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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典型案例讲好中国故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马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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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深入推进、国家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背景下,构建中国叙事体系,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已成为重要的时代任务。国际社会观察当代中国,需要可以核实的具体事实。和抽象的理论阐释相比,传承人、村寨和国际名录记录这类实践材料更容易被外国受众理解和检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因此成为国际社会观察当代中国的具体切口。中国是非遗资源大国。2001年,昆曲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3年修改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代表作名录),被视作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起点。2005年至2009年,全国动员七十多万人次开展非遗资源普查,首次全面掌握了全国非遗资源的基本情况,登记项目信息近87万项,覆盖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传统表演艺术、生产商贸习俗、人生礼俗和传统医药等门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昆曲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马盛德/摄)。

20余年间,中国依托各民族丰厚的非遗资源建立起适合国情的保护制度,积累了一批可以对外介绍的案例。这些案例有具体的项目、传承人和资金安排,也有可以核对的国际名录记录,还提供了濒危项目重建自我存续能力的经验。2024年和2025年,教科文组织先后将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和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又将赫哲族伊玛堪保护计划列入优秀保护实践名册。古琴艺术和藏戏早已列入代表作两个项目的保护过程提供了另一类经验:古琴依靠专业传承、社会普及和斫琴产业,使全国不足百人的琴人群体扩展为百万人的习琴规模;藏戏在行政保障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培育下重新回到社区生活。判断这些案例的成效,依据是遗产存续状态的实际变化和社区得到的实际收益。

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记录了各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延续方式,也体现出当代中国的文化治理智慧。羌寨、黎锦工坊、闽浙廊桥和赫哲渔村发生的变化真实可查,这些材料是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可以作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典型案例。

一、二十余年非遗保护的主要进展

2001年以来,我国非遗保护在国家统筹、学界支撑和社会参与下,逐步形成了贴合本土实际的工作方式。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要求充分利用非遗中的积极因素,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全国31个省区市相继出台地方性保护条例,全国人大定期开展执法检查,督促地方落实保护责任。法律之外还有常态化的资金渠道。2006年至2021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非遗保护专项资金87.9亿元,截至2023年累计达到105.12亿元,年度投入从4.14亿元增至8.08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累计安排18.45亿元,支持建设国家级非遗保护利用设施190个。地方各级财政另有配套经费,普查、传习和设施建设因此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名录和传承人构成保护体系的主体。各地推进县域全覆盖的非遗资源普查,建立标准化数据库,把项目和传承人的文字、实物和影像资料归档录入,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国务院先后公布5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1557项,文化和旅游部认定6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共3998人。国家级传承人每人每年享受2万元传习补贴,地方财政按本省财力配套。针对存续状况不同的项目,二十余年间逐步形成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和立法保护4种方式。

传播平台方面,业内常用“西边一个节,东边一个会”概括两个国家级活动。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以下简称非遗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四川省人民政府和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已举办十余届。每届非遗节既展出中国各门类非遗和保护成果,也邀请多国携本国遗产参展,各国从业者和普通观众在成都的同一展场交流,直接观看不同文化的技艺和表演。现场展示比展板宣传更直观,非遗节因此得到教科文组织和多国代表的认可,成为国际性的非遗保护交流展示平台和各国文化交流的稳定渠道。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同样两年一届,和非遗节错年举办,内容以国内非遗的展览展演、学术研讨和相关产品交易为主,在面向国内传承人和消费者方面作用更为突出。

传承人培养以人为中心。截至2024年,149所高校参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累计培训学员4.86万人次。研培计划把非遗项目持有者和从业者请进高校,和专业教师及设计师一起研究传统产品怎样适应现代生活,传承人借此补充专业知识,开阔眼界,提高专业技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自身技艺的信心也随之增强。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同步推进,2016年起,文化和旅游部陆续支持企业、高校和机构在新疆、湖南、贵州、云南、青海等地的传统工艺聚集地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帮助当地提升工艺水平,也带动了就业增收、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研培计划的实施和工作站的设立所依据的理念一致,即非遗依托具体的人、社区和生计存续,离开生活场景的静态保存难以持久。

国际层面,中国深度参与教科文组织的非遗事务。截至目前,中国共有45项遗产列入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和名册,其中代表作名录40项,急需保护名录3项,优秀保护实践名册2项,总数居世界首位。2003年10月,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04年8月,经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中国成为该公约的第六个缔约国,也是最早一批缔约国,并根据国情履行“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的义务。目前全球缔约国达185个。加入公约意味着中国对国际社会作出承诺,国内保护工作也要接受国际规则的检验。

