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元帅聂荣臻依法下令枪决一名严重违纪的副师级干部,临刑前含泪叮嘱:给他弄点鱼吃,别让他饿着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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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光明网《沙飞:传奇与悲剧》、《党史博采》所载《聂荣臻与摄影家沙飞》、光明日报《天国里飞舞着一粒沙》及公开的案件平反报道整理而成。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一、1950年,刑前那一句嘱托

1950年3月4日的上午,石家庄郊外还带着料峭的寒意。

一片荒草坡地,风卷着黄土打在人的裤脚上。

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被两名军人陪着,一步步走向这片空地。

他没有被捆绑,身上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走得很镇定。

时间往前推九天,也就是1950年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已经对他作出了死刑判决。

再往前几个月,1949年12月15日,一桩血案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里炸开。

被判处极刑的这个人,名叫沙飞,原名司徒传,生前是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主任,正师职干部。

签发这道命令的人,是当时身兼华北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的聂荣臻。

讲到这里,很多读者心里会冒出一连串问号。

一个跟着队伍从抗战烽火里走出来的高级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会走到依法枪决这一步?

聂荣臻与他相识十二年,彼此感情很深,为什么到头来又必须由他来拍这个板?

判决下来的那一刻,这位以厚道沉稳著称的元帅当场落了泪。

在他生命收尾的日子里,聂荣臻还特别交代了一句话。

那句话是:他是南方人,爱吃鱼,想法子给他搞点鱼吃。

一位统帅为何要在临刑之前,惦记着一名死囚嘴里的一口鱼?

是旧部之情,是知遇之恩,还是元帅心底那份说不出口的惋惜与无奈?

这桩案子后来并没有真正埋进黄土里。

三十六年之后,一道再审判决撤销了原判,沙飞恢复了军籍与党籍。

一篇旧案,一头牵着抗战史上声名赫赫的摄影先驱,一头牵着一位开国元帅在法度与人情之间最艰难的一次抉择。

故事要从一粒沙子说起。

他给自己取的笔名就叫沙飞,取的是“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里自由飞舞”的意思。

要把这件事放回1950年初的大环境里看。

新中国刚刚成立几个月,人民解放军还是一支带着满身硝烟进城的队伍。

五大军区正在整编,军法制度正在健全,老部队从游击战争状态转向正规建设,纪律这根弦绷得很紧。

那个年代,战功再高,碰了国法军纪,照样要按条文办,谁也没有豁免的理由。

也正因如此,一位开国元帅亲手处理自己的老部下,才格外让人觉得沉重。

这粒沙子后来飞进了太行山里的硝烟,飞进了历史的底片,也飞进了一道让人久久放不下的难题。



二、沙飞,持相机奔赴抗战前线

沙飞1912年5月5日出生在广州潮音街,祖籍广东开平。

他原名叫司徒传,“沙飞”两个字,是他二十多岁以后给自己起的笔名。

早年的他念过广州无线电专门学校,毕业后在电台当过报务员。

1926年,他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里做报务员。

1932年,他又在汕头电台当报务员。

手里的活儿是收发电报,眼里看到的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中国。

1935年6月,他以别名司徒怀加入上海黑白影社,镜头成了他放不下的东西。

他写过一篇《摄影与救亡》,把自己为什么要拿起相机讲得很明白。

他说国家危难当头,挽救民族沦亡不是少数人能做成的事,唤醒民众是救亡运动的急务。

那时文盲依然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八成以上,单用方块字去宣传国难,不容易收到良好效果。

摄影具备种种优良特质,是今日宣传国难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这套“摄影武器论”,成了他此后十余年摄影生涯一直秉持的理念。

那是一个国家山河破碎、年轻人四处寻找出路的年代。

1936年,他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平日里最钟情的却是摄影。

改变他一生方向的,是1936年10月在上海发生的一件事。

10月8日,第二次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期间,鲁迅正和青年木刻家们围在一起谈话。

沙飞端着相机,把这一幕留了下来。

这组照片后来被公认为鲁迅照片里最传神的一幅,也是鲁迅离世前留下的那一组照片。

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去十一天,10月19日,鲁迅溘然长逝。

沙飞又扛起相机,一路拍下鲁迅先生的遗容,拍下上海各界为他送行的葬礼全过程。

这些照片投寄到上海、广东的各大报刊陆续发表,他第一次在照片底下署上“沙飞”两个字。

当时舆论里有一句评价: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

这个笔名藏着他年轻时最朴素的家国念想。

他不愿做一颗被钉死在原地的石子,他要做一粒随风飞起的沙子,贴着这片受苦的土地,去看、去拍、去记录。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一声炮响,全民族抗战的大幕拉开。

