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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关联生态:抑郁症的知识分形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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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小康

南开大学

社会学院社会心理学系

教授

建构关联生态:抑郁症的知识分形及其启示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5期

作者 | 吕小康

责任编辑 |黄添祺

分形原指不同尺度下同一几何结构的重现,并有对立中存在统一、无序中涌现有序的隐喻之义。基于关联生态思想而构建的分形理论可以解释不确定性知识的差异化建构如何形成有秩序的社会行动。以抑郁症为代表的不确定性知识,其流行过程呈现“清晰化—模糊化”的分形模式:不同主体可因抑郁症的本质不确定性而进行差异化的知识建构,形成局部清晰的分体概念,以体现自身利益;又可因抑郁症状的表面相似性而将其作为统一行动的象征符号,通过概念的模糊化使用而缔结社会关系、促成社会整合。其他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现象也有类似的分形过程,但分形的具体模式、形塑动力与社会条件仍需具体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差异化的知识建构如何促成有秩序的社会行动?

为何有些社会现象的流行会以“分中有合”的方式呈现?差异化的知识建构在何种社会条件下得以促成有秩序的社会行动?这些问题指向了同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理解社会过程的涌现(emergence)及其产生条件。涌现是指多个要素叠加后出现单个要素所不具备的新性质。要解释此类复杂过程,可借助能统摄复杂性的概念。抑郁症、内卷等概念既能不断分裂出不尽相同的局部知识,又能维持术语统一、促成有序行动,这一过程可称为概念的“分形”(fractal)。分形原指不同观测尺度下的同一几何结构再现,即整体与局部之间存在“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云朵、雪花、山峦、海岸线等自然事物都有近似的分形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起,分形成为了描绘社会系统中何以在对立中出现统一、无序中涌现有序的理论视角,被广泛用于解释股票市场波动、市容景观设计、产业集群规划等社会现象(江南,2020;芒德布罗,2022;江南等,2024),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

人类学家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瓦格纳(Roy Wagner)等人是人类学分形观的引领者。他们视分形为消解“部分—整体”“个体—社会”“特殊—普遍”“中心—边陲”等传统二分范畴的方法论视角(Strathern,1988,2004;Wagner,1991)。在斯特拉森看来,传统的英国人类学研究存在整体主义的方法论预设,即要求以更宏大的整体为前提去解释局部的社会文化现象,而民族志研究的目的就是透过局部且分散的田野现象把握社会的整体性。但是,以不完整的知识去把握社会的复杂性必然存在悖论。克服这一方法缺陷的根本出路在于不去预设社会的总体性特征,而只承认所有事物都只有“局部关联”(partial connections),它们可在不同尺度上涌现出同等的复杂性(Strathern,2004:xiii-xx)。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他们在民族志研究中发展出“分体”(dividual)、“分形人”(fractal persons)等衍生概念,斯特拉森认为社会中不存在具有独立自我的“个体”,而只存在“分体”,即多种潜在的身份或社会关系,它们会在具体情境中得到显现(Strathern,1988:13)。瓦格纳使用“分形人”一词表示“总是体现完整内在关系的实体”,分形人的整体性既不在个体也不在群体,而只在于其分形性,即“无论怎么缩小或扩大,分形人都具有尺度不变性,只是再生产着自身的不同版本”(Wagner,1991:159)。强调“个体即社会,局部即整体,一即多”(王燕彬,2024)的关系性而非对立性思维方式。此外,人类学家戴木德(Frederick Damon)还指出,既往分形论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只强调了不同尺度下的模式相似性而忽略了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异性,因此未能解释分形过程中的各类变异;社会现象的分形并非某一模式的精准再现,而是有分化的再生产过程;模式的差异和相似实为同一硬币的两面,社会生活中细小差异的不断积累推动着社会现实的整体分形(Damon,2005:85-94)。

