆离开现场的情节和责任怎么划分,要看调查得出的结论。
小云30岁,做过护士,后来在家带孩子,22岁的小萱当年7月刚大学毕业,还背着3万多元助学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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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原先觉得专升本的学费贵,是父母劝她把书读下去,平时生活费也由他们打零工来供,出事前一晚,母亲还给她打电话问吃过饭没有。
小萱当时身边吵,没能多说几句,后来她和姐姐再站到元鼎路与明光路的交叉口,才明白那通电话之后,再也问不到父母当天几点出的门了。
现在得靠家属和工友,一点一点补上他们平常从哪儿走、到哪里干活的那段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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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地门口,劳务公司负责人让姐妹俩去找肇事方,可沿着这条路走,只能先弄清碰撞是怎么发生的,事故责任该怎么分,姐妹俩要问的工亡,还有另外一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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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俩出事时是否在合理时间、沿合理路线去工作地点,事故中两人是否各自符合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条件,项目上又由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这些都得分别查清。
交警那张认定书可以帮助回答事故责任的问题,工地的工资和进场记录则可能回答另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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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东西摊开,各管一段,聊天记录能看是谁喊人来,工友能说说平时几点见到他们,事故材料能还原车撞在了哪里。
少了其中一段,剩下几段也得先留好,真到了要认定责任的时候,总得有东西能对得上。
劳务公司提到没人要求六点多到场,这个时间点自然要查,比如,同一班组平常什么时候进场,两人当天从哪里出发,事故发生的路口是不是去项目的合理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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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用工方说没设统一开工时间,能说明其陈述的管理安排,夫妻俩那天为什么出门、准备去哪儿,仍得结合工友说法、当天的行程和能查到的工作记录来判断。
《工伤保险条例》给单位申请和亲属申请分别设了期限,单位通常应在事故发生后30日内申请,单位未按规定提出的,近亲属可以在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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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不完整的,人社部门应一次性书面告知要补什么,受理后也可按需要调查核实,这个期限对姐妹俩很实际。
与其只在工地门口等回话,她们可以先向有管辖权的人社部门了解申请和补件要求,把已经掌握的材料按时间理出来。
至于分包有没有违法、能否适用建筑用工的特殊规则,还得查清合同与实际施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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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姐妹俩想知道该找哪家单位,广东英德也有家属追过这个问题,那件事发生在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年将它发布为指导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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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有承包企业,工地有实际组织施工的人,一旦出了事,双方之间的安排到底算什么,就会影响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2016年,朱展雄和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团有限公司签下商住楼施工合同,工程报建用的是建安公司的名义,现场出入口和施工标志也标着这家公司。
实际施工由梁某某组织工人,陆海峰也在现场参与管理,工程还投保了施工人员团体意外险,保单上列的是30人,没有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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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节单拿出一项,未必能说明谁在负责施工,合同、报建和现场管理放在一起,才逐步还原了工程实际上是怎么干起来的。
2017年6月9日,梁某某等人接到住建部门检查通知,在一处出租屋等候,那间房由梁某某租用,平常用来给工人开会、布置工作和发工资。
当天下午,梁某某被发现躺在出租屋内,死因为猝死,妻子刘彩丽申请工伤认定,英德市人社局作出视同工亡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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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撤销了原决定,刘彩丽随后起诉,先后经历一审和二审,诉请均未获支持。
案子直到最高法提审才有转折,2021年4月27日,最高法撤销前两审判决和市政府的复议决定,恢复英德市人社局原先作出的视同工亡认定。
后来,这件事被编为指导案例191号,裁判把出租屋的实际用途和事发当天正在等待检查的情形,与工程如何承接、实际由谁组织施工一并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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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梁某某当时在做什么,和判断哪一家企业应当承担责任,两步都要有证据。
建安公司跟梁某某之间没有直接签订转包合同,最高法认定,公司允许梁某某使用其资质挂靠施工。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资质的承包企业可以依法成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梁某某本人组织工人,也参与工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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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没有因为他被称作包工头,就把他排除在工伤保险保护之外,案子真正解决的是,有资质的企业以自己的名义承揽工程,实际又将施工交给自然人时,工伤保险责任该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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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案发生在等待工作检查时,适用的是突发疾病视同工亡的规定,西安夫妻是在去工地的路上遇到交通事故,合理的通勤时间、路线和事故责任,仍然要在这起案子里独立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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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案可以对照的地方,是工程交了几道、施工由谁组织、有资质的企业和现场干活的人之间到底怎么联系,沿这条线找证据,才能判断相关单位是否依法承担责任。
再回头看工地门口那几通电话,陈工长认得夫妻俩,也能说清他们干的活,赵姓工作人员说得出保温工程和劳务怎么分。
家属若能看到对应的入场登记、劳务名册、工资结算或者项目参保记录,就能把几个人口中的情况对上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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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张工资单,在工地平常可能就是结账时翻一下,到了这对姐妹手里,上面的日期、名字和付款人,都可能指向她们该往哪家单位找。
这也是为什么她们去了工地,明知进不去,还要一通一通打电话。
还有一份容易漏看的材料,就是项目的参保记录,建筑工人跟着项目换地方,家属手里可能没有个人缴费凭证,项目有没有按规定参保,还得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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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到有保单,也要看保的是什么,广东那起旧案里,工地买的是团体人身意外险,保单写了三十人,连名字都没附。
这张保单能说明企业给项目买过保险,工伤保险责任怎么承担,法院还要把合同和实际施工情况拿来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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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姐妹俩站在工地门口,电话打了几通,工长记得父母在这里做外墙保温,项目上的人也说得清这活是怎么分包的,可问到考勤和工资记录,姐妹俩走的时候,一份也没拿到。
她们还得等交警的事故认定,也还得回来问工地,父亲干了约二十天,母亲干了约十天,这些天的活,到底记在谁的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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