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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印度孟加拉。九岁的阿马蒂亚·森在圣蒂尼克坦读书,这座小城因泰戈尔办的学校出名,平时很安静。
那一年,城外通往加尔各答的路上突然挤满了人。他们从乡下走来,瘦得皮包骨头,边走边讨饭,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这场孟加拉大饥荒前后死了大约两三百万人。森后来回忆过一个细节:他身边的同学、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人挨饿。
饿死的是另一拨人,农业雇工、渔民、乡下手艺人,都是离稻田最近的人。种稻子的人吃不上米,这件事让九岁的森想不明白。后来他用了半辈子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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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饥荒,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老天不给饭吃,天旱了,地里没收成,人就饿死了。这个解释太顺,所以几百年来很少有人往下追问。
森成年后学了经济学,1981年出版《贫困与饥荒》,回头去翻1943年的旧账。算出来的结果让人后背发凉:那一年孟加拉的粮食供应算不上少,甚至比没出饥荒的1941年还多一些。
粮食没少,几百万人却饿死了。当时正赶上二战,日军打到缅甸,孟加拉成了后方。军队采购、战时通胀、商人囤货一起来,米价翻了几番。
城里的人工资跟着涨,还能领配给,乡下雇工拿的还是老工钱。地里的米并没有消失,它跟着钱走,从村里流进了城里。
森把这叫作“权利”的崩溃,意思是一个人还剩什么东西能拿去换粮食:一块地、一身力气,或者一点钱。饥荒年间缺的往往不是粮,是一部分人换粮的路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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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是二十世纪经济学里最有人情味的发现。它把饥荒从老天的账上划到了人间的账上。老天的账没人能还,人间的账总能找到经手人。
1998年,森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年那个九岁孩子的疑问,算是有了正式的回答。
拿森的理论去看田里的人,农民先倒下其实是算得出来的。“农民”两个字底下分好几种人:有自己地的、租别人地的,还有一寸地都没有、靠打短工吃饭的。
最惨的是最后这种。他们天天在稻田里干活,可没有一粒米归自己,挣的是工钱,吃饭得去买。米价涨三四倍,工钱不动,这道题怎么算都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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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有地的,也逃不开季节这把刀。收粮的时候粮多价低,要还债、交租、买种子,只能便宜卖;青黄不接的时候粮少价高,又得贵价买回来。
这就好比站在一部往下走的扶梯上,平时使劲往上迈还能站稳,扶梯一加速,人就被甩下去了。最狠的是第三层。
城里职员遇上灾年,顶多日子紧一点。农民遇上灾年,一季庄稼同时是他的饭和他的工作,旱灾一来,两样一起没了:地主不雇人,雇工没了工钱;自家颗粒无收,也就没东西可卖。
再加上农民跑不了。小贩挑起担子就能换个地方,农民的家当是地,离了地就什么都不剩。所以他们总想再熬一熬,等一场雨,等下一季。
真熬不住要逃荒的时候,人已经饿得走不远了。我常想,饥荒挑人其实是有顺序的:谁的退路最少,谁就排在最前面。
农民养活了所有人,退路却是最少的。
往前推一百年,爱尔兰也演过这出戏。1845年到1852年,马铃薯晚疫病让穷人的主粮烂在地里,大约一百万人死去,又有上百万人背井离乡。
讽刺的是,饥荒那几年,爱尔兰的谷物和牛羊照样一船一船运往英格兰。粮食是有的,只是归地主,归市场,轮不到种它的佃农。
往后看,海地演的是和平年代的版本。1994年底到1995年初,海地分几步大幅下调大米进口关税,这个税率到今天还是3%。
美国的补贴大米大量涌进来,本地稻农竞争不过,很多人丢下稻田去了城里的贫民窟。到2008年国际粮价暴涨,已经离不开进口米的海地一下子吃不起饭,有穷人拿黄泥掺盐和油烤成“泥饼”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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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克林顿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认了错,说那是个错误,他每天都得面对海地失去自产稻米能力的后果。一句道歉,换不回已经荒掉的稻田。
在我看来,海地比孟加拉更让人后怕。孟加拉的悲剧有战争当借口,海地却是按一套听着很合理的规则一步步走到这一步的。
有人告诉农民:你们种米不划算,买米更便宜。这话在平常年景没错。可交出种粮的本事,也就交出了吃饭的主动权。
粮食平时是商品,到了要命的时候就是命。一个国家把命交给别人的价格表,跟把房子盖在别人的地基上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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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26年,这本旧账还在往下记。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全球有3.18亿人面临严重饥饿,是新冠疫情前的两倍,其中4100万人处于紧急或更糟的状态;加沙和苏丹部分地区被确认发生饥荒,这是本世纪第一次有两个地方同时出现饥荒。
按照世粮署的说法,冲突造成了69%的饥饿,干旱、洪水、风暴这些气候灾害又让局面雪上加霜。苏丹几乎就是孟加拉的现代翻版。
这个国家曾被看作“阿拉伯世界的粮仓”,2023年4月内战爆发以后,农田撂荒,灌渠失修,种子化肥运不进去。法希尔和卡杜格利两座城被围困,饥荒随后被正式确认。
后来局势又有变化:2025年10月,快速支援部队完全控制法希尔,城里的人几乎走空;2026年,政府军打破了卡杜格利之围。可饥饿没有跟着解围一起走。
2026年5月的评估显示,近1950万苏丹人面临严重饥饿,北达尔富尔、南达尔富尔和南科尔多凡还有14个地区处在饥荒风险中。地还在,种地的人却没法耕、没法收、没法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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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在八十多年前看到的那条逻辑,在苏丹又走了一遍。救命的钱也不够。
世粮署打算2026年援助1.1亿最脆弱的人,预计要130亿美元,但按目前的资金预测,可能只能拿到一半左右。援助只能先顾大约三分之一有需要的人,剩下的人只能自己扛。
把孟加拉的雇工、爱尔兰的佃农、海地的稻农、苏丹的小农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他们败在同一个地方:分粮食的牌桌上,他们手里的筹码最少。年景好的时候,他们干的活被一层层分走;灾年一来,他们最先被放弃。
这跟命好命坏没关系,是规则一开始就把他们放在了最外圈。好在故事里不全是黑暗。
森的理论让很多政府和国际机构换了救灾的思路,不光盯着粮食产量,还看穷人手里有没有买粮的能力。以工代赈、直接给灾民发现金、村级储粮、推广耐旱作物,都是顺着这个思路来的。
这些办法不起眼,做的却是一件事:让离土地最近的人重新够得着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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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1933年11月3日出生,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2026年2月,他没能到现场,而是通过视频连线,在印度喀拉拉邦规划委员会主办的发展与民主国际会议上发了言。
从九岁站在路边看饥民走过,到白发苍苍还在讲发展和民生,他这一辈子差不多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回到标题,答案其实不复杂。
饥荒饿死人,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天下没有粮,而是有些人够不着粮。种粮的人离粮食最近,手里的绳子却最短。
我始终觉得,看一个社会稳不稳当,别只看粮仓堆得多高,要看灾年里最底层那个种地的人能不能吃上饭。产量决定能不能吃饱,分配决定能不能活下来。
人类早就有本事种出足够的粮食,还没做到的,是让种粮的人自己也吃得上饭。森用一辈子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它算不上深奥,只是总有人当它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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