社会学界对分形理论的阐发则主要源自阿伯特(Andrew Abbott)。他从知识社会学视角论述了社会现象的双重分形特征。一是形式相似性,表现为分支之下又有分支、分层之下又有分层。二是时间循环性,表现为一方面是学者不断为同样的旧事物创造新术语,如用“认同”替代“团结”,另一方面是他们会使用同样的术语表示不同的含义(阿伯特,2025a,7-43)。阿伯特同样强调了分形思想的方法论价值,认为它是一种无须强行区分价值层级去思考社会生活复杂性的思维模式(阿伯特,2022:331,2025a:275-281,2025b:146-191)。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分形观各有侧重,前者注重常人知识,后者注重专家知识,但都有效启发了人们对不同领域中分化与统一、宏观与微观、个体与社会等二元命题的重新思考。

但是,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分形研究仍停留于对这一概念的隐喻式借用,只是用分形类比社会现象在不同层级上的形式重现,视整体与局部间的自相似性为理所当然的自发涌现状态,对分形的社会生成过程仍缺少具有学科意味的深层追问。要提升分形理论的社会学解释力,我们还需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说明社会现象为何必然会出现自相似结构,以及这种不精准和有分化的再现如何形成特定的社会秩序。为此,本文将从阿伯特的关联生态(linked ecologies)视角出发,引入伯格(Peter 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2019)的“现实的社会建构”的经典社会学立场,来分析社会现象的分形过程及其动力。此理论视角既可全面地揭示抑郁症流行的社会性,为减轻抑郁症的疾病负担提供社会治理启示,同时还可为不确定知识的差异化建构如何促成有秩序的社会行动提供一般性的解释框架。

二、分析框架:分形的关联生态视角

(一)关联生态中不同主体的相互作用:分形的理论预设

关联生态视角源自阿伯特的社会理论。阿伯特(2022:46-47)在分析性而非本体性的意义上使用生态一词,将生态定义为行动者、位置及二者联系的动态集合,该思想的要旨在于承认“多个既不完全相互约束也不完全独立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为基点认识整个社会世界。阿伯特生态理论的关注点经历了从单一生态到关联生态的转变。他早期的职业系统理论强调职业生态的内部竞争过程,即不同职业群体力图以知识管辖权谋求职业管辖权,独占某一工作任务的解释权与处理权(阿伯特,2016:156)。学界对该理论的常见批评之一是它存在内生性问题,即假定职业生态为独立完整的生态,强调了职业本身的主体性,但忽视了其他多重主体的作用(赵旭东、何霆,2025)。阿伯特(2022)后期承认职业系统理论的缺陷在于假定了生态的外部环境是固定不变的,只有生态内部才存在变化与竞争。实际上,职业生态之外还存在其他生态,且这些生态(如国家)的合法性并不由职业生态决定;相反,某一职业群体要获得某一业务的管辖权“不仅必须在职业系统内取得成功,还必须在国家生态系统中取得成功”,且取得两种成功的原因往往并不相同(阿伯特,2022:44)。

关联生态理论正是为了弥补上述缺陷而发展的生态论观点。阿伯特(2022)指出,知识、职业、政治等都可视为一种小规模的生态,其内部还可再细分。因此,某一生态附近必然同时存在多个相邻生态,而同一行动主体还可同时属于不同生态。例如,医生当然属于医学生态,加入党派或成为管理者,则会属于政治生态、法律生态,还会因开发和推广医疗技术而介入商业生态。因此,同一行动者在某一生态内的行动,总会溢出边界而寻求跨生态的联盟、资源和支持,进而形成关联生态,生态的边界由此变得不固定且必有重叠交错。例如,一座城市的房地产运行模式,不仅涉及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竞争,还涉及商业机构、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多个主体。成功的地产项目需要使所有这些生态中的相关参与者结成联盟。因此,任何特定生态内的事件都是相邻生态事件的“人质”(hostage),即“为了在一个生态中取得成功,一个特定的竞争策略因此必须为邻近生态的盟友提供结果”(阿伯特,2022:57-58)。在此视角下,社会世界中既不存在自给自足的单一生态,也不存在完全自由的行动主体,因为“真正的行动者是不断变动的联盟”,它们“从来都不是纯粹自由的,而是必须始终在他人塑造的条件下创造其未来”(阿伯特,2022:4、69)。

