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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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作为文化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现通过对抚州地名的系统梳理,分析其语言特征、命名理据,探究其文化内涵。研究发现,抚州地名深刻映射了赣东地区的自然禀赋与人文积淀。语音方面,以双音节、三音节为主的地名,符合汉语韵律节奏的要求;词汇结构方面,近半数的“姓氏+通名”地名凸显了赣派宗族聚族而居的特征,“方位+专名”的地名则精准记录了同宗分衍的生存空间;命名理据方面,“溪、陂、塘”等高密度通名实证了宋代陂塘水利与河谷地貌,大量“坊”字地名则是宋元坊厢制度下沉至乡村的罕见标本;文化内涵方面,大量纪念先贤的专名彰显了临川文化崇文重教的底色,而吉祥地名与宗教信仰地名则交织出临川文化中理性精神与民间信仰共生的人文图景。
抚州地处江西省东部,下辖2区9县,共计1760个社区与行政村,建置史逾2200年——西汉置南城县,东汉设临汝县,三国设临川郡,隋代改置抚州。地名不仅是地理标志,更是文化载体,记录着自然环境演变、行政沿革与民俗信仰变迁。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速,老地名面临消失或被随意更改的风险,挖掘与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这些承载地方记忆的符号,亟待系统性留存,以延续抚州独有的历史文脉。
抚州地名的语言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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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地名的语音特征
双音节地名多由“专名+通名”或单纯双音节专名构成,如王家、洽湾、唱凯、抚临等,占比52.77%,在各类地名中占比最高。三音节地名多由“专名+通名”或纯专名构成,如上乌石、红米丘、悦居佳、李公权、七二一等,占比47.04%,音节长度适中,方便人们记忆,表意清晰。四音节地名主要由“专名+通名”或纯专名构成,如清风门路、宏村府中等,占比0.19%,多源自现代楼盘名称、单位名称或特定地标。
双音节、三音节地名构成地名的主体,符合赣语区地名的传统命名习惯和语言发展趋势,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四音节地名极少,符合语言经济原则,地名过长不利于称说与记忆。总体来看,抚州地名在音节构成上符合语言自身发展规律。
抚州地名的词汇特征
1.抚州地名的结构形式
抚州地名的结构形式基本由专名和通名构成,具体构成比较复杂,主要有“姓氏+通名”“方位+专名”“专名+地貌通名”等类型。
(1)姓氏+通名
由“姓氏+通名”构成的地名包括“家、坊”,如尧家、祝坊等。“家”具有明显的划分姓氏区域的功能,反映了江右典型聚族而居的形态及宗族管理制度。“坊”原指唐代以来城市中的居民区划单位,是古代城市内部街巷的统称,也指手工业聚集地,后来常被用来作为通名。“坊”字在金溪、东乡、临川等东部县域使用较多。此外,部分地名中,“坊”源自古代表彰士子科举成就的建筑,象征对文教的推崇。
(2)方位+专名
方位主要包括上、下、东、西、南、北、中、外、前、后等,具体地名有上邓、下邓、南岸、北门等。部分地名由“专名+方位”构成,如庙前、桥东等。其中,“上、下、东”出现次数最多,在80次以上;“南、西、前”次之,在40次以上;“中、北”出现次数居第三位,在20次以上;“后、外、左、右”等出现最少。多是同名聚落,用方位区分同宗分迁村落。
(3)专名+地貌通名
