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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2026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李晨阳,正高级工程师。从事地质信息化建设、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和地质工作历史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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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十年之前,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家羸弱、社会动荡的境况下,怀揣实业救国、科学报国的理想投身地质事业,在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三位先驱者的带领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官办现代科学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他们克服了战争频仍、政权更迭等当代学者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地质与矿产、考古与古生物、地理与地图、土壤与地震以及燃料化工等领域开展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建立了系统完整、国际一流的地质学学科体系,发起创立了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土壤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等科学团体,奠定了中国科学发展的基础,享有“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的盛誉,其北京旧址也因此成为公认的中国科学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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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建:从“私议”到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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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地质学诞生于18世纪的西方,19世纪中期,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闭关许久的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中西文化再度碰撞,现代地质学也随之进入中国。洋务运动兴起,矿业是当时最早发展的几个产业之一,到20世纪之初,矿业及与之关系密切的铁路产业已是仅次于纺织业的第二大产业。受产业发展与西学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创办译书机构,翻译、编辑出版西方地学书籍或教科书。邝荣光、顾琅、周树人等学者尝试编写地质著作、绘制地质图、矿产图,地质学开始在中国落地。人们逐渐意识到地质学是一门可以带来“富源”的科学。
辛亥革命的爆发给了中国地质学乃至中国科学事业以重要的机遇。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实业部次长马君武、矿政司司长何燏时的支持下,矿政司设地质科,章鸿钊任科长。这是中国在政府机关中首次设立地质机构。
章鸿钊最早提出了地质调查设想。1912年,章鸿钊在《地学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下文简称“私议”),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必须进行地质调查以摸清家底。“亟设局所,以为经略之基;树实利,以免首事之困;亟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才;广测量事业,以制舆图”。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明确提出成立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私议”建议先“设立地质讲习所,以期造就调查人员”,为经营地质调查事业之始。
然而,南京临时政府仅存数月即告解散,随后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实业部被撤销,成立工商部,由张轶欧任矿务司司长。矿务司下仍设有地质科,由于无事可做,章鸿钊于是转往农林部任职。
另一位地质学先驱丁文江于1913年初应张轶欧之邀,担任地质科科长。丁文江是一个执行能力很强的人,到任后不久,他起草的《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下文简称“说明书”)得到了工商部批准。“说明书”不仅提出了全国性地质调查的具体内容和方案,建议成立地质调查和地质调查人才培养机构,还草拟了《地质调查简章》和《地质研究所章程》。这是中国第一份地质调查工作规划。
1913年9月4日,北洋政府工商部正式颁令“特饬矿务司筹设地质调查、地质研究二所”;同日“委任本部矿务司地质科长、佥事丁文江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地质研究所所长一职暂由该佥事兼任,俟该佥事出发调查时,再派专员接任。”
1913年9月4日不仅是地质调查所成立之日,也是中国科学发端之日。同年10月,专事培养地质调查人员的工商部地质研究所正式开学,一批主要来自江浙沪和河北等地的年轻人进入研究所,“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之地质”。
1913年年底,工商、农林两部合并成立农商部。1914年1月17日,农商部颁布《农商部分科规则》,其中规定地质调查所职责如下:一、关于地质构造调查事项;二、关于矿床调查事项;三、关于地形图及地质图调制事项;四、关于矿肥及土性调查事项。
到1915年下半年,随着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学员培养接近完成,地质调查工作即将迎来第一批新生力量,地质调查机构的独立运行也就提上日程。
然而,时局发生变化。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1915年12月30日,农商部抓住机会,奏请将地质调查所改为地质调查局,归部直辖,独立预算,并附《农商部地质调查局规程》。1916年1月4日,农商部的奏折获得袁世凯批准,局长由张轶欧兼任,会办(副局长)为丁文江和安特生,人员由地质调查所人员充任。