关联生态思想所揭示的逻辑在其他场景中早有体现。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物种间的竞争关系总是会与合作、共生等其他关系共存。在具有复杂网络和多重边界的社会世界中,不同生态间的竞争与合作、竞争与共生等关系也同样存在。例如,在企业创新、劳动分工、政府治理等领域都存在各种类型的竞合关系:不同利益主体间既存在指向利益分割的竞争关系,也存在共享价值创造的合作关系,从而维系着社会网络的动态平衡。以关联生态视角看,竞合正是不同生态相互作用的一种方式。不论是知识生态内的不同专家群体,还是职业生态中的不同职业群体,以及不同的小生态系统之间,都存在类似的相互作用。微观的、局部的冲突与宏观的、整体的合作有机交融,参与行动的各个行动主体在此过程中形成关联,彼此提供行动支持,共同参与社会秩序的生产。

关联生态思想的方法论本质在于以生态学思维重新理解社会世界的涌现性特征,它最终通向过程本体论的立场。在此立场下,社会过程没有层级,而是由流动的事件构成的。事件具有永久流变性,不稳定的社会实体之间进行无层级的相互作用,这些作用时时刻刻产生着新事物和新属性(李钧鹏、张鹏,2024)。个体、实体、结构都不是社会生活中固定不变的元素,而是“由无尽的事件流动所定义的关系在一瞬间产生的”(阿伯特,2025c:32)。社会事物本质上是某种“凝结的价值”(congealed values)的具体表现,实体和现象都是社会过程中的不同区域由于价值关注的不同而得到选择性编码和表达的结果(阿伯特,2022:275)。关联生态思想与分形理论的立场之间具有亲和性,它们都没有预设个体与社会、局部与整体的对立,视社会事实和社会秩序为不断变化的关系性社会过程的暂时产物。既然社会世界是一个关联生态,而生态又总处在不断变化的分形过程中,那么研究社会现象也就必须考虑行动和情境的分形性(阿伯特,2022:331)。由此,以分形为理论透镜分析社会现象,也成为考察关联生态中展现的社会实体与社会行动的基本预设。

(二)知识与利益的契合:分形的社会条件

社会现象的分形虽然较为普遍,但我们仍需结合具体情境分析其得以出现的社会基础及具体形态。即便同处医学生态中,不同疾病所引发的知识及行动分形的形式和程度也不尽相同。例如,同为病因学机制并未探明的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引发的社会关注和争议就比抑郁症少;而脑卒中、急性心肌梗死等高发的心脑血管疾病虽然也受社会关注,但其疾病成因、诊断标准、治疗方式就较少存在争议,相关行动也主要由医疗机构及其监管部门自身推动,而较少有其他行动主体的参与。

为何只有特定的社会现象才能涌现出分形?这可通过引入如下的知识社会学立场来解释。

在对立的现实定义相互竞争之时,必然存在着一个社会结构的根基……对于相互竞争的理论,不同的社会群体与之有着不同的亲和性……一个理论是否具有实用的优势,并不是看它的内在品质,而是要看它对作为其承载者的社会利益群体有什么样的适用性。(伯格、卢克曼,2019:148-149)