中国在公约框架内的角色也在变化。中国先后3次当选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2015年,经中国政府推荐,中国民俗学会当选政府间委员会评审机构成员,承担2015年至2017年全球遗产项目的评审工作,并围绕评审实践完成多项研究,中国学者由此直接参与对各国申报项目的专业判断。中国由执行规则的一方变为参与制定规则的一方,角色上的变化比名录数量的增长更能说明问题。在全部成果中,一批曾列入急需保护名录、存续状况十分危急的项目经过多年抢救转入代表作名录,最直接地体现了保护体系的实效,也符合教科文组织把非遗作为提高社区社会和文化福祉手段的战略规划。

公约框架下的3类名录分工不同。代表作名录着眼展示和尊重文化多样性,急需保护名录面向传承链条濒临断裂、不及时干预就会消亡的项目,优秀保护实践名册收录最能体现公约原则和目标的计划、项目和活动。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遗产项目性质,笔者将其这一行为机制比作送入急救室的重病患者,通过专项紧急抢救后转入普通病房,在普通病房进行全面持续调养治疗,最后终于出院,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健康之人。也就是说,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非遗项目,经过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抢救保护措施,传承活力增强,传承队伍日趋稳定,传承链条逐步补齐,在社区形成内生的活态传承体系,整体呈现出常态化的良好的发展态势,具备自主长久存续的能力,才算完全“康复”。而转入代表作名录,标志着项目走完了全部过程,这是列入急需保护名录遗产项目的全部意义。

2009年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以及2011年列入的赫哲族伊玛堪,都完整经历了紧急抢救、调养修复和自主复苏3个阶段。2024年12月,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和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同时转入代表作名录。2025年12月,第20届常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赫哲族伊玛堪转入代表作名录,配套编制的《赫哲族伊玛堪保护计划》同时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两次常会的决定,是国际层面对中国濒危项目整套抢救方案和治理经验的认可,4个项目由此成为观察中国保护实效的直接证据。4个项目中有3项属于少数民族。赫哲族生活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总人口五千余人,是我国典型的人口较少民族,羌族和黎族聚居区分别地处偏远山地和海岛。现代化和城镇化持续压缩这些民族传统节庆和手工技艺的生存空间,羌年的碉楼和祭祀场地在地震中受损,黎锦的原料和销路长期不稳,伊玛堪的母语环境逐年缩小,国家为此出台持续性政策,在财政和人才方面给予兜底保障。

另有两项早已列入代表作名录的表演艺术—古琴艺术和藏戏,在保护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同样有代表性。两个项目都不在急需保护名录之列,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在当代生活中重新扎根。古琴艺术承载三千余年的中国文人传统,今天已进入知识分子和城市青年的日常生活。藏戏扎根雪域民间的节庆和婚庆等民俗场合,依靠政府专项保障和文化生态的整体培育在乡村重新活跃。古琴是文人雅乐,藏戏是少数民族戏曲,两类经验放在一起,可以较完整地讲述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成果。

整体性保护兼顾遗产自身的完整性和遗产所在的环境。文化生态保护区是落实整体性保护的具体制度,也是保护体系中较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保护区以一片区域为单元,把区域内相互依存的遗产、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一并纳入规划。截至2026年10月,全国已设立23个国家级保护区和267个省级保护区,覆盖不同层级的地理单元,羌族和热贡等保护区的做法在后文案例中还会具体呈现。保护区借助名录、资金和规划,把分属不同地区和部门的职责串联起来,解决了实际运行中难度最大的部门协调问题。保护区制度的优势是承认遗产项目的存续离不开周边的生活和生态条件,在尊重社区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把项目保护和居民生活、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改善放在一起安排,社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信心也随之增强。

二、案例1: 4项急需保护名录项目的濒危与复苏

名录之间的转入需要经过审议。按照公约操作指南,委员会要审议缔约国提交的保护计划执行情况,确认传承活力已经恢复,社区参与持续,原定措施得到落实,才会同意转入。名录之间的“升级”,相当于国际社会对国内保护工作的一次外部核查,核查依据的是传承链条能否接上,经费投入的多少不作为判断标准。

4项遗产分属不同门类。羌年属于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伊玛堪兼有口头传统和表演艺术的特征,黎锦和木拱桥营造技艺同属传统手工艺,前者依托家庭作坊,后者依托建筑工程,4项遗产覆盖了公约所列5类遗产领域中的4类。门类不同,濒危的成因也不同,节庆依托村落共同体,技艺依托市场和原料,口头传统依托语言。4个项目的抢救虽有共同框架,但具体手段则按各自濒危的成因确定。4个项目共同面对传承人高龄、青年断层、传统场景受损、记录不完整和产业基础薄弱等难题,各地在政府主导下把非遗保护纳入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规划,再根据项目特点选用立法规划、专项资金、普查建档、数字记录、传承人扶持、校园教育、场所修复、产业扶持和国际传播等手段,抢救、保护、传承、利用和发展同步推进,各项手段的组合方式因项目而异。