1916年2月2日,农商部地质调查局正式成立,办公地点为兵马司胡同9号院(今为兵马司胡同15号),此前,1915年年底迁入丰盛胡同3号院(今为兵马司胡同6号)。从这时开始,中国地质调查所正式有了相对完整的工作队伍,有了编列在政府预算中的经费,也有了位于北京丰盛胡同和兵马司胡同中的工作场所。
1916年7月14日,丁文江、章鸿钊等人创办的地质专科学校——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举行毕业典礼,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调查员毕业,进入农商部地质调查局。
尔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北洋政府缩编,10月24日,地质调查局裁撤,恢复地质调查所之名,所长仍为丁文江。而此时的《地质调查所章程》由大总统黎元洪批准,已与过去不同,保持了独立的编制、预算和工作场所。
1916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标志着中国地质调查工作自此开始走向建制化、体系化、规模化发展。
不过,此时无论是地质调查局还是缩编后的地质调查所,其经费预算仍在农商部中,财务与庶务仍由农商部负责,所以独立运行也是相对的。但较之从前,人员规模扩大了不少,有了专用办公场所。
与众不同的科学机构
中国地质调查所以其学术成就成为中国科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学术机构之一,同时还具有其特殊性。它属于“国立事业机关”,然而,“地质调查虽归行政系统,实属专门科学”。中国地质调查所是隶属于政府部门的学术机构,具有一定的政府管理职能和组织统领全国地质调查工作的职责,其工作人员是按照北洋政府文官和国民政府公务员管理制度进行管理的,这一点与中国近代的多数学术机构不同。
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后,其职责和内设机构随着政府的变化,以及地质调查工作的深入而发生过多次调整。中国地质调查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所属机构不同而曾经有多个名称:
工商部地质调查所(1913);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13—1928);
农矿部地质调查所(1928—1931),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过渡时期,为了和省级地质调查所有所区别,曾短时期称为中央地质调查所,但随后就改称农矿部地质调查所;
实业部地质调查所(1931—1938);
经济部地质调查所(1938—1941);
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1941—1949);
工商部中央地质调查所(1949)。
而对外始终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中国地质调查所,英文名字是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所以现在旧址和文保碑就称为“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
中国地质调查所还积极推动省级地质调查机构成立。李春昱在担任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曾说:“中央地质调查所是全国地质界的中心。各省……都有调查所,虽地域有别,而工作目标却是一样,其相互间及其与中央所之关系亦甚密切,可比作兄弟,亦可比作母子。各省所的视线都集中在中央所的身上。中央所之良窳影响到各省所,而各省所之得失亦有赖于中央所之辅助指导。”
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都要求各省建立地质调查机构。1923年,在《政府公报》(第2520号)刊载了时任农商部总长李根源要求各省、特别区尽快设立省级地质调查机构的文件,同年农商部还公布了地质调查所制定的《各省调查地质办法大纲》。
1932年7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实业部直辖地质调查所组织条例》。其中,二是规定“地质调查所对于各省地质调查机关之工作,应随时协助考察并规划全国地质调查进行办法”,赋予其对各省地质调查机关负有业务协助指导和对全国工作规划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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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功:地学探赜与学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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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官僚机构的种种制度桎梏中腾挪转移,依然持续工作,争取多方支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并率先达到国际水准的科研机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中国地质学是中国从“格致到科学”的时代标志。1979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在《红旗》杂志发表《六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其中提到“在旧中国得到较快较好发展的学科,是地质学、生物学和考古学”,特别是中国的地质学,“它的成就在世界地质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它的成果在新中国还在发挥作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所言:“地质调查所在国际学术界有其应有的地位。它的学者是知名的,它的杂志被人们广泛阅读,它的研究对发展地球的博物史知识作出了真正的贡献。西方人士把地质调查所称为民国时期最出色的科学研究机构。”美国学者夏绿蒂·弗斯也认为:“地质调查所本身就是开展研究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它“使得在中国能够由中国人来进行一些地质学和其他科学学科的研究”,“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地质调查所成为中国人伟大的骄傲。地质调查所活生生地说明:只要提供适当的工作条件,中国人在科学成就上就可以同西方国家媲美。”
1936年3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评价地质调查所“名副其实地享有中国第一个科研机构”的声誉。