上述论断已指出知识与群体利益的契合是前者得以流行的社会条件,但分形产生的社会条件还需具体说明。

首先,知识的内在品质是其在社会中获得流行的重要因素。知识是“一种确定性,它确证了某些现象是真的并且包含了一些具体特征”(伯格、卢克曼,2019:3),其表现形态包括概念、理论、信念等。知识的确定性越强,能够加以阐释的空间就越小,所需负责阐释的行动主体就越少,越倾向形成相对独立的知识管辖权;知识的不确定性越强,则更适宜于不同行动主体对之进行有利于自身的社会建构。不确定性程度高的知识具有更天然的流行条件,因其所包含的具体特征少、确定性弱,能指涉的现象及其内在层面多,不同主体对其加以解释的机会也多。这种解释常伴随着信息的变异或再创造,也正因如此才能为不同群体的利益切入提供便利,从而推动知识的差异化建构。概念精确性高的代价之一就是降低自身的流行性,而适当的知识模糊性则是概念分形的重要前提。

其次,知识流行所需满足的利益不仅包括单一主体或群体的利益,还包括由若干主体及群体结成的生态的利益。这决定了行动主体要实现其利益必须采用多种策略,确保不同主体间达成暂时一致的价值共识,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生态利益的多样性决定了关联生态需要以价值协商而非仅以货币计算的方式实现共同利益。当知识生态面临与教育、产业、政治等生态的多重关联时,其他生态的利益诉求会以各种形式影响知识生态的建构主体。这些主体需要兼顾关联生态的整体利益,而不能仅考虑自身主张就采取行动。关联生态本身具有多样性,各个生态的核心利益不局限于经济利益,还包括社会利益、政治利益等。例如,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社会不公、促进社会流动、维系意识形态都是教育、政治等生态的优先目标。不同生态的价值目标不同、利益形态多样、沟通语言不一,它们需要有一种不同于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协商思维,并创造出货币形态之外的沟通中介来达成协商目标。具有前述不确定性的概念、口号、学说等知识形态恰可扮演中介角色,它们可被行动主体各自解释,在保持名义统一的前提下体现出行动主体各自的利益,成为推进社会进程、建构社会秩序的非货币化符号象征。当然,知识的再解释过程总会伴随着某种变异,但这种变异通常只会产生局部的修正而非彻底的变形。由于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并不取决于单一主体的意志,不会仅因某一主体的不满就发生剧烈的知识变革,关联各方会在不改变符号象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反映自身立场、嵌入自身利益,从而确保各方可进行话语交流、维系社会互动。

第二,即便各关联生态的利益暂时集中于某种特定利益,生态间的多元互动也决定了不同主体间在单一维度上的利益竞争有一定限度,需要采用合作策略。这源自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扩大整体利益,同时分散单一行动主体的社会风险。单一主体独占管辖权的社会代价之一,就是为此领域的知识解释和工作任务承担无限责任,即边界的扩张不仅可能招致其他生态的抵制,也自然伴随着成本提升、义务增加和风险累积。相反,允许其他职业群体介入本职业的核心知识解释、共享工作对象、提供差异化服务,并不一定妨碍行动主体的利益实现,反而可以稀释责任、摊薄成本,还可借助其他职业群体的努力而扩大共同市场,进而扩大自身利益。二是关联生态的力量对比并不均衡,某些生态具有强势影响力,会以强制性方式限制其他生态的行动模式。典型表现是国家或政治生态常以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形式,限制单一生态对知识解释权和资源占有权的垄断,刻意维系不同生态间的力量平衡,以维护社会的秩序稳定。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法、政治领域的权力制衡法案或实践,都是体现限制性要求的具体方式。这些主客观条件,为多个主体同时利用同一知识符号展开相关行动创造了空间。在模糊单一生态的边界而与其他生态结成同盟、让渡部分利益而实现风险共担的过程中,关于某一个现象的差异化知识逐渐实现了跨生态流动。如此一来,每个生态也就都有了属于自身的“核心任务”,知识也由此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去中心化”分布。经由这一合作过程,不同主体便可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提升关联生态的整体利益。