(一)羌年:震后重建中的整体性保护

羌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的成员,“羌”作为族称自甲骨文记载延续至今,未曾更改。羌族文化扎根岷江上游河谷,羌年是羌族群众庆贺丰收、祭祀先祖、传递族群历史记忆的综合性民俗活动,羌族文化在羌年中呈现得最为集中和完整。


茂县中国古羌城羌年活动(茂县文化馆提供)。

2008年“5·12”特大地震中,羌族聚居区的传统村寨、祭祀碉楼和民俗广场大面积损毁,羌族祭司释比和一批传承人遇难或离散。救援初期的工作集中在搜救群众、转移安置和抢修基础设施,延续数千年的羌族文化同样面临消亡危机,羌族文化紧急抢救行动随即同步启动,国家出台了两项层级互补、内外联动的保护措施。震后数月内,国家批复设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将汶川、茂县、北川、理县等羌族主要聚居区域划入整体保护范围,羌族文化的系统性保护由此纳入灾后重建总体规划。羌年的国际申报同步启动,2009年羌年被列入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名录,羌族民俗文化的抢救保护由此借助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机制获得国际支持。

两项措施确定之后,国家、四川省、陕西省和各羌族聚居县逐级配套专项措施,保护范围从羌年扩展到整个羌族传统文化,抢救、修复和复兴同步推进。保护实验区统一划定碉楼建筑群、民俗村寨和祭祀神山等保护点,为民俗、建筑、口头传统和手工技艺制定分级保护标准。灾后文化重建专项资金分批修缮了非遗项目的活动场所。幸存的濒危遗产项目传承人得到安置和生活补助,并参与复原祭祀流程、舞蹈套路和手工纹样,多学科工作组同时进村采录仪式、唱词和技艺。地方设立羌年展演专项资金,每年拨款支持各村寨自主举办羌年,老艺人带着中青年学徒走完整套民俗流程。羌文化专家编写了校本教材,羌年进入区域中小学课程。全域非遗恢复工程推动其余项目恢复常态展演,羌族多个门类的遗产重新回到村寨的节庆和日常活动中。羌族刺绣和羌族碉楼营造技艺等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被纳入研培计划,分别到清华美院、中央美院、上海大学和北京服装学院等高校学习,开阔了眼界,传承能力也有所提高。

十余年间,党和政府持续给予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和人才扶持,羌族聚居区完成灾后重建,羌族文化得到修复并在村寨中活态传承。羌年节庆恢复常态举办,青年传承群体逐年扩大,羌绣产业稳步发展,修缮后的碉楼既供居民生活,也接待游客,成为文旅融合的载体。2024年12月5日,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认为羌年“在羌族传统文化保护、带动当地文化生态旅游和乡村特色旅游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决定将羌年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

羌年的恢复说明,抢救濒危遗产需要同时恢复族群的生存条件、文化生态和代际传递,文字记录和实物存档只是其中一部分工作。地震之后,政府在安置群众和重建家园的同时设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又把羌年申报列入急需保护名录,在国内划定整体保护的范围,并借助教科文组织的机制争取国际关注。两条路径并行,群众生活得到安顿,延续数千年的羌族传统文化也得以修复。遭遇严重灾害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抢救濒危非遗时,可以参考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国际申报并行的做法。


略阳县羌年活动(略阳县文化馆提供)。

(二)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技艺转化为生计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以下简称黎锦)是海南黎族女性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以海岛原生棉麻为原料,用天然植物染色,主要工艺有餅染和双面绣,保留了黎族先民的生产经验和审美传统。2009年普查时,能熟练掌握全套技艺的传承人不足千人,多数年过七旬。五指山、白沙、保亭、琼中等黎族主要聚居区当时均属重点贫困区域,黎锦生产零散,规模小,附加值低,妇女靠织绣难以稳定增收,年轻人不愿拜师。技艺濒危和群众贫困两个难题叠在一起,2009年黎锦被列入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名录。此后十余年,为了改变黎锦技艺的濒危状态,海南省把黎锦保护和脱贫统筹考虑,采取多种措施保护黎锦。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马盛德摄)。

海南通过地方立法明确黎锦保护的权责,用财政专项资金保障原料、传习和传承人补贴,并吸引院校、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相关法规、规划和行动计划对传承人扶持、原料基地建设、产业培育、校园普及和文旅融合分别设定了量化任务,各级文旅部门建立督导考核机制,检查各项任务的完成情况,黎锦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由此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全省开展资源普查,记录黎锦传统纹样和古法纺染织绣工序,征集收藏代表性实物。针对海岛棉、蓝靛和苏木等染织原料日渐短缺的情况,海南采用“政府投资,企业承包”的运营模式,建成148亩标准化原料基地,传统原料的供给由此稳定下来。


