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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的法国面包节上,一排烤得焦黄的欧洲面包中间,摆着一个白白胖胖的馒头。这个在异国赛场上露面的中国面食,放在满是烤面包的展台上,想不注意都难。
说它是“中国面包”,倒也不算牵强。
拆开制作流程来看,馒头和面包都是面粉加水,再加入发酵种揉成面团,真正分道扬镳的只有最后一步,一个送进蒸笼,一个推进烤炉。
有人说中国人天生长着一副“馒头胃”,西方人则被长期的饮食习惯养出了一副“面包胃”。那么问题就来了:原料同样是小麦,为什么中国人蒸出了馒头,欧洲人却烤出了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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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蒸一烤,表面上只是两种处理小麦的手法。可要是顺着历史往回捋,就会发现这道分岔口背后站着的是东西方两套截然不同的传统主食结构,一边是五谷杂粮并立,一边是麦类一家独大。
这道沟带来了一个麻烦:麦粒脱壳以后,麦仁上还会残留一定比例的麸皮,直接拿来熬粥,吃起来难免扎嘴,对讲究精细饮食的贵族来说显然过不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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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其实很朴素,就是拿石头砸、拿石头磨。古埃及人研磨麦粒时,还会往里掺沙子增加摩擦力,磨完过筛,便得到面粉或细碎的麦粒,再加水揉成面团。
古埃及很早就发展了发酵面包,但面包类食物的考古证据还能追溯到约1.44万年前。相传一个做面饼的埃及奴隶偷了个懒,面团在空气里多放了一阵,起了轻微的发酵,烤出来的饼里头竟然是蓬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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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反复试验之后,摸索出了老面发酵的面包做法,还专门为烤面包砌了泥制烤炉。
后来,还在喝扎嘴麦粥的罗马人发现了这种吃法,顺手就学了过去。罗马人学成之后,把研磨工具和烤制工具都升级了一遍,水力磨坊让面粉磨得又快又细,专门砌筑的烤炉让火候更好掌握。他们还往面粉里加牛奶、奶酪和香料,烤出了蛋糕一类的甜点。
这条路一旦走通,往后的西方就沿着它一路往前铺。
近代以来,面粉加工机械的发明与推广让精细面粉变得廉价易得,冷冻面团等技术又让面包的生产和流通摆脱了时间与地点的束缚,面包由此稳稳坐上了西方寻常人家餐桌的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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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落脚的小麦还有点水土不服,产量和种植面积都上不去。
好在它秋种夏收、耐寒能力强,收获时节恰好赶在粟、黍的存粮快要吃完而秋粮还没成熟的夏季,正好能填上青黄不接的空当。凭着这个本事,小麦作为传统主粮的补充在“五谷”里挣到了一席之地,只是排位比较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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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原的主流烹饪方式同样是炖煮和烧烤。粟、黍、稻都没有腹沟,用不着磨粉,整粒下锅水煮就很方便。初来乍到的小麦没享受什么特殊待遇,也没人专门为它配一套研磨系统,就照着前辈们的路子,被煮成了麦饭。
中国人什么时候才吃上蒸馒头?