以上论述既说明了知识分形的前提与条件,也在实质上给出了分形得以实现的社会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知识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知识的不确定性本质上使得社会中没有一个行动主体能够提供终极解释,其解释空间必然向其他主体开放,且不确定性高的概念比不确定性低的概念更易促使它所解释的现象得到不同行动主体的自发关注,更容易引发差异化的知识建构与概念竞争。二是知识生态与多个社会生态相邻,必然涉及不同行动主体的复杂互动。这些主体的相互嵌入程度深、价值协商难度大,反过来会促使它们结成跨生态的行动同盟以实现共同利益。此时,它们维系共同沟通的中介以协调统一行动的动力就更充足。当关联生态的价值协商达成基本一致,利益交换才得以进行,一系列的社会行动就可如期展开。经由这些行动建构出来的秩序又在一定时间内为知识生态、职业生态内部的定义之争、管辖权之争提供相对稳定的外部条件,直至新协商过程出现。

由此可见,竞争与合作、差异与统一本身就是知识建构与扩散的一体两面,所谓的“对立范畴”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先后与对立,而是内在于社会事实的建构过程中。不同主体基于有差异的知识解释而形成统一行动并没有实质的障碍,这种秩序的涌现途径与动力早已内在于关联生态的复杂互动过程中。社会现象的涌现性特征,并不是孤立的个体元素相互叠加后突然间产生了迥异于个体的整体性质,而是本已存在于不同主体之间及主体内部的复杂关系在不同尺度上呈现“整体相似、细节有别”的事件形态。如此就回到了瓦格纳理解社会世界的分形立场:“社会形式不是涌现的,而是内在的(immanent)”(Wagner,1991:172)。换言之,社会秩序并不是以先内部后外部、先个体再社会、先局部再整体等二元化的方式发生突变,而是事物的内在本性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自然呈现。阿伯特也基于过程本体论的立场,用不同的语言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在他看来,所谓社会实体及社会抽象都是“社会价值的具体化”(阿伯特,2022:345),社会现象的涌现是关联生态中的不同行动主体进行利益交换和价值协商的结果,且这种涌现总有循环往复的分形性。

(三)“清晰化—模糊化”:分形的表现形态

知识能否流行,主要取决于它能否满足不同主体和关联生态的利益需求。能够同时满足多个主体、多个生态、多种利益形式需求的知识形态及其符号表征(如某一概念)具有流行优势,并由此出现特定形态的分形。以抑郁症为代表的不确定性知识为例,其分形形态呈现“清晰化—模糊化”的特征。其中,清晰化指知识的差异化建构过程,涉及的行动主体主要为知识生态内部的专家和常人(lay people,即相对专家而言的普通人)。他们不断创造持续细分的分体概念(fractal concepts),以知识的局部清晰化彰显自身的知识主张和利益诉求。模糊化则指知识在模糊化使用中进行社会传播的过程,涉及所有关联生态中的不同主体,这些主体会有意模糊分体概念间的知识差异,仅基于最小限度的知识共性甚至表面的符号象征而展开有秩序的社会行动。

在这种“清晰化—模糊化”的分形过程中,概念正当性和行动正当性都不源自知识自身的确定性,而来自知识与利益的契合性。为了实现自身的局部利益和关联生态的整体利益,不同行动主体需要发展出有差异的分体概念。但是,它们又需尽力维持分体概念的名义统一,使之成为不同群体的共享符号,以便为基于该符号的社会行为建立正当性。于是,知识的局部清晰与整体模糊同时出现,经由此知识的象征符号所关联的社会行为与社会现象便获得了不断分化又不彻底失联的分形动力,推动着戴木德所谓的“社会现实的整体分形”(Damon,2005:85-94),也实现了阿伯特(2022:275)所说的“凝结价值的具体化”。