抚州多地处丘陵地带,当地居民多选择低洼地或较为平坦之处居住,坪、坑、圩等地貌通名的大量运用与此呼应。地貌通名包含源、溪、坪、山、岭等,用以标识水系、山体、平地、山岗等地貌类型。
2.抚州地名的通名分析
葛绥成(1935)首次将地名分为自然、人文两大类。褚亚平等(2009)进一步将通名分为自然地理实体与人文地理实体通名;前者包括地貌、水文两类,后者包括聚落、人工建筑、生产贸易等类别。
(1)自然地理实体通名
抚州市境内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丘陵和河谷盆地相间;整体地势南高北低,渐次向鄱阳湖平原地区倾斜。地貌以丘陵为主,山地、岗地、河谷平原为辅。境内山脉主要集中分布在东部、南部,山体以“北东—南西”走向为主,东部有武夷山,西南部有雩山,共同构成斜“川”字型地貌框架。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抚州地貌通名以“溪、塘、源、湖、洲、湾、津、水、陂、江、河、滨、港、池、泽、泉、渡、坞、垇”等水文地貌通名,以及“山、岭、峰、岗、坪、田、坑、圩、嘴、石、坡、塅”等陆地地貌通名为主。
据统计,“溪、源、塘”等地貌通名出现次数在40—50次,“山、岭、湖、桥、田、坪、岗”等地貌通名出现次数在20—30次。这些高频地貌通名的使用,集中体现了抚州的“赣东丘陵—武夷山西麓”地貌,以南丰、宜黄、乐安、资溪诸县最为典型。
(2)人文地理实体通名
人文地理实体通名主要包括聚落、人工建筑、生产贸易等类别。聚落类通名主要有家、坊、街、庄、城、园、堡、圩、巷、寨、舍等。其中,“家、坊”占比最高,“街”占比第二,“庄、城、园、堡、圩”等使用次数在10次以上,其余通名使用次数多为个位数。人工建筑类通名主要有路、桥、关、殿、亭、道、塔、井、场、楼、观、寺、渠等。其中,“路、桥”占比最高,其他通名使用次数多为个位数。生产贸易类通名主要有坊、店、场。
3.抚州地名的专名分析
(1)方位专名
主要包括上、下、东、西、南、北、中、外、前、后、头等方位词,其中“上、下、东”出现次数最多,“南、西、前”次之。
其中,有两点较有特色。一是方位词成对使用。其一,“上下”对举,如上邓—中邓—下邓、上狮溪—下狮溪,多用于区分同源衍生的聚落;其二,以“东南西北”配对命名,如东津—西津、南门路—西门路—北门路社区,这类地名多因聚落所处方位差异,或因古城墙、圩市出入口的朝向不同而形成。二是出现“头、口”等带有方位指向的专名,如邮路头、余公头、排头、墩头,以及针巷口、艻口、洵口等。统计显示,“头”字出现36次,“口”字出现27次。
(2)数量专名
抚州地名所用数字基本覆盖一至十,另有“万”这类大数高频出现,整体以“三、五、二、万”使用频次最高。例如,三源、四游、五峰、六岭、文七位、九联等地名中的“三、四、五、六、七、九”均代表确切数值;五里庄、七里等地名,多依据聚落与古驿道的距离命名;二都、仙三都等源自明清“都图制”;四新、四青、五星等属于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政治性地名;第一、第二、第三等地名,来自序数编号;万年桥、万崇等寄托万年兴旺、万众崇德等祥瑞期许;五帝、五通、五皇殿则关联民间宗教信仰;七二一则源自核工业项目工程代号。
抚州地名的命名理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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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地名的命名理据主要分为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类别,人文地理类地名数量更多,同时还存在其他命名形式,具体分类如下。
以自然地理命名