1937年8月底,沙飞背着相机从桂林出发,一路奔赴华北抗战前线。

10月,平型关大捷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他以太原全民通讯社新闻摄影记者的身份,赶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一线采访。

在前线接待他的,是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

八路军官兵浴血奋战、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场面,深深地震动了这个南方青年。

他拍下了缴获日军的九二步兵炮、缴获的日军电台、缴获汽车的一部分,还有被击毙的日军战马。

聂荣臻此前已经从报刊上看过不少沙飞的作品,印象很深。

面对眼前这个背着相机、眼神发亮的年轻人,他对这些照片赞不绝口。

沙飞郑重提出请求:参加八路军,当一名专职的摄影记者。

聂荣臻当场特批,他成了八路军的随军摄影记者。

这也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位专业摄影战士。

从这一刻起,相机不再是文人手里的玩意儿,而成了一名战士手中的武器。

沙飞是第一个来到晋察冀边区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聂荣臻对他高看一眼,工作上、生活上都给予了特殊照顾。

先说相机。

沙飞入伍时用的,是他在上海花五块大洋买来的白朗宁相机。

聂荣臻知道以后,把在战斗中缴获的一部法国产韦尔脱相机配给他,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部韦尔脱在当时是顶级相机,上海市价大约四百块大洋。

沙飞拿到手如获至宝,这部相机一直伴随他走到抗战胜利。

再说职务。

沙飞当时还不是党员,聂荣臻很快破格让他担任正团级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

军区还把一匹缴获的日本大洋马拨给他专用。

聂荣臻明确规定,今后军区的重要活动,都要通知沙飞参加。

津贴的数目更能看出这份特殊。

聂荣臻给沙飞定的每月津贴是八元。

身为晋察冀军区最高首长的聂荣臻,自己每月只有五元。

军区各部部长和军分区主要首长,像杨成武等人,每月四元。

党内有名的大才子、《抗敌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每月三元。

除此之外,考虑到文化人的生活习惯,聂荣臻特批沙飞可以不出早操。

要知道,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敌后根据地,这些安排意味着什么。

那不是讲排场,是一位统帅想尽办法,给难得的人才腾出一块能安心做事的地方。

聂荣臻对沙飞说过一番话。

好的摄影作品是在前线产生的,你应该把照相机当作自己的武器,到抗战前线去。

沙飞没有辜负这份期望。

他背着相机上了前线,追踪拍摄杨成武支队收复广灵、灵丘、浑源、蔚县、易县的战斗。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冒着生命危险,拍下《塞上风云》《沙原铁骑》《不到长城非好汉》《收复紫荆关》《攻占长城要隘白石口》等一批新闻照片。

1938年4月和8月,他在长城重要关隘浮屠峪两次拍摄八路军伏击日寇的战斗场面。

哪里响起枪炮声,他就往哪里赶。

哪里有新鲜事,他就到哪里采访、拍照。

靠着有限的器材,他拍出了独具风格和影响力的作品。

《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上》是他最有名的代表作之一。

画面里,严阵以待的机枪手、弯腰注视敌人的指挥员,身影与群山和蜿蜒的古长城融为一体。

这是当时国内第一张中共军队在长城上抗敌的照片。

长城本就是中华民族最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沙飞把战士的身影融进这道城墙,拍出了独特的视觉力量。

在那之前,日本随军记者拍了很多日军在中国长城上猖狂炫耀的照片,到处散发。

沙飞这张照片在众多媒体上发表,传遍大江南北。

中共军队在长城上英勇抗敌的影像一经出现,在舆论上对侵略者是有力的还击,对中国军民也是极大的鼓舞。

这幅作品1946年7月被收入《人民战争》丛书。

1950年8月,在北京故宫举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上,它又被放大成巨幅照片展出。

后来它入选多种全国性、全军性甚至国际性影展,被收入多种影集画册,成为中国解放区的经典摄影作品之一。

1939年元旦,沙飞等人在军区驻地平山县蛟潭庄,办起了抗日战争史上根据地的第一次摄影展览。

展览名字叫“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

十里八乡的群众像赶庙会一样赶来,从一幅幅照片上直观地看到八路军战斗和胜利的情景,引起很大轰动。

聂荣臻在开展前已经审看过全部照片,开展当天还是饶有兴致地和大家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他高兴地对沙飞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生动,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

他又补上一句,要是照片能放大,群众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

沙飞把这句话记在心里,立刻带领战友们土法上马,自制了一台土放大机。

看到放大出来的照片,聂荣臻大加赞赏。

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做什么事都有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太好到比较好的过程,只要肯努力,就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

