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东北科尔沁草原的夜晚冷得能把人冻透。突泉县城的监狱里,一个三十七岁的男人靠在土墙上,脚腕上的铁镣已经和皮肉冻在了一起。他是胡秉权,八路军派到突泉开辟工作的干部,被叛军关在这里快半个月了。
劝降、拷打、绝食,能用的招数双方都用尽了,外面的国民党光复军头目马海泉失去了耐心,定下了行刑的日子。就在这个夜晚,远处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像闷雷一样滚过县城的街面。一支蒙古骑兵连队从王爷庙方向疾驰而来,连夜奔袭上百里,打进了突泉城。
监狱的门被砸开的时候,胡秉权已经在牢房里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他不知道自己会被一伙草原骑兵从刑场上抢回来,更不知道这次死里逃生只是他漫长军旅生涯中一个极短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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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秉权是吉林洮南人,1908年出生在瓦房镇富贵村一个已经败落的地主家庭。幼年失怙,跟着祖母在洮南城里长大,读的是私塾,后来考进洮南县师范中学校。他在学校里成绩一直排在前两名,被选为校友会会长。
1927年临江人民反对日本设立领事馆,消息传到洮南,他带着师范的师生走上街头,涌向满铁公所和张海鹏的寓所,参加了洮南历史上头一回反帝示威。
九一八之后东北沦陷,他不甘心留在日本人手底下做事,辗转去了北平,1935年进入东北大学政法系,在“一二·九”运动的潮头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东北小城出来的读书人,就这样把自己搁进了那个年代最硬的一条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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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之后,胡秉权扔下学业,直接奔了八路军。他先在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当连队政治指导员,后来做大队教导员,又被调到第三军分区骑兵团当政治处主任。骑兵团这段经历对他后来在内蒙古的职务不是偶然的铺垫,他从此和骑兵打上了交道。
八年抗战里他一直在晋察冀的老根据地摸爬滚打,反“扫荡”一轮接一轮,从基层政工干部做到了冀晋军区政治部生产民运部部长。
这段履历说不上惊天动地,但底子打得扎实:他会做部队的政治工作,会带兵,也懂骑兵这一摊子事。1945年日本投降后,组织上把他派回东北,进入了那个各方势力同时往里伸手的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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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秉权到东北之后,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三十三团副政委兼洮南县民主政府副县长。1945年11月下旬,他带着十来个战士进入突泉,准备把这个卡在西满和东蒙古之间的县城经营成根据地。
突泉的位置太关键了,进出草原的咽喉要道,谁占了这里,谁就捏住了哲里木盟方向的通路。他到了之后没日没夜地铺摊子,建民主政府,拉地方队伍,局面眼看着要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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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一支被收编的公安队身上,原公安队队长冯子辰暗地里已经和国民党光复军第十一师的马海泉勾在了一起,12月4日深夜,冯子辰带着一百多号叛军突然包围了胡秉权住的那个院子。胡秉权身边的人不到一个排,从半夜打到天亮,子弹打光了,援军没有来,他被叛军抓走了。
马海泉抓到胡秉权之后,最初想的是劝降。一个老八路出身、又是本地走出去的干部,如果能拉过来,国民党在哲里木盟一带就多了一块招牌。封官、许愿、软硬兼施,能用的路数都用上了,胡秉权没有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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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降不成,马海泉把他扔进县监狱,砸上重镣,天天提审,天天拷打。胡秉权干脆绝食,五天五夜不进水米,人瘦得脱了形,态度没有软下来。
马海泉耗不下去了,定下了处决的日子,准备把胡秉权和同时被捕的十几名干部一起拉到城外枪毙。胡秉权在牢里能做的只剩下等,但他等的那个东西,正在从王爷庙方向以骑兵的速度赶过来。
消息传到王爷庙的时候,已经是12月中旬。中共嫩江省委书记朱光接到胡秉权被捕的报告,手里能立刻派出去的兵力不够,他通过关系找到了阿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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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思根是长期在草原上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党员,手里有一支刚组建不久的蒙古民族武装,叫王爷庙民警总队,下面有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步兵连,加上工作队,总共一百八十来人。阿思根接到求援后没有犹豫,他对身边的人讲了两个理由:突泉在东蒙辖区之内,出兵有名分;胡秉权是中共的重要干部,于情于理都必须救。
12月14日,阿思根带着这支一百多人的队伍从王爷庙出发,往突泉方向急进。一路并不太平,沿途村屯到处是地主武装,部队几乎是在且战且走的状态里往前推。走到科右中旗,碰上了一支百十来号人的民团“皮袄队”,队长础固拉扎布敬重阿思根,带着人加入了攻城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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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月17日,人马进至突泉城外的戴家窑,距离县城二十来里。马海泉听说阿思根带兵来了,派县长孙介斌出城谈判。阿思根开出了三个条件:国民党军撤出突泉,安全释放胡秉权,撤走时不许抢掠百姓。
孙介斌回去之后,马海泉一条都没有答应,反而派骑兵出城骚扰,被打了回去。谈判的路走不通,只剩下攻城。
突泉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小城,城墙是土的,马海泉加固了一圈,墙头掏了射击孔,四门修了碉堡,西面和北面的防御格外厚。阿思根把攻击点选在了城东,那里是防御的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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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深夜十一点,各部队进入位置。步兵连从城东摸上去,骑兵连埋伏在北门外,中旗民团跟在后面。
城东的突破比预想的顺利,步兵连冲上城墙,打开城门,按约定点了火。北门外的骑兵看见火光,从埋伏位置冲出来往城里灌。入城之后,队伍分成两股:一股扑向县政府,一股直插县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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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向监狱的是罗旺扎布带的步兵连。监狱的门被砸开的时候,胡秉权还带着重镣靠在牢房里。罗旺扎布的人把他和同时关押的十几名干部一起架了出来。城里的战斗没有拖太久,马海泉的守军撑不住,往城外退了。
胡秉权被扶出监狱的时候,身体极度虚弱,但人还清醒。他在牢里熬过了拷打和绝食,熬到了马蹄声真正停在监狱门口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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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秉权被救出来之后,继续在内蒙古和东北的部队里干他的老本行。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二师成立,他出任政委,和师长白音布鲁格一起把这支草原骑兵带成了东北战场上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
后来他担任过辽吉军区哲盟军分区第二政委、内蒙古军区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蒙绥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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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调到军事学院,做训练部副部长、部长,又到军事科学院教研馆当主任。1968年,他被扣上“乌兰夫的黑爪牙”的帽子,下放到五七干校,1973年10月在北京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突泉那一夜的马蹄声,把他从刑场上抢了回来,让他多活了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里,他做了骑兵师政委,做了军区副司令,还做了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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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18日深夜,罗旺扎布带人砸开牢门的时候,胡秉权身上还带着冻在皮肉上的铁镣。那副铁镣后来被卸掉了,但那一夜的冷,和马蹄声一起,成了他履历里最不像“履历”的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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