抚州三面环山,中间丘陵、河谷相错,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其独特的地理地貌在地名中得以体现。一是根据地形地貌特征命名,大量山水系地名直接映射出抚州独特的山水地貌特征。二是根据方位与距离命名,如城东、水边、十里亭等。“上、下、东”是使用次数最多的方位专名。三是根据自然资源命名,如竹源因山谷盛产竹,为溪水发源处而得名;东铜因铜矿而得名;法水因法水温泉而得名。四是根据地形相似命名,如羊城路,抚州因地形似羊而称为羊城;田螺石,因村边有一石山,形似田螺。
以人文历史命名
一是依托宗族姓氏命名。此种命名类型在抚州地名中居于主体地位,根植于传统宗法社会,地名结构多为“姓氏+家、坊、村、庄”这类通名。此外,大量地名取自历史名人的名、字或雅号,这类文化地名的密度显著高于普通农业区域,构成抚州地名的鲜明特色,如晏殊、曾巩、黄巢、穆堂、李公权、文昌里、玉茗、奎星等。
二是依托人文景观命名。此类地名的构成形式丰富多样。
头陂、莲塘、宋家排、孙圳、坝上等,源于古代水利工程。“陂”字在当地地名中出现约40次,频次居江西各地市前列,集中分布于抚河、盱江、汝水沿线,可视为宋代以来抚州大型陂塘灌溉工程的“活化石”。以头陂为例,《广昌县地名志》(1986)记载,该地“因村旁有古代首建之拦河陂而得名”。
永兴桥、顺化渡、渡口、火车站、十里亭、驿前、葫芦关等地名含“桥、渡、口、站、亭、驿、关”等通名,依托历代交通设施命名。“桥”字在抚州地名中出现约55次,分布密度较高,既与抚州水网密布的自然条件相关,也承载多元人文内涵;如二仙桥、登仙桥附载民间传说,万年桥、永兴桥寄托民众美好祈愿,孝义桥蕴含儒家伦理,腾桥则因桥侧古枫的薜荔藤缠绕桥身而得名。
五皇殿、蔡王殿、东岳观、二仙桥、登仙桥、望仙、骆仙、中寺、下寺坊、龙虎、禅源、大觉山、杨泗等地名关联宗教祭祀,如杨泗一名源自民间水神杨泗将军信仰;庙前、庙东、庙上、观前等,则采用“宗教建筑+方位”的构名方式。
瓦子场、吴家店、水南圩、白浒窑、白舍等得名于古代商贸集聚场所;江铃底盘、电机、轻纺城、东铜、东磷、七二一等地名,则源于现代工业与三线建设遗存。从白舍、白浒窑、炉下、炉前、陶田等早期手工业地名,到东铜、东磷、江铃底盘、电机、轻纺城等近现代工业地名,串联起抚州自古代陶瓷手工业到现代采矿业的发展脉络。
揭家堡、东堡、营上巷、东营、城关等地名,依托古代军事防御设施命名;县学岭、三元楼、天子科、考棚巷等地名,与古代科举文化相关;县学岭因邻近县学而得名;考棚巷则因清代在此设立科举考场考棚得名。
红米丘、麻姑山、骆仙等地名取材于民间传说。红米丘相传因贡产麻姑米在此以红篾箩盛装、挑夫堆米成丘而得名;唱凯古名唱凯渡,传说岳飞追击金兵途经此地,士卒讴歌渡河,地名由此而来。
其他命名
除上述两类命名理据外,抚州地名尚有三类使用频次较高的命名方式。
一是寓托性地名,承载地方民众的价值观念与美好愿景。里修、斯和、德溪、世厚、金柅、秋水园等地名蕴含传统儒家文化内涵,其中秋水园一名取自《庄子·秋水》。丰源、和丰、永丰、锦绣、安泽、长安、旨荣、万年、万兴、加升、富贵、大富、悦居佳等地名,寄托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如铁保取“铁壁金汤、永保村安”之意,龙安寓“龙蟠安泰”之愿。
二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政治性地名。解放路、建国路、前进、光荣、四新、立新、春光、拥护、胜利、光明、新华、燎源、生产路、跃进、东方红等地名,集中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承载着鲜明的时代政治寓意。
三是带“新”字的迁建类地名。伴随城市扩张与人口流动,区域人居空间持续变迁,催生大量含“新”字地名。罗针镇老郭村、新郭村即为典型:原地名郭堆村,陈氏族人外迁另辟新居,新址定命新郭,原聚落改称老郭村;同类案例还有老赵—新赵、新徐、新杨、新于、新长兴等。其中,新坪、新塘、新田、新圩上、新溪、新殿、新桥、新店得名于新建的生产与交通设施;新街、新村、新庄、新城则对应新建聚落。统计显示,作为专名的“新”字在抚州地名中出现频次达30次。
