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凌晨,长春,61岁的溥仪因尿毒症病逝。葬礼尚未办完,围绕他留下的一本书,谁拥有处置权,已经埋下了争议的种子。这本书不是普通回忆录,而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我的前半生》。
很多人以为,书是溥仪亲自写成,版权自然归他。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溥仪文化程度有限,也不擅长长篇写作。1957年前后,他开始口述个人经历,弟弟溥杰曾参与记录和整理。1958年出现的油印本,数量很少,性质更接近思想改造材料,并非后来大众熟悉的正式版本。
真正让这本书成形的人,是群众出版社编辑李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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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达受有关方面安排,与溥仪长期交谈,核对材料,补充史实,反复修改结构和文字。他还走访相关人员,查阅档案资料。书稿前后历经多年,数次修改,才形成正式出版的文本。
有一次,溥仪曾表达过让李文达署名的意思。李文达没有接受。原因并不难理解:书写的是溥仪的人生,署名却可能引起更多争议。于是,正式出版时,封面上只有溥仪的名字。
这也正是后来诉讼的核心。
1962年,溥仪与护士李淑贤结婚。溥仪当时已经五十多岁,李淑贤三十多岁。两人共同生活多年,直到溥仪去世。溥仪没有子女,李淑贤作为妻子,确实是其遗产继承中的关键人物。
问题在于,版权和一般财产并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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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我的前半生》的海外传播和影视改编,使这本书的价值迅速显现。1984年,中外合拍电影项目推进时,制片方需要取得相关权利人的授权。书籍出版、影视改编以及海外使用,涉及不同权利,也牵涉版税分配。
李淑贤认为,既然书写的是丈夫的人生,著作权就应当属于溥仪个人。李文达一方则认为,自己付出了大量实质性创作劳动,不能只被视作普通编辑。
1985年,文化部门曾就此作出意见,认为《我的前半生》属于溥仪与李文达共同创作,双方应当共同享有相关权利。按照这一意见,部分版税由李淑贤和李文达各自取得。
分歧由此公开化。
1987年,李淑贤两次将李文达告上法庭,要求确认溥仪为唯一作者,并要求李文达承担相应责任。诉讼持续期间,李文达已经去世,案件转由其家属继续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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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北京市有关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我的前半生》是溥仪的自传体作品。李文达虽然参与了整理、修改和出版工作,但书中表达的思想、人生经历以及社会责任,主要由溥仪承担,因此著作权归溥仪个人。
李文达家属不服,提起上诉。1996年,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至此,李淑贤在著作权归属问题上取得了法律层面的支持,但她本人并没有等到争议彻底消散。
1997年6月9日,李淑贤因肺癌去世。她没有再婚,也没有留下子女。外界后来常用“为独吞遗产”解释她坚持诉讼,但这更像一种带有情绪色彩的说法。就法律事实而言,她是在主张配偶继承权和著作权处置权,不能简单等同于侵吞他人财产。
争议并未因两位当事人离世而停止。溥仪的弟弟溥任以及其他亲属,后来都曾围绕相关权利提出主张。出版社之间也出现不同意见,有的认为亲属无权授权出版,有的则试图以继承人的身份处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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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溥仪侄女金霭玲曾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相关著作权归自己所有。法院以李淑贤是溥仪配偶、属于继承关系中的优先顺序人为重要依据,驳回了她的请求。金霭玲没有继续上诉,案件由此暂时平息。
但“暂时”二字很关键。李淑贤去世后,谁能继续继承这项权利,成为新的难题。按照当时继承规则,配偶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时,才轮到兄弟姐妹等第二顺序继承人。李淑贤没有子女,其他近亲属的情况又难以形成明确承接,于是出现了继承上的空缺。
另一个时间节点是2017年。按照著作权保护期限的一般规定,作者去世后五十年期满,作品相关财产权利可能进入公有领域。溥仪于1967年去世,期限届满后,《我的前半生》的权利状态也发生了变化。
这场持续多年的争议,表面看是版税之争,实质上却牵涉口述者、整理者、出版机构和继承人之间的边界。溥仪提供了人生经历,李文达完成了大量文字加工,出版社承担了编辑出版责任,李淑贤则代表遗产继承一方主张权利。每一方都有自己的依据,也都有无法回避的限制。
一本自传,写的是一个人的前半生;围绕它展开的诉讼,却把作者身份、编辑劳动和遗产继承之间的复杂关系,完整地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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