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很少被摆到公共场合。日常算账当然常见,但涉及推理、逻辑、证明乃至美感的那种数学,几乎不会出现在街头。雕像、绘画遍布公共空间,数学却难觅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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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日本的一种传统实践显得格外特别——算额(sangaku),可译为“装裱的计算”或“数学木牌”。这是挂在日本寺庙与神社里的彩绘木制牌匾,上面画着数学问题。江户时代(约1603年至1868年)期间,这类木牌被制作了数千块,如今仅存900块。
东京早稻田大学的安东尼娅·卡拉伊尔(Antonia Karaisl)带领团队,将其中许多木牌数字化保存,建成了一个名为“算额档案”(Sangaku Archive)的在线目录。
卡拉伊尔说,算额在日本公众认知中已经有些淡出视野,在日本之外更是鲜为人知,因此她认为用双语、集中化的档案把它们记录下来会有所帮助。
有一块相对容易理解的例子:图中包含若干圆,黄色圆直径为5个单位,三个红色圆直径均为4个单位,它们紧贴在一个被挖去一块的白色圆的内侧与外侧。图下方有一条黑线,木牌询问这条线有多长,并给出了答案——16个单位,以及计算方法。
关键在于,木牌并不提供这个方法为何成立的证明(其中涉及一些初等几何)。这往往正是算额的目的:向观者抛出一个挑战。
卡拉伊尔说,算额的作用是传递“拥有知识”的信号,而非真正传授知识。木牌包含足够的信息,让你理解问题,也让你知道作者已经解出了它。当时数学知识被私塾严密把守,算额因此成了一种广告,展示学生可能学到什么。
但这并非唯一动机。卡拉伊尔说,人们悬挂算额还有别的理由:纪念个人成就或某个事件,或者纯粹为了乐趣——她打了个比方,很像今天的社交媒体。
构建算额档案本身也是一段发现之旅。1998年出版的一本书列出了现存算额的已知位置,但真正联系上当地看护人、获得许可去拍摄,要困难得多。卡拉伊尔说,电子邮件很少见,主要靠电话、传真和信件。遇到毫无希望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跑到那个地点,指望附近能找到人告诉你更多——运气好的话,有人会认识某个人,那个人的表亲的妻子有个兄弟正好拿着钥匙之类。
卡拉伊尔说,她走访了大约400处算额所在地,多数位于小型乡村神社,因为不那么偏远的地方的算额已被战争或地震毁掉。有一次,她骑车去山区一座小庙,结果发现自己离目的地只有50米,却隔在河的另一侧。她说,因为已经迟了,她只好把自行车丢在灌木丛里,爬下斜坡、蹚过河,再穿过密林爬上去,像某种流浪的怪物一样带着满身树枝树叶从森林里钻出来,而不是沿着大路体面地去见祭司和看护人。
算额另一个引人之处,是它记录了一种西方训练出的眼睛不熟悉的数学做法。江户时代日本对欧洲持孤立态度,数学也不例外——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在17世纪发展出的微积分,很久之后才传到日本。许多成果由日本数学家独立得出,有时还早于西方同行。
日本四日市大学的小川束(Tsukane Ogawa)表示,这种日本式数学的一部分特点,是偏重实验性计算而非演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或许是数学证明的奠基文本,它在江户时代经中文译本传入日本时,日本数学家似乎并不感兴趣。他们不从一个又一个公理出发推导逻辑证明,而更愿意进行计算,比如求出圆周率的许多位数,再推断出逻辑结论——算额展示的正是这种方法。
卡拉伊尔和团队仍在继续完善这个档案,她希望它能触达研究圈之外的更广泛受众。一种把数学视为值得公开展示的文化,本身就令人着迷,而留存下来的算额看上去也确实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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