影展结束后,这组照片被送到延安,毛泽东看后也给予了赞赏。

1939年2月,根据聂荣臻的指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成立了新闻摄影科。

沙飞出任科长。

这也是中共领导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

有了这份肯定和鼓励,沙飞像一架上足发条的闹钟,不知疲倦地东奔西跑。

他拍出的一幅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连同他的名字一起,刻进了民族的历史记忆。

沙飞镜头里,留得最久的两位故人,一位是白求恩大夫,另一位是一个日本小女孩。

1938年5月底,沙飞因健康原因在山西五台县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卫生所休养。

6月的一天,白求恩大夫从延安抵达五台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

聂荣臻等军区领导人为他举行欢迎会,沙飞一接到通知,立刻骑马赶到司令部,拍下白求恩到晋察冀后的第一张照片。

聂荣臻嘱咐沙飞,白求恩大夫要在边区工作很长时间,要经常采访、拍摄白大夫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为历史留下宝贵的形象资料。

沙飞比白求恩小二十二岁,他有一定英语基础,很快和这位加拿大大夫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白求恩不只是外科大夫,还是一位摄影发烧友。

他来中国前买了一部带柯达镜头的莱丁娜照相机,苦于没有洗印设备,一直没法冲卷印片。

结识沙飞以后,这个难题解决了。

两人聚在一起,少不了切磋摄影技巧,讨论战地摄影和一般摄影的区别,在战场上用哪种相机效果最佳,怎样拍得又快又清晰。

白求恩一手拿手术刀,一手把相机当作帮助中国抗战的另一种武器,也拍了不少晋察冀抗战照片。

他们一起向延安、向大后方、向敌占区、向侵华日军、向国外广泛发稿,让全国和全世界了解八路军仍在顽强坚持抗战。

给白求恩本人拍照,成了沙飞的一项重要任务。

白求恩决心把军区后方医院改造成模范医院,每天除了医务工作,还参与医院施工。

1938年9月15日,聂荣臻亲自参加模范医院落成典礼,沙飞拍下很多模范医院和白求恩的珍贵镜头。

1939年1月,白求恩参观影展,看到沙飞拍下的、已毁于日军轰炸的模范医院照片,十分欣慰地说,你还能让我看到它。

1939年4月下旬,白求恩带领医疗队参加贺龙指挥的齐会战斗,战场救护的手术站就设在离战场只有三公里的真武庙。

白求恩连续工作两天两夜,眼里布满血丝。

沙飞带着相机赶到现场,拍下了几张关于白求恩的经典照片。

他用相机记录下白求恩的大量工作照:检查伤病员、为伤病员治病、会见聂荣臻、在模范医院开幕典礼上讲话,还有白求恩和小八路、和民兵一起站岗的身影。

这些照片,让后来的人能直观感受到白求恩那种“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精神风貌。

聂荣臻对此十分满意,他说白求恩在晋察冀的工作是有账可查的,这些照片就是有力的凭证。

不幸的消息在1939年秋天传来。

10月29日,白求恩在河北涞源麻田岭战斗中抢救八路军伤员时,手指被划破,感染后患了败血症,医治无效。

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与世长辞。

沙飞悲痛万分,骑马连夜赶到唐县黄石口向白求恩遗体告别,流着热泪为白求恩拍下遗照。

白求恩临终前在遗嘱里写下“把相机送给沙飞”。

这份遗物,沉甸甸地托在沙飞手里。

他特别珍爱这部相机,一直随身携带、精心保护。

白求恩的高尚精神也激励着他,用这部遗赠的相机,拍下了大量中国人民抗战的珍贵历史画面。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

接到聂荣臻的命令,杨成武部于8月20日夜攻打位于石家庄井陉县以北十余公里的井陉煤矿。

这座煤矿年产优质煤两百万吨,全部为日寇军需所用,大部分运往日本。

攻下井陉煤矿,是百团大战的重要战果之一。

沙飞从前线摄影回到司令部,发现聂荣臻身边有两个日本小女孩。

原来,她们是杨成武部在攻打井陉煤矿的战斗中救出的两名日本孤女。

四岁的美穗子和她五个月大的妹妹美子,父母都在战火中亡故。

聂荣臻安排一名战士给美穗子做“保姆”,又给美子找了奶娘。

沙飞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新闻题材,端起相机追踪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