织锦图案(马盛德摄)。

传承人补助按级别发放,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由中央财政每年补助20000元,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每年获得7000元传习经费,五指山市和三亚市的本级传承人每年分别获得1500元和6000元补助,经费全部用于收徒和公益培训。城乡各地设立传习点,中小学统一编制的基础教程把黎锦列为必修课,低学段学生学习纹样绘画,此后依次学习简易织造和完整绣作。经过多年培育,黎锦传承队伍由2009年的不足千人增加到近两万人,长期困扰黎锦传承的后继无人问题得到解决。

设计环节,国内高校和文创设计师对接黎锦工坊、本土企业和传承人工作室,按当代审美调整传统纹样和织造工艺,开发服饰、家居、潮玩和文创配饰等新产品。海南同时出台地方标准,扶持本土黎锦龙头企业。

对外展示方面,海南连续举办四届“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邀请多国业内人士参加展演、研讨和时装走秀,组织黎锦作品参加巴黎时装周和米兰国际设计周等国际展会,并在马耳他、德国、保加利亚等国举办“南溟技艺百卉千华”海外巡回展,向海外观众介绍黎锦由濒危技艺发展为山区产业的过程,以及保护、传承、产业和减贫环环相扣的做法。

目前,海南黎锦传承群体近2万人,百所学校常态开设黎锦课程,5座大型传习馆和16个特色传承村投入运行,上百家非遗工坊为五指山、白沙、保亭、琼中等地的山区群众提供稳定就业,帮助他们脱贫增收。《非遗传承助力乡村振兴——海南黎族纺染织绣技艺保护减贫案例》获评第六届全球减贫最佳案例,黎锦的抢救保护和当地的减贫目标由此结合起来,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也得到协同保护。

(三)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留住匠人,也留住桥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流传在闽浙交界山区,工匠用木料编成拱架跨越溪流,构件之间靠榫卯咬合,整座桥不用铁钉,兼顾通行功能和东方营造美学。公路桥梁大规模建设之后,新建木拱桥的需求急剧萎缩,资深木匠逐年老去,年轻人不愿花数年学习复杂工序,技艺体系一度濒临失传。2009年,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名录。


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鸾峰桥(龚健/摄)。

福建和浙江两省开展跨省协同保护,史料留存和活态传习同步推进。工作人员逐一走访高龄匠人,整理营造图纸、口传口诀和拱架搭建工序,编成《木拱桥营造技艺集成》,并拍摄教学影像存档。年满60岁的匠人收徒可领取年度补助,学徒学艺期间也有生活补贴。庆元、屏南等传承地建起传习基地、展示馆和木工实操工坊,定期接待中小学生和游客研学。古桥修缮专项资金分批修复现存木拱桥,保留实体样本。住建和文旅部门在乡村景观和文旅配套工程中适度采用古法木拱营造,老匠人因此有了稳定的施工机会,技艺的实践因此没有局限在传习基地的模型和课程里。两省每年举办木拱桥营造技艺交流活动,匠人互相切磋技法。经过长期协同保护,营造技艺的传承体系稳定下来,青年匠人陆续出现,古法榫卯在新工程中也有适度应用。保护措施同时照顾到匠人、学徒和现存古桥,技艺就有了持续实践的对象。

2016年浙江泰顺遭遇特大洪水,多座廊桥被冲毁,损失严重。洪水退后,村民沿河岸把冲散的廊桥木料捡回,请村里工匠按原样重新搭建。泰顺村民的做法印证了“人在艺在、人亡艺绝、人亡歌息”的说法,匠人还在,桥毁了也能重建。2023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起廊桥保护三年行动,从廊桥这个文物建筑门类入手,探索文化建筑的系统性保护路径,保护对象包括桥梁本体,也包括营造桥梁的技艺和匠人。三年间,行动摸清了2193座廊桥的底数,完成百余座古桥修缮加固,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也转入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名录,中国传统木构营造技艺和生态建造观念由此在国际上得到展示。

(四)赫哲族伊玛堪:人口较少民族的母语说唱

伊玛堪是赫哲族独有的口头说唱史诗。赫哲族没有文字,族群历史、渔猎生产和民俗礼仪依靠伊玛堪的叙事保存下来,伊玛堪因此被称为赫哲族的活态“百科全书”。口头传统类遗产比其他类别更为脆弱,它依附语言存在,语言退出日常交流之后,唱词便失去传唱的场合。赫哲族总人口五千余人,是我国典型的人口较少民族,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母语使用人群持续缩减,资深说唱人逐年减少。2011年,伊玛堪被列入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名录。