地质调查所在地质学、地图学、土壤学以及地震学等方面的贡献,已有多人阐述,本文着重讲述地质调查所在地理学科、考古学的一些贡献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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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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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是地理之母,地质调查所是中国最早开展地理调查的机构,在近代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地理科学的重要中心之一,是中国自然地理学的发祥地。
曾任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地理学报》总编辑的著名地理学家李旭旦说过:30年代以前,我国的地质学和地理学原属一家,合称地学。我国近代的科学地理学是在它的两大学科——地质地貌学与气象气候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翁文灏及地质调查所对于地理科学各分支学科中与地质学关系最密切的自然地理学和地貌学贡献极大。
地质调查所在地理学上的贡献,为后来战时经济重新布局提供了准备,也得到了民国地理学家张其昀和王庸的高度评价。张其昀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一文中,用很大篇幅阐述了地质调查所在地理学上的贡献。他在“概述”中说:
“丁君于民国二年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因考察地质而作云南之游,其关于地理之游记,虽迟至民国二十一年始行公世,然其所组织之地质调查所,屹然为中国自然地理学之发祥地,故廿年来北平隐然成为中国地理学之中心。”
“北方之地质学家则以新方法研究地利,由天时地利而推及人和,藉自然科学为其基础,而解释人地相应之关系,中国人文地理学之研究,亦因此而面目一新。”“翁文灏君继丁文江君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其所撰者,多发挥地质与地理之关系,殊为深切著明;且留意人文,其关于历史地理之著作,亦时有精到之论;又尝与丁君合纂中华民国新地图,开图学之新纪元,其提携后进尤力,门下弟子及从事游者,几遍布中国;如翁君者,实可谓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界最有关系之一人。”
自然地理学在20世纪20—40年代也经常被称为“地文学”,包括地貌学、第四纪地质等领域。地质调查所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张其昀先生说:翁君诸文多特为未经专习地质学者而作,明示地史之根据及其研究之方法,而尤注重其与地文学之关系。首揭科学地理之旗帜,综括专门名家之结论,而作深入浅出之解释,翁君之功为多。
1925年,翁文灏在《科学》(第9卷第10期)上发表地貌学专著——《中国山脉考》。在此书中,他正确地概括了中国的地势和山脉的成因,纠正了“天下山脉发源于一”“盐水湖必为古海涸底”“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等非科学观点。此文堪称他在地貌学上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山岳形态学”的重要经典。
翁文灏在《中国山脉考》《中国地史浅说》和《中国地质纲要》等文章中极力阐明地质与地理之关系,“昔之言地理学,但言山川方位而已,论地面之形势而已,至此形势之由来则不问也。今乃知地面形势并非出之偶然,而实肇因于地质之构造与其过去之历史,总而言之,即所谓地质是也。不明地质,则吾人对于地之知识不全,即于地表形势亦不能得充分之瞭解,故是类研究不仅专治地质者之所有事,即一般言地理者,亦不可不明其原则而得其纲领也。”
王竹泉曾著《黄河河道成因考》,试图从地质构造角度研究河流河谷形状及其生成之原因。谢家荣先生研究过河流的袭夺现象,还和赵亚曾先生一起研究过长江三峡的地形。
河流之侵蚀与沉积作用,翁文灏、丁文江二位前辈均有详细研究。翁文灏搜集华北水利机关调查观察结果,加以统计。丁文江曾从二千年来江浙沿海新城设立先后之时期,而知海岸扩展甚速。又从海塘之历史推究海岸之变迁,而得每六十年江苏海岸向外伸展一英里之结论。关于中国海岸之研究,黄汲清君有《中国沿海地带之地文变迁》一文,分沿海为三大区,即渤海大内斜,江淮平原及岭南斜地。
地形的研究,亦由翁文灏从1915年调查绥远大青山等地开始。之后地质调查所出版报告,以及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两广地质调查所、湖南地质调查所等所出刊物,大都有地文或地形一章,或冠于全书之前,或置于地质之后,后来更有以地形为专题研究者。杨钟健院士根据其在广西之考查,著有《广西几种地形概述》一文。
除了在自然地理学上的开创性贡献外,1930年翁文灏在《地学杂志》(第18卷第3期)上发表地理学史(地图学史)的重要论著《清初测绘地图考》。
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地理科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有这样一些特点:
它是一个国家级、有一定政府职能的科学机构主动、有意识、有计划的作为,不仅仅是丁、翁两先生的个人行为,谢家荣、王竹泉、杨钟健等所内科学家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利用了大量野外系统考察的机会,并拥有政府统计等多方面信息的优势,这是别的地理科学机构难以做到的。这也使得抗战之前的地质调查所在地理学界的地位非常高。
诚然,丁、翁两位先生当年的社会地位也成就了这种情况,这也是其他机构所难以比拟的。
它是按照地质学的范式在构建一个完整的学科,除开创自然地理学外,地理科学的其他主要子学科地质调查所大部都参与,成果很丰富。重要的是,丁文江和翁文灏利用这些地理学成果,加上地质工作成果,在抗战时期的战时经济和战后重建的布局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地理学界在当年为国家做出的最大贡献。
它是按照地质学的发展路径,开展人才培养,推动地理学教育。翁文灏应罗家伦邀请,兼任清华大学地理系创系主任,设计课程、编写教材,如同原来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样,组织学生到野外实习。罗家伦当时说过:“我们不要从文史上谈论地理,我们要在科学上把握地理。”
推动了地理科学的体制化发展。翁文灏联合竺可桢、张其昀、胡焕庸、谢家荣等发起成立主要由地理学家、科学家组成的中国地理学会。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当选为第一任会长,任期从1934年到1943年。