相处的日子里,聂荣臻走到哪里,都把美穗子带在身边。

他考虑再三,决定把两个日本孤女送回日方。

8月25日,聂荣臻派一位信得过的老乡,带着他给日军官兵的亲笔信,用箩筐挑着两个小姑娘,送到驻守石家庄的日军那里。

收到两个孩子后,驻石家庄的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给聂荣臻回了信,说收到小孩,对贵军人道主义精神非常感谢,将来和平后见面,定向你们致谢。

命运对这个小妹妹并不宽厚。

当年送交日方的两个小女孩,只有美穗子存活下来。

她的小妹妹因病不治,死于日军的石家庄医院。

美穗子由她的伯父接回故乡抚养长大。

这段被沙飞镜头留住的往事,四十年后又回到了公众视野。

1980年5月29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一并刊出沙飞当年拍摄的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的组照。

第二天,日本报纸就报道了这则消息,激起日本读者对美穗子姐妹命运的关注。

经过多方寻找,人们终于找到了美穗子的下落。

当时已是三个孩子母亲的美穗子,看到报纸上寻找她的报道,心情格外激动。

她给聂荣臻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当年救命之恩,希望能早日到中国,当面致谢。

这一年7月10日,适逢美穗子四十四岁生日,她带着一家人如愿来到北京。

年过八旬的聂荣臻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美穗子一家。

美穗子一家还特意来到河北井陉矿区参观访问,并赠送沙飞家人一张全家福照片,表达对沙飞的感激之情。

一张老照片,牵出了跨越四十年的一段人间善意。

讲到这里,再回过头看沙飞在晋察冀做的另一件大事——办画报。

为了更好地发挥新闻摄影的战斗作用,沙飞提出了创办画报的建议。

聂荣臻全力支持,表示筹办画报的一切经费都由军区承担,在尽量节约的前提下,要多少就给多少,需要什么人就调什么人。

为了支持制作照相制版的镜头,聂荣臻还献出了自己的望远镜。

沙飞和战友们经过两年多筹备,晋察冀画报社于1942年5月21日正式成立。

画报社定为正师级,任命沙飞为主任。

也是在1942年,沙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在申请入党时递交的《我的履历》里写过一句话:我决定站在革命的前进立场上,为民族的解放、人类的解放牺牲一己,与黑暗的旧势力奋战到底,并决心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

聂荣臻亲自审阅了创刊号的所有稿件。

1942年7月7日,抗日根据地第一本大型摄影画刊《晋察冀画报》在平山县碾盘沟村正式出版。

聂荣臻为画报题词。

题词里说,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个小小的画刊里。

它告诉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坚决英勇保卫自己的祖国,也告诉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如何艰难困苦地抵抗着日本强盗。

《晋察冀画报》从一开始就采用中英文双语。

发行对象不只是根据地军民,也面向全国和全世界。

画报在战火中不断发展,印制愈发精美,六年共出版十三期,发行三万两千份,传播到延安、重庆,甚至国外。

沙飞和战友们还出版了《解放画刊》《时事专刊》《旬刊》等画刊,共发行六十七万余册。

这些刊物在鼓舞抗日军民斗志、分化瓦解敌军、争取国际支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沙飞等人成立了军区政治部摄影训练队。

训练队共办了八期学员,部队一些团都配备了摄影员。

这批骨干后来为《人民画报》《冀热辽画报》《冀中画报》《山东画报》等刊物输送了摄影人才。

1945年,晋察冀画报社出版了十六开本《毛泽东近影集》。

1946年,又相继出版晋察冀画报丛刊《八路军和老百姓》《晋察冀的控诉》《民主的晋察冀》《人民的战争》。

沙飞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两万多张珍贵照片底片保存了下来。

这批底片受到伟人的高度赞扬。

1948年5月,《晋察冀画报》《冀中画报》和晋冀鲁豫《人民画报》合并,成为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沙飞任社主任。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这本该是一个关于才华、知遇与胜利的圆满篇章。

可历史的暗礁,往往藏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之下。



三、病榻生祸,悲剧骤然发生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长期在前线奔波,饥饱无常,他的身体早就被透支得厉害。

这家医院留用了不少日本医护人员,给他治病的是一位日本医生,名叫津泽胜。

要理解后来发生的事,得先看清压在沙飞精神上的那座山。

整个抗战岁月,他镜头里装过太多日寇的惨无人道。

村庄被焚毁,百姓遭屠戮,伤员在担架上呻吟,这些画面不是书本上的数字,是他亲眼所见、亲身穿过的现场。

目睹太多暴行之后,他的精神受到了强烈刺激。

后来的医学论证把他的病情诊断为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这种病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患者会把身边的善意一点点解读成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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