赫哲族伊玛堪(黑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提供)。

2016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省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考察,在村文化活动中心参观赫哲族民俗展,观看伊玛堪说唱教学,听民间艺人完整演唱。他称赞赫哲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渔猎技能高超、图案艺术精美、伊玛堪说唱很有韵味。考察之后,伊玛堪的抢救由部门工作上升为上下共同推动的专项任务。

黑龙江省的措施围绕“留下声音”和“找到传人”展开。专业音视频团队走遍赫哲族聚居村镇,完整录制所有在世艺人的说唱,完成赫哲语和汉文对照翻译,建立伊玛堪数字音频数据库。传承人补助标准提高,并增设母语传唱专项补贴,老艺人在村屯和传习馆常态教学。伊玛堪进入中小学校园,学校编写乡土教材,开设说唱社团,并配备专职辅导艺人。渔猎文化和伊玛堪专题传习馆固定开设专场展演,文旅资金支持开发了伊玛堪主题线路,乌日贡大会和民族节庆期间常态化安排专场说唱演出。标准化的长效保护计划书按年度细化人才培育、史料留存和全域传播任务。


赫哲族伊玛堪进入中小学课堂(黑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提供)。

经过多年分层保护,伊玛堪说唱实现了稳定的常态化传承。十余年间,能完整说唱的传承人从5位发展为121位各级传承人,各地建起7处传习所,形成了可持续的传承梯队。2025年12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第20次常会上,伊玛堪转入代表作名录。委员会在“保护计划”(优秀保护实践)的审议中注意到,赫哲族伊玛堪通过“一项结构完善的计划使家庭、社区、学校、地方当局和国家共同参与到这一活态遗产的保护之中”,从而有效地保护了该遗产项目的存续力。伊玛堪的后续保护计划和活动方案因此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是最能体现公约原则、目标的案例之一,成为全球人口较少民族抢救、保护和传承口头传统类遗产时可借鉴的典型范式。

三、案例2:作为“在生活中扎根”标杆的古琴艺术与藏戏

前4个案例检验的是濒危项目能否救得活,古琴艺术和藏戏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已经列入代表作名录的项目能否在当代生活中重新扎根。两个项目的路径不同,古琴由文人小众艺术扩展到大众,藏戏的民间戏班由凋敝恢复到在社区经常演出。

(一)古琴艺术:专业引领与社会扩散的相互支撑

古琴有三千多年可考的传承脉络,文献和考古实物均可佐证。南北朝时期古琴定型为七弦十三徽,此后千余年形制基本未改,在世界旋律乐器中十分少见。唐代出现减字谱,大量琴曲借助专门的记谱法得以保存,文本传承由此成为可能。宋元以后,琴进入文人的日常生活,“琴棋书画”以琴居首,“左琴右书”成为士人理想的生活图景。古琴承载音乐,也承载中国人的哲学思考、修身观念和审美趣味。


古琴演奏(刘晓辉提供)。

在近代社会动荡和外来艺术的冲击下,古琴迅速边缘化。1956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联合开展全国古琴普查,覆盖20个地区,结果并不乐观,能完整演奏并具备正规传承能力的琴人不足百人,三千余首传世琴曲中仅七十余首仍有活态演奏,古琴文脉几近断绝。2003年,古琴艺术被列入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名录,成为古琴保护的转折点。

2003年以后,古琴逐步建立起覆盖普查、传承人、教育、生产、展演和创作的保护体系。全国古琴资源普查梳理了各地琴派、古谱和传世老琴,建成古琴古籍和古曲数字化数据库,整理出一批孤本琴论和濒临失传的曲目,为后来的打谱和教学提供了文本依据。国家先后分五批认定27名古琴艺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每年发放传习补助,支持他们开办琴馆、公益授课和带徒传艺。研培计划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高校长期开设古琴高研班,培训专业教师和民间资深琴人。中小学把古琴纳入课后美育,高校开设公共选修课,机关和城市社区开办免费公益课堂。老字号斫琴工坊获得场地和资金扶持,传统选材、制坯和上漆工艺得到规范传承。全国古琴专业大赛、巡回雅集和专场音乐会定期举办,线上直播和云端雅集吸引了新的听众,线上线下多层次的传播网络逐步形成。创作者结合现代舞台和影视国风音乐改编传统琴曲,受众范围继续扩大。教育和斫琴两项措施影响最为长远,学校教育培养弹琴的人,斫琴工坊提供可用的琴,两项措施都直接关系到琴人群体能否持续扩大。

展演活动中影响较大的是北京恭王府大戏楼的“良辰美景古琴名家演奏会”。演奏会在每年6月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举办,属于文化和旅游部会同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打造的“恭王府非遗演出季”。恭王府是国家级非遗综合展示场所,古戏楼的建筑格局和古琴含蓄淡雅的演奏风格相协调。每届演奏会邀请虞山、广陵、梅庵、诸城等流派的国家级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以及高校古琴名师同台演奏历代古曲,现场配有古琴文史讲解,并展出传世老琴和斫琴工艺,专业听众和普通观众都能有所收获。演奏会开办以来关注度逐年上升,门票常年售罄,现场满座。演奏会的举办时间固定在遗产日,全国性的非遗宣传为古琴带来更多观众,现场演出则依靠演奏质量逐渐培养观众的传统审美,演奏会因此成为古琴线下传播的固定平台。