地质调查所开展的地质、地理科学调查与研究,真正体现了地球科学系统的理念,他们的调查与研究活动尽量兼顾多学科、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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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所开创中国现代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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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所不仅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还大力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整理了《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和《爨文丛刻》等文化遗产,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在现代考古等社会科学领域做出过重大贡献。中国现代考古学发端于地质调查所对仰韶遗址的发掘。1949年前,地质调查所曾经是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旗鼓相当的考古中坚力量。
1921年10月27日,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中国地质调查所瑞典籍科学家安特生挖下了探索中国史前文明的“第一铲”。
安特生的兴趣在1920年后逐渐从矿产的勘探发生了转移,根据他在华北等地采集的磨制石器,他不仅发表了论文《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还派中国助手刘长山到河南渑池仰韶村寻找更多的石器标本。刘长山从仰韶村带回来600多件磨制石器,这才有了安特生次年4月的第二次仰韶之行(1918年12月8日,为采集古脊椎动物化石安特生曾经到过仰韶村)。在村南冲沟的断面上,发现了厚厚的灰土层,发现了彩陶片和石器的共存关系。这是仰韶遗址发现之始。
1921年4月,中国政府矿政顾问、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到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在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
安特生判断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中国政府批准,1921年10月27日,安特生与地质调查所科学家袁复礼正式开始了对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历时36天,共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石器,还有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安特生将这一以磨制石器与彩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曾有中国学者对安特生外国人身份提出过质疑,不愿意承认安特生的发掘工作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先生在《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丛书》的序中说:仰韶村遗址,虽是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1874—1960)发现并主持发掘的,但这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田野工作的组成部分,安特生是中国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高薪聘请的顾问。在1923年安特生所著仰韶村考古发掘简报《中华远古之文化》发表之前,袁复礼发表的简讯——这也是目前所知仰韶村发掘和仰韶文化发现的第一次公开报道——就肯定这次发现是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是这样说的:“这个发现是因为1921年4月,中国政府矿政顾问安特生博士在河南旅行,经过渑池地方首次发现的。后来在10月得了政府允许,方才去到那里掘挖。”又说:“按说这次发现的事,是从地质调查所方面办的。所以这篇先期的报告,虽有新闻性质,论科学家的发现规律,也应让《地质汇报》方面先登。不过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所长,对于从地质方面去研究文化史,极为赞成。安特生博士亦将他所有的底稿给我读过。所以他们三人允许我将这事在这里先简略发表,作一个介绍的文。将来安特生博士的大作出来,那个历史以前的文化方能有详细的论说。”这是当事人的看法,也是实情。仰韶的发现权虽然归属于安特生,但也是中国政府的研究机构(即地质调查所)的,一篇短文发表须得到两位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翁文灏和发掘者安特生本人的许可,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由此,“仰韶文化”成为中国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遗址也被誉为中国的“考古圣地”。此次发掘的参与者中,袁复礼先生不仅参与了发掘事务,还负责将安特生的发掘报告《中华远古之文化》节译成中文发表,成为最早向中国学术界介绍仰韶文化的重要文章。
仰韶遗址发现的意义也不仅仅是在考古学本身,这次及以后地质调查所在考古学上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如同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创始之举,对当年的社会文化与思潮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学泰斗夏鼐著有《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陈星灿著有《五四运动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滥觞》,都指出五四运动与中国考古学存在联系。在陈先生一文中讲到“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与五四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纷乱繁杂的现象下面,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考古学与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理性的吻合,与五四爱国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绪的吻合,无不是这种内在联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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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特生、袁复礼在仰韶村与村长父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