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江西泰和马家洲,曾山带着几名工作人员走进一户普通农家。院子不大,屋内陈设也很简单,迎出来的妇女已经满头白发。曾山一眼认出她,握住双手说道:“发桂同志,你让我好找啊!”
这位农妇名叫黄发桂。三十年前,她曾是中央苏区的干部,担任过江西省土地部部长,也是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可那段岁月过去后,她隐姓埋名,靠劳动和抚养子女度日,身边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经的身份。
黄发桂参加革命,并不是从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开始的。1928年,她还是崇贤山区一个十五岁的姑娘。一天,她听说农民协会发动斗争,没收恶霸财产,把粮食和物资分给穷苦百姓。那些朴素的话,像一粒种子落进她心里。
她很快走进农民协会,后来瞒着家人参加儿童团,夜里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张贴标语。1929年春,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她和几名姐妹天不亮就出发,徒步六十多公里赶到县城听讲。
那次讲话让她第一次明白,革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组织群众、建立武装、改变土地关系。回到崇贤后,她把听到的话讲给乡亲们听。有人打趣道:“你这个黄毛丫头,倒很会做宣传。”她没有害羞,反而干得更起劲。
1929年冬,黄发桂担任崇贤区妇委主任。她组织妇女识字,动员剪发放足,鼓励妇女参加生产。1931年,她调任兴国县委妇委书记,从山沟里的少女,走进了更广阔的苏区工作领域。
初到县城,她其实害怕过。离开父母,面对陌生环境,能不能把工作做好,心里没有底。组织上的同志告诉她,革命工作讲纪律,服从安排就是责任。黄发桂擦干眼泪,还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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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兴国和江西省委工作期间,她得到李富春、蔡畅、陈毅、曾山等人的指导。蔡畅教她怎样调查群众,怎样组织会议,怎样从具体事情中总结经验。黄发桂文化程度不高,却肯跑、肯问、肯记,慢慢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
1932年,她担任江西省委巡视员。下乡时,既要宣传扩红、推销公债,还要组织妇女做军鞋、打草鞋、参加识字和生产。敌机来袭,她拿着小红旗疏散群众。有一次,一名小脚妇女被吓得无法行走,黄发桂冲过去护住她,小腿被子弹击伤,仍坚持先把群众送到安全处。
同年10月,她被任命为江西省土地部部长,兼任省政府机关共青团团委书记。工作最忙的时候,连续几天不能合眼。1934年初,她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主席团成员和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荣誉没有让她停步。大会结束后,她主动报名到边区工作。有人担心她身体不好,劝她别去。她回答:“毛主席,您放心,我能吃得消。”随后,她到登贤县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妇女部长。
登贤县处在都、会昌、信丰交界,敌我斗争异常激烈。白天发动群众支援红军,夜里上山躲避袭击,吃野菜、睡山洞成了常事。她曾被敌兵抓住,趁对方疏忽脱身,又在同志接应下逃入山林。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她组织群众筹粮、筹款、支援部队,自己却因劳累患上疟疾,高烧达到四十摄氏度。病情稍有好转,她便返回工作岗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于都一带时,她带乡亲们送别队伍,把布鞋和熟鸡蛋交给战士。
毛泽东当时身体很差,坐在担架上。见到黄发桂,他握着她的手,嘱咐她留下来坚持斗争。红军走后,黄发桂带着游击队在山中转移,经历围困、饥饿和伤亡。队伍被打散后,她改装成普通农妇,几经躲藏,甚至跳入河中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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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曾与她共事过的钟平辗转找到她,准备带她重新回到组织。黄发桂舍不得相依为命的丈夫邓百发,却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最终选择离开。后来她遭到逮捕,敌人严刑逼供,她始终没有泄露组织秘密,靠群众帮助获释。
新中国成立后,曾山多方打听黄发桂的下落。陈毅得知她还活着,曾邀请她到上海工作。黄发桂考虑到自己文化程度有限,又要抚养几个女儿,婉拒了这份安排。组织后来让她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她完成任务后,仍要求回基层做妇女工作。
这才有了1964年的那次重逢。曾山临别时叮嘱身边人员,黄发桂是苏区女部长,为革命吃过苦,应当享受红军待遇,并当场发给她春节补助金五百元。黄发桂却很少主动提出要求,生活依旧俭朴。
1981年,她身患重病,家人写信反映情况。有关部门作出批示,将她送往南昌医院治疗,费用由组织解决。晚年,她住在马家洲,照料子女,过着安静清贫的生活。椅背上那件旧外套,陪她走完了从苏区战火到普通农家的漫长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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