高水平古琴音乐会也呈现出老中青琴人的接续。2024年10月,苏州举办“八老九十”古琴专场音乐会,90岁的古琴艺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吴钊和84岁的龚一两位琴家以独奏形式共同完成整场音乐会。高龄琴家演完整场音乐会在器乐领域少见,引起文艺界和传统文化界的广泛关注,观众也直接看到古琴传承在高龄琴家身上的延续。2025年央视春晚和全国非遗专题晚会上,青年琴家丁霓裳登台演奏,把传统琴曲和当代舞台呈现结合起来,向全国观众展示了新一代传承者的水平。高龄琴家和青年琴家先后登台,体现出老中青三代琴人的传承接续。各地常年举办“把遗产交给未来—昆曲古琴名家名曲进百校”、全国古琴打谱学术研讨会和“泰山北斗映蓝天古琴展演”等公益普及活动。据行业统计,海内外现有专业琴馆485家,其中国内独立古琴馆276家,综合文化琴馆189家,海外传播琴馆20家,常年开展教学、雅集和公益讲座,教学和交流网络覆盖全国城乡并延伸到海外多国。

古琴普及离不开斫琴产业,河南兰考是传统工艺振兴和非遗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例子。焦裕禄在兰考治理风沙时,带领全县群众大规模栽种泡桐防风固沙,当年成片种下的泡桐如今成为制作古琴音板的优质木料。2013年,兰考县堌阳镇规划建设民族乐器产业园,当地政府对入园企业厂房实行前三年免租,乐器制造、仓储物流和展销环节逐步聚集到产业园。全县泡桐种植面积二十余万亩,树木六百余万棵,活立木蓄积量百万立方米,年合规采伐量八万立方米,堌阳镇另有千亩泡桐原料基地为斫琴稳定供料,原料、制作和销售都集中在县域之内。兰考民族乐器发展服务中心的实地统计显示,兰考县年均出产古琴保守估计十万张,全国九成以上古琴音板产自兰考。凭借原料和价格优势,兰考古琴产销规模约占全国一半。当地还联合高校研发斫琴工艺,培育自有乐器品牌,开发乐器研学旅游线路,堌阳镇徐场、范场等村几乎家家参与古琴制作。曾经的风沙贫困县依靠泡桐发展古琴产业,生态修复、文化传承和群众增收在同一个产业里得到兼顾。

目前,全国常年习琴、研琴和传琴的人群超过百万,年均新增古琴爱好者超过十万。古琴的受众早已超出古代文人的小圈子,学琴者包括高校师生、机关公务员、城市白领和青少年,参加雅集和学琴赏琴已成为不少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956年普查时能完整演奏的琴人不足百人,今天习琴者达到百万规模,古琴的复苏依靠法律保障、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和活态传承同时推进,学术整理、人才梯队、品牌展演和斫琴产业相互衔接。琴乐延续三千年,是因为古琴一直由人弹奏,没有被当作文物收藏起来。

(二)藏戏:行政保障与文化生态的双向激活

藏戏流行在青藏高原和藏语聚居区,藏语称“阿吉拉姆”,意为“仙女姐妹”。藏戏以唱为主,兼有舞、诵、白、技等表演手段,演员佩戴面具,伴奏以鼓钹为主,演出分为“顿、雄、扎西”3段,是在广场上演出的综合性戏剧。藏戏承载藏族群众的信仰、审美和族群记忆,是青藏高原有代表性的活态文化。2009年,藏戏被列入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名录。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双朋西村民间藏戏团展演(马盛德/摄)。

与急需保护名录项目不同,藏戏没有被判定为濒危,但城镇化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同样影响着藏戏的生存。基层民间戏班出现人才流失、排演停滞和服装道具老旧短缺等问题。拉萨曲水县南木乡江村、曲水镇茶巴朗村和堆龙德庆镇邦村的多支老牌戏班长期停演,民间传承活力持续减弱。十余年来,藏戏依托国家四级名录体系,在西藏和青海形成了两条互补的路径,拉萨以行政保障为主,热贡以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培育为主。