抚州地名的文化内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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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地名反映地形地貌与物产资源
抚州地名包含丰富且体系化的地貌词汇,山系、水系类地貌通名特征突出,映射出“赣东丘陵—武夷山西麓山区”与丘陵过渡区的地理环境。代表性通名可分为三类:山、峰、岭、岗、坑、嵊、垇等山地丘陵类;坪、田、塅等平缓台地类;源、溪、陂、塘、河、湾、湖、洲、水、嘴(咀)、渡、港、潭等滨水水文类。这类通名直观记录了抚州山丘、水网与河谷盆地交错分布的地貌格局,是承载区域自然地理信息的“活地图”。
抚州多样的动植物资源同样体现在地名之中。动物资源相关地名有作为牧羊场地的羊洲、水产丰饶的渔良,以及牛田、白鹭等;植物相关地名包含柘园、桑田(桑柘种植),莲塘、藕塘(莲藕种植),茶亭、茶园、茶园山、茶山(茶叶种植),另有果园、竹源、樟溪、松湖等。白舍、白浒窑、炉前、红石嘴、东铜、东磷、金坑等地名,则标识本地矿产资源。上述地名留存了宋明以来桑蚕、莲竹、瓷土、铜矿等资源的开发脉络,具有较高的经济地理价值。
抚州地名反映宗族信仰与临川文化
抚州宗族姓氏地名约占样本半数,属于典型单姓聚居村落区域,“姓氏+家、坊、边、店、排”结构的地名分布密度较高,集中见于临川、崇仁、乐安、金溪,与赣派宗族文化核心区空间分布基本吻合。“姓氏+庄、市、圩”“方位+姓氏”等构名形式亦较为常见。
临川文化在地名体系中渗透显著,涵盖理学先贤、文化名家、科举文化与民间信仰多重内涵。象山、安石、荆公、晏殊、曾巩、穆堂、若士等地名,直接取自本地历史文化名人。三元楼、科溪、天子科、考棚巷、院前等地名承载着古人求取科举功名的美好期许。先贤纪念地名叠加科举文化符号,借助地名不断巩固抚州“才子之乡”的地域文化认同。
抚州地名反映心理愿望与生产活动
万崇、永胜、利民、惠民、利群、新积、宏富、世厚、和丰、龙安、凤凰等地名融合儒家伦理与祥瑞寓意,体现传统农耕社会民众安土乐业、宗族永续的价值追求。四新、四青、永丰、胜利、解放、红光、前进、五星、五一、新民、立新、跃进等地名带有鲜明的时代政治寓意,反映国家治理力量向乡土地名体系的渗透。一木、七二一、东铜、电机、江铃底盘、铂金水岸等地名,则记录20世纪工业体系嵌入传统农耕区域的历史片段。
不同时代地名的留存,构成抚州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缩影:明清时期的祥瑞寄寓类地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性命名、近现代厂矿社区地名层层叠加,形成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抚州地名是赣东自然生态、宗族社会与临川文化共同塑造的语言活化石。语音层面,双音节、三音节地名居于主体地位,符合汉语地名演化规律。词汇结构层面,“姓氏+通名”地名占比近半,是赣派单姓宗族聚居的直接证据。“方位+专名”地名则记录同宗分支依托地形向外拓展、聚落分化的微观过程。命名理据层面,以溪、源、陂、塘为代表的水文地貌通名,还原抚河、盱江水系网络与宋代陂塘灌溉文明;二仙桥、杨泗村等宗教类地名,印证水患多发背景下民间镇水信仰的流行。文化内涵层面,荆公路、若士路等纪念王安石、汤显祖的地名,以及万崇、永丰这类寄托吉庆愿景的地名,共同彰显“才子之乡”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精神内核,实现自然地理、宗族伦理与精英文化的多重耦合。
作者:季明霞,钟昆儿,谢丽莉
来源:《文化产业》2026年第29期
选稿:耿 曈
编辑:董进康
校对:宋柄燃
审订:杜佳玲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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