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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从官署到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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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泉在《荒野上的大师》中所说,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是“第一批走出书斋,迈向荒原的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们不仅埋头于自身当前所面临事务,不止于获得个人名声,在当年那个环境下,他们还将思想的解放、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成果的传播、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科学体制的建设作为使命。
20世纪初爆发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由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提出“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尊崇“德先生”与“赛先生”。在这场运动中,众多先进中国人共同举起了“民主”这面大旗,而真正高举“科学”大旗者,当以中国地质调查所为首。地质调查所的发展历程与新文化运动史高度契合,以其突出的科学、文化贡献和社会影响更加完整地诠释新文化运动精神,是中国现代科学运动的策源地,也是中国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地质调查所的领导人与其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保持有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在新文化精神的理解上有共同之处,如翁文灏曾提出“现代化的标志较为体大思精的标准——是以‘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声光,照临一切”。
出于组织学术交流、团结科学家、协调科学协作,以及当好科学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桥梁和纽带、维护科学与科学家利益、维护科学家尊严与科学发展规律,拒绝非科学因素干扰的目的,地质调查所还出面组织或者积极参与科学社团的建设。通过在这些科学社团中积极活动,地质调查所在中国地质学领域一直居于中心地位,在缺乏强有力的体制保障的条件下,地质调查所通过人员交流、学术合作等多种途径发挥了组织与协调中国地质学研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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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成果与知识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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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成果出版事业的成形
出版地质成果是地质科学知识积累与传播的重要手段,是促进地质科学进步发展的重要方法,成系列成规模地出版地质成果能够大大提高地质调查所的影响力。地质调查所从建所伊始就成立有负责出版的机构——编译股,先后推出了大批知名出版物,如《地质专报》《地质汇报》《土壤专报》和《中国古生物志》。其中,《中国古生物志》出版工作延续至今,已成为国际知名的古生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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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科学图书馆
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是中国最早的科学图书馆,在丁文江、翁文灏的悉心培育和社会多方资助下,动员各方面力量广为收集国内外地球科学书籍、地图和杂志,与一众国外地质机构间建立了交换关系,藏书量迅速增加,成为东亚最大的地质图书馆,是吸引年轻地质人才的重要科学基础设施,声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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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旧址 视觉中国/供
地质学史专家张以诚的《馆室虽微功非凡》一文中提到:“1996年,在纪念地质调查所80周年活动期间,地质学家程裕淇提出,地质图书馆的工作自1916年即已开始,1922年有新馆舍是在以前工作基础上的发展,地质图书馆的历史应从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图书室开始。程裕淇的意见得到与会许多地质界前辈的赞同。从此,地质图书馆的建馆时间最终被确定为1916年。”
除满足自身研究需要外,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和博物馆还向京区高校开放,这在今天也是难得的,说明当时的地质调查所已经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科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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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科学博物馆
地质调查所非常重视地质矿产标本陈列和地质博物馆的建设,把它作为向社会展示地质调查成果的窗口。1916年获批的农商部地质调查局规程中所设立的“四股一馆”中的“一馆”就是指地质矿产博物馆(后更名为地质矿产陈列馆),1916年重新制定的地质调查所章程中也将“矿产标本陈列事项”列入矿产股的职责中。
地质矿产陈列馆也是中国最早的几家自然类博物馆之一。地质调查所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位先生均是留学生,他们一定看到过别国的科学博物馆,特别是丁文江、翁文灏两位留学欧洲,一定看过大英博物馆和众多的地质博物馆,知道地质博物馆对于地质调查成果的宣传和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性。