西藏拉萨市觉木隆藏戏队开场表演(罗桑/摄)。

拉萨是觉木隆藏戏的发源地,城郊农牧区的民间戏班长期承担觉木隆藏戏的日常演出。针对民间戏班的困难,当地出台专项措施时,先安排经费并摸清底数,随后培养人才和配备舞台,长期传承机制则放在两项工作之后建立。2017年,当地开展藏戏专项普查,逐村登记民间藏戏队伍,建立动态更新的电子台账,辖区25支民间戏班全部纳入标准化传习点管理。年度藏戏专项经费为每支乡村戏班发放排练和巡演补贴,为各级传承人发放生活补助和带徒奖励。老艺人和中青年结成师徒,每年开设唱腔、面具制作和舞台表演公益培训班,吸收农牧区中青年拜师学艺,逐步形成老中青三代相接的人才梯队。江村和茶巴朗村等长期停演的老牌戏班有专业戏曲干部驻村指导,排练场地由专款翻新,演出道具也加以补齐。市级文旅部门统一采购藏戏面具、传统戏服、锣鼓乐器和灯光音响,免费配发给辖区所有基层戏班,戏服道具老旧短缺的问题得到缓解。全区藏戏专业大赛连续多年举办,每年还推出“藏戏演出季”,乡镇另有巡回演出专项经费。专业文艺团队进村录制原生态剧目和唱腔,编纂《八大藏戏剧目梗概》《藏戏唱腔精品》,并出版收录25支戏班一手史料的《拉萨非遗大典》。藏戏传承人定期到中小学上体验课,学校组建少儿藏戏社团,少儿参赛有专项补贴,藏戏由此在青少年中有了新的观众和学员。2026年推出的现实题材广场藏戏《达瓦洛追》由文艺创作专项资金支持,讲述雪域乡村振兴,突破了藏戏只演古代神话和历史故事的惯例。

拉萨市2017年的戏曲专项普查登记了全市25支民间藏戏队,摸清了艺人、剧目和演出场地的底数,并把这些队伍纳入标准化动态管理。西藏自治区的民间藏戏队伍由早年的50支增至186支,开展非遗保护以后,藏戏艺术在西藏发生了很大变化。

西藏文化主管部门除了根据各民间藏戏队的实际需求配备戏服、道具和乐器,建设露天演出剧场并给予资金补助外,还为藏戏队的流动演出配备专用车,车身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觉木隆藏戏”字样,专用车以流动形式持续宣传藏戏,带动了民间藏戏的演出活动。笔者在拉萨市乃琼镇甲热村观看觉木隆藏戏演出时,村民带着孩子,提着酥油茶壶和水果小吃来到露天剧场,坐在摆满食品的藏式桌椅前边喝茶边看戏,不时为演员喝彩,演出中途还上台向演员敬献哈达,台上台下互动频繁。2025年8月,拉萨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罗桑向笔者介绍,堆龙德庆区重视民间农牧民藏戏队的实际需要,从配发演出行李箱到修建传习场所和设立县级扶持资金,逐项解决基层藏戏艺人的困难。民间藏戏队和体制内的专业藏剧团性质不同,处境也不同,民间藏戏艺人都是普通农牧民,一边务农务工,一边坚持演出藏戏,很多现实困难容易被忽视。只有持续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藏戏才能在乡村扎根。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2008年设立,区内的黄南藏戏属于安多藏戏,2009年作为我国藏戏的重要流派一并列入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名录。此前,黄南地区民间藏戏发展基础薄弱,全域能够完整排演经典剧目的民间戏班仅2—4支,艺人零散,剧目单一,展演场地简陋,传承状况日渐萎缩。保护区设立以后,多年处于式微状态的黄南藏戏得到良好发展。

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按整体性保护的思路培育黄南藏戏,措施覆盖单个戏班,也覆盖藏戏赖以生存的村落、寺院和节庆环境。区内非遗传习所和艺术工作室免费开放,老艺人带徒有专项补助,乡村和校园常年开设公益戏曲培训班。保护区每年拨专款更新戏班道具,并资助节庆汇演,各村统一修建标准化戏台,演员不必再在露天条件下演出。热贡艺术博物馆和综合性非遗传习中心建成后,常年举办藏戏展演和研学体验。民间藏戏队到农区、牧区和寺院交流演出可以获得补贴,演出范围因此扩大,民间艺人有了更多登台的机会。村落、牧区、中小学和寺院自主组建的藏戏队享受同等的政策和资金扶持,藏戏的民间传承主体更加多样。目前,民间自发组建的藏戏团(队)已增至24家,既有农区和牧区的队伍,也有学校组建的队伍,还有寺院僧人成立的藏戏队。热贡保护区由此形成24家民间藏戏队和青海省藏剧团(所在地同仁市)专业舞台藏戏相互衔接的格局。