这得同时凑齐三个条件:有蒸锅,小麦能磨粉,面食会发酵。
蒸锅出现得很早。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一种叫“甗”的复合炊具,下半部分是鬲,负责加热烧水,上半部分是甑,用来盛放食物,中间隔着带孔的箅,让高温水汽穿过去把食物蒸熟。蒸出来的东西能保持原本的形状,吃起来清香嫩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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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资源禀赋不同,中西传统副食里蔬菜和肉类的比例也不一样,中国副食以蔬菜为主,适合水煮,欧洲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副食结构也有很大差别,适合烧烤。
主副食结构叠在一起,中国早期的烹饪就偏向水煮炖煮,西方则偏向烧烤。于是欧洲人把力气花在了研磨和烤炉上,中国人则围绕“煮五谷”在水汽上反复琢磨,最后琢磨出了一种新的烹饪方式,也就是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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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代,大户人家已经流行建独立厨房,火塘也换成了固定的灶台,这在汉代画像砖上看得很清楚。灶台比火塘更密闭,更省柴,也更高效,甗底部原本三足袋式的鬲随之改成了圆底的釜。
改良后的蒸锅火力充足,蒸肉蒸菜都不在话下,再加上木制蒸笼在民间普及开来,蒸很快成了中华烹饪的招牌手艺。
而且吃的人一多,研磨小麦的石磨也就在汉代普及了。
跨过研磨这道门槛,面粉加水揉成面团,中国人同样站到了面食烹饪的岔路口:烤,还是蒸?最后的答案是两样都要,不过最先拿定的是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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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实用的先民选它,理由很实在:蒸用水汽、煮用热水,但蒸跟烤一样不会破坏面团的结构,做出来的面食蓬松柔软,还能和蔬菜、肉类放进同一口锅里一起蒸,省下不少燃料。一开始蒸的只是卷饼之类,后来人们同样偶然发现了老面发酵,蒸馒头这才真正登场。
中华面食当然不止蒸这一种做法。自汉代起,面食统称为“饼”,大体分成蒸饼、汤饼、胡饼三类,分别对应蒸、煮、烤三种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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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煮、烤已经让中华面食相当可观,但变化并没有就此打住。随着厨房器具的更替,宋代灶台上的一口铁锅,又给面食打开了新局面。
北宋初年柴薪紧缺,出现了一场能源危机,官府大规模启用煤炭,没想到却带动了冶铁业的迅猛发展,铁产量大幅提升,铁器由此进一步走进厨房,铁锅随之普及。
宋代榨油技术从石臼舂捣发展到效率更高的撞木榨油,普通百姓也能用胡麻、杏仁、蔓菁子这类便宜的油料作物榨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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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锅加上植物油,进一步推动了“炒”在民间的普及。以炒为核心,又衍生出爆、煸、炝等数十种技法,原本昂贵的煎和炸也走上了寻常人家的餐桌,中华面食跟着更新了一轮。
蒸煮的包子、饺子有了煎包、煎饺的版本,面条除了煮成汤面,还能干煸、能炒,更别提油条、油饼这类热量十足的炸物。
不管是蒸馒头、炒面、煎饺还是煮面,这些千变万化的花样,都出自中国人传统的烹饪中心,一个灶台配一口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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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一多,对火力的要求也就跟着水涨船高。没有燃气灶的明清时代,调火靠的是风箱,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里就绘有手拉风箱的图样,推拉之间把空气送进灶膛,灶火一旺,猛火蒸、爆炒、酥炸才做得出来。只不过那时的厨房,烧的依然是柴薪和煤炭,用的依然是土灶和煤球炉。
变化要等到19世纪末,上海租界引入西式燃气灶具,中国人的厨房才开始出现翻天覆地的改变。改革开放以后,燃气灶走进千家万户,液化气罐逐渐取代煤球成为主力,骑着三轮车沿街吆喝换煤气罐,成了一代人记忆里的街景。
如今管道天然气已经铺进城市的大多数小区,煤气罐也慢慢退出了舞台。从烟熏火燎的土灶到告别煤球的燃气灶,中国人走了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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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里,五湖四海的人们奔赴天南海北落地生根,各地的饮食在迁徙中相互碰撞、彼此融合。而在这么多花样里,馒头始终占着一个特别的位置。
前些时候网上热议的“留子血脉觉醒”,说的就是一些海外留学生在超市里随手可买的面包和自己动手蒸馒头之间选了后者,凭着记忆里家中的做法和面、发面、上锅,在异国他乡蒸出一锅热气腾腾的馒头。这时候的馒头早已不只是填饱肚子的口粮,它连着的是一整套从小吃到大的饮食习惯和生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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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同样是小麦,西方做成了面包,中国做成了馒头,靠的并不是哪个人一时的灵光乍现,而是两种主食结构长期演化出来的结果。
欧洲以麦类为主粮、不同地区副食各有特色,烹饪技术沿着研磨和烤炉一路深耕,面包自然成了主角;中国以五谷杂粮为根基、副食以蔬菜为主,烹饪技术在水煮炖煮的基础上长出了蒸,晚到一步的小麦便顺着现成的蒸锅和灶台,走上了蒸馒头的路。
此后,它又在烤、煎、炒、炸里不断开枝散叶,才有了今天丰富多样的中华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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