胡适在1922年7月23日《努力周报》的《这一周》中曾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采用李学通研究员整理成果,摘录如下:
这一周中国的大事,并不是董康的被打,也不是内阁的总辞职,也不是四川的大战,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开幕。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是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自从地质调查所成立以来,丁文江、翁文灏和其他的几位地质学者,用科学的精神,作互相的研究,经过种种的困难,始终不间断,所以能有现在的成绩。他们的共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全国地质的调查。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业,一时不容易成功。他们现在已经测量的,只有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几省。第二是供给矿产的知识。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成绩最大,我们看中国矿业家这几年捐给地质调查所博物、图书馆的钱的数目,就可以知道中国矿业所受的利益了。第三是科学的研究。地质调查所里的地质学者,近年很出了些有价值的科学著作。本国学者除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各位之外,还有外国学者葛拉(利)普(Grabau)、安特生(Andersson)在所里做专门研究。我们现在虽不能说这一班中国地质学者在世界的地质研究上有什么创作的贡献,我们至少可以说,他们整理中国的地质学知识,已经能使中国地质学成为一门科学:单这一点,已经很可以使中国学别种科学的人十分惭愧了。……
这一次开幕的博物馆里有三千二百五十种矿物标本,图书馆里有八千八百多种地质书报,在数量的方面,已很可观了。最注意的是博物馆里的科学的排列法。中国人自办的博物馆最缺乏的是没有科学的排列法,此次山东省花了五千元办的山东历史博物馆,只可算是一个破烂的古董“堆”,远不如琉璃厂的一个大古董摊!三殿里的古物陈列所,也只可算得一个乱七八糟的古董摊,全无科学的价值。读者如要知道什么叫作科学排列的博物馆,不可不去参观丰盛胡同的地质调查所。
引文中的“博物馆”,即地质矿产陈列馆。在随后的岁月中,地质矿产陈列馆先后展出的仰韶考古成果、周口店北京人发现成果等,在中国开创了利用最新科学发现成果,根据社会热点关切组织专题或临时展览的博物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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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想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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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翁文灏是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推动者之一,是中国科学思想的启蒙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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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与《努力周报》
《努力周报》1922年5月7日于北京创刊,1923年10月停刊,共出版75期,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中国社会颇有影响力的两个政治思想评论刊物之一,主编为胡适,丁文江是主要创办人之一。
《努力周报》是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核心舆论阵地,胡适、丁文江曾发起“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建设“好人”政府,蔡元培、李大钊曾参与联署。《努力周报》理性改良的立场、对宪政的追求,以及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至今仍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政治史的重要样本。它既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试图以言论影响社会的理想,也折射出在动荡时局中渐进改革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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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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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与《独立评论》
《努力周报》之后,丁文江于20世纪30年代参与创办了《独立评论》,这也是20世纪在中国社会更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评论刊物,据学者研究,其发行量最高时超过了《新青年》。李敖曾经评价过:“1912年以后,中国有名的几本杂志,真正影响人民的杂志,第一个就是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第二个是胡适办的《独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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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评论》
《独立评论》1932年创刊,共出了244期,发表了1 309篇文章。
《独立评论》面对的是日本侵华危机深重、国内政局诡谲的新局面。它延续了理性、独立的论政风格,聚集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学者,就“民主与独裁”“如何抗日建国”等议题进行深度辩论。其影响力更侧重于在知识精英和政府高层中塑造理性的舆论,提供专业性的国策参考。