如今黄南藏戏的演出范围覆盖农区、牧区、城镇和城市,跨省跨区域的交流演出已成常态。24家民间藏戏队都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同仁市江什加村、浪加村、双朋西村、尖仓村、和日村等藏戏之乡新建了戏台和广场,形成了新的社区文化空间,藏戏演员长期露天演出的状况由此改变。新建戏台配有化妆、服装和道具用房,以及休息室、剧目展示空间和简易舞台灯光,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观看舞台化的藏戏演出,藏戏的发展由此得到推动。保护区内藏戏从业者目前已有600余人。热贡地区的群众切实感受到非遗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带来的变化,获得感明显增强。

藏戏已进入藏族群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不少家庭生活的组成部分。在西藏和青海的藏族聚居区,藏戏已经不只在大型传统节日上演,婚庆、寿宴、升学宴和新居落成时,群众会请民间藏戏队上门演出祈福,藏历新年、望果节和雪顿节则是藏戏集中汇演、群众普遍参与的时段。群众主动邀演给民间戏班带来稳定收入,艺人得以维持排练和收徒,藏戏在乡村的演出机会也随之增加,乡土文化的传承有了更稳定的社会基础。观众的需求、戏班的收入和艺人的传承由此相互支撑。

良好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文化生态,是藏戏传承的基础。拉萨和热贡的做法各有侧重,拉萨依靠行政统筹,在资金、硬件和人才梯队上精准投入,热贡依靠文化生态保护区修复整体文化环境,动员村落、牧区、学校和寺院共同参与。两地经验表明,四级名录体系既能对接公约的保护要求,也能深入基层,帮助具体的民间戏班渡过难关,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因此都能得到较为均衡的长效保护。

四、结语

从2001年参与教科文组织非遗申报、融入全球非遗治理体系以来,中国坚持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二十余年间,中国按期提交高质量的履约报告,参与全球非遗保护规则的讨论和制定,并向各国介绍本土的保护举措和实操经验,这些工作是中国履行公约义务、承担文化大国责任的具体行动。中国在全球非遗事务中的位置也随之变化,最初主要执行既定规则,此后以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和评审机构成员的身份参与规则讨论,并向其他缔约国提供保护经验,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羌年和伊玛堪等项目转入代表作名录,伊玛堪保护计划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是国际社会检验这些经验的具体结果。

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赫哲族伊玛堪、古琴艺术和藏戏6个案例,覆盖灾后抢救、人口较少民族的口头史诗、海岛传统工艺、木结构营造技艺、文人雅乐和雪域戏曲,分布在偏远少数民族聚居区、闽浙山区以及城市和乡村。各案例的保护措施都包括普查建档、史料留存、人才培养、资金保障和展演传播,有的还涉及生态修复、产业扶持和守正创新,具体安排各有侧重。羌年依靠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和急需保护名录的双轨抢救,伊玛堪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后进入上下共同推动的专项抢救,黎锦依靠原料基地、校园教育和非遗工坊把技艺转化为生计,木拱桥营造技艺依靠匠人传习和古桥修缮相互支撑,古琴依靠恭王府“良辰美景”演奏会等品牌展演、“八老九十”高龄琴人和登上央视春晚的青年琴人之间的接续以及兰考斫琴产业,藏戏依靠拉萨的行政扶持和黄南的整体培育恢复了村落演出。灾后重建地区、人口较少民族、文人艺术、乡土戏曲和特色手工艺都在样本之中,这些真实发生的变化,呈现出各民族文化平等共生的图景。

6个案例类别不同,传承环境各异,保护路径有相通之处,制度和资金提供保障,传承人和社区承担传承,普查记录、人才培养、场景建设、教育传播和适度创新共同维持遗产的生命力。相通的路径并不要求所有遗产采用相同的保护方式,各地根据遗产自身的发展规律、专业特点和传承需求因类施策。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遗产处(现为活态遗产处)前处长塞尔西·杜维勒认为:“为了立档而立档,或者仅仅在遗产消失之前做记录称不上保护,为了满足研究者科学好奇心的研究称不上保护,除非它能够直接为巩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作出贡献。”中国的非遗保护立足遗产传承、社区共享和文化发展,6个案例的成效体现在遗产生命力的恢复上,羌寨重新过羌年,赫哲村屯重新有人唱伊玛堪,古琴和藏戏重新拥有大量学习者和观众。实践出真知,经过二十余年检验,这些案例形成了可供各国借鉴的非遗保护经验,也是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文化故事的生动材料。诚然,6个案例多为保护条件较好、获得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类似做法在资源和行政能力较弱的地区能否同样奏效,名录之外大量县级、市级项目的存续状况如何,还需要更多案例和长期跟踪材料来检验。

(此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非遗处、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非遗保护中心、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管委会、昆曲古琴研究会等相关部门和好友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近影。

作者简介:马盛德(1959— ),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非遗专业委员会会长,研究员;南通大学、云南艺术学院特聘教授。

原标题:《以典型案例讲好中国故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马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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