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一类是对日本国情研究文章,如第一号中的《犬养被刺与日本政局的前途》;第二类是政论性文章,如《假如我是蒋介石》,主张放弃幻想,立即进行坚决而有组织的抵抗,并提出了三项关键的具体主张:实现国民党内部团结;联合各派系军事领袖;与共产党达成抗日休战。用后来的话讲就是迅速形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与之前较少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文章不同,翁文灏在《独立评论》上也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1932年,他在第3号和第4号上发表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影响很大。翁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东部与西部,由于地形地貌的巨大变化,在人口与经济发展上有某种自然的分界线,在论文中画出了一条中国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分界线,这条线起自北平,终到广西钦州,中间沿太行山脉向南经郑州、宜昌、常德、宝庆(今邵阳)、梧州。这篇文章引起广泛重视,并给了胡焕庸1935年提出黑河—腾冲的胡焕庸线以重要启示。胡焕庸线与翁文灏线近似,稍有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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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据胡适回忆,在1921年至1925年间,丁文江另外一件值得记载的事便是“他在《努力周报》上开始‘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展开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大论战。”这是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哲学论战。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发表“人生观”演讲,认为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文激烈反驳,论战爆发。
论战的核心议题是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科学的价值与边界。
陈独秀、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的后期也参与进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共党史学科重要奠基者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论述“新文化运动”时高度评价这次论战:
“民国十二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其意义仅亚于民国十七年以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在这一次论战中,最可夸耀的是丁文江和吴稚晖。丁先生是一个反玄学的开路先锋,吴老先生却是一员‘压阵老将’”。
何干之还认为,“‘五四’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始于《新青年》的初刊,而终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在中国思想界中,已种下了无数的革命的种子。”
丁文江参与《努力周报》以及与翁文灏等人参与《独立评论》的创办,反映出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们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仅靠科学和实业是不能救中国的。
应该说,中国的地质学家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家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情怀也使得地质行业对于国家的需求有精准的把握,在近百年的历程中才能做出那么多的事情。
地质调查所的大先生们当年所谈论与阐述的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科学精神,为何研究科学,如何推动科学的创新,如何看待和处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的关系,科学家追求真理与热爱祖国是否矛盾等,依然是我们今天常常讨论的话题。地质调查所科学家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科学事业和工业化建设,充满真知灼见、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言论和著作,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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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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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所作为一个成功的科学机构,还表现在它聚集了众多中国科学界杰出的学者。曾经在地质调查所工作的人员中,先后走出了50位共和国两院院士。这些科学家们是怀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之心投身地质调查工作的。他们既有国际视野,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理论与方法,又不畏权威,敢于创新,形成了“登山必达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扎实工作作风。
毛泽东对地质科学家们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是“本钱,要利用好!”,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评价说“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后,地质调查所继续开枝散叶,其主体包括北京、南京两处所址归入地质部,又以其部分研究室为基础,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土壤研究所,以及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等机构。另有一部分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参加了新中国工业部门和地方地质机构的组建工作。
作者: 李晨阳
编辑: 张佳楠
排版: 刘欣潼
审核: 常 艳
官网: https://zrzykpywh.magtechjour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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