能够实现分形的知识需有因本质的不确定性而向各行动主体开放的解释空间,抑郁症正是体现这种知识特征的概念。抑郁症状的普遍易感性和表面相似性,为大众基于切身体验进行知识创造和社会交流提供了基础。不论人们产生抑郁体验的具体原因为何,其情绪与行为表现仍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抑郁症的症状表现也与焦虑症、多动症等情绪障碍或发育障碍的症状表现有较明显的区别。但是,在病因学层面,迄今为止没有一种病理假说能完整地解释抑郁障碍的具体成因与所有症状,即便是教材也只能平行列出各种可能假设(杨德森等主编,2015:121)。精神医学一方面坚持抑郁症等精神障碍具有生物医学特性,另一方面又无法为之提供准确的病因本质解释,也就不能限制其他群体对抑郁症发展出自身的知识形态和处治方式。其他专家群体面临与精神医学家相似的境地。他们一方面能为抑郁症的产生根源提供一定的解释,并创造某些干预方法或提供某些干预建议,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无视抑郁症产生的病理基础,无法建构出像精神医学诊断标准那样具有相对清晰的结构和重要社会影响的判别标准。此外,常人也以各种形式参与抑郁症的知识建构,用以体现自身的各种处境和主张。抑郁症因而成为分形的典型知识对象,能够同时向所有人群和所有生态敞开建构空间。

下文将依据前述理论框架分析抑郁症的具体分形过程。应先声明的是,抑郁症的分形并非严格满足某一数学公式的几何分形,而只是近似意义上的分形,即分支之下又有分支、对立中存在统一。如果数学家可以承认“自然界中没有真正的分形(也没有真正的直线和圆)”,在应用时只是要求实际现象“在一定的尺度范围内”表现出许多类似分形的性质(法尔科内,2007:绪论:8-9),那么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形阐释也可持此立场。本文从分形视角解释抑郁症的社会流行过程,不是要苛求抑郁症的知识分化具有完美的分形结构,而是旨在借此概念描述抑郁症的差异化知识形态,同时说明它们能够有秩序地共存于同一社会。在此基础上,本文再从关联生态的视角揭示此类社会现象的涌现过程与社会动力。

三、在关联生态中流行:抑郁症的分形及其动力

抑郁症的流行存在“清晰化—模糊化”的分形过程。清晰化是指知识的差异化建构。专家和常人发展出不断细分的抑郁症分体概念,以建立抑郁症知识的局部清晰性,并通过知识解释以体现自身利益。模糊化则是指差异化概念的模糊化使用。知识、教育、司法、医疗、政治等多领域的行动主体仅停留于抑郁症状的表面相似性而结成社会关系,并建立抑郁症处治行为的社会正当性,以象征符号统一的方式维系着社会秩序的生产。

(一)制造分体概念:抑郁症的差异化建构

抑郁症的差异化建构主要体现为抑郁症判定标准的分化。其分形结构首先体现为专家知识与常人知识的二分,其次是专家知识内部的“生物化—心理化—社会化”的三维分化和常人知识内的多元分化。其中,“生物化—心理化—社会化”是指诉诸生物病理因素、心理动力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来解释抑郁症的生成并提出处治方式(埃伦贝格,2025:27)。这三类知识分别对应着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学科,关联着精神医学、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等不同职业,这意味着抑郁症同时是知识生态与职业生态的建构对象。这种分化还在不同历史时段循环出现。

专家知识的差异化建构方式主要体现为专家系统建立抑郁症的分类分级诊断标准,并开发与相关标准匹配的测量工具。专家知识必然具有划界功能,否则不足以聚焦学科视野、建立专业认同并形成职业权威,也无法激发专业人士为追求“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以获得承认和尊重的知识努力(默顿,2008:716)。不过,这里的“科学发现”宜替换为更广义的“学术发现”。知识生态内部的智识努力具有双重作用。首先,它可激发以争取学术发现优先权为目标的竞争行为,获得优先权的学者及其所属的细分群体可借此获得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承认。其次,这种努力也包含着共同维系和提升知识界之社会地位的合作需求,让不同的分体概念同属“科学知识”或“专家知识”的阵营,可以汇聚其他生态和社会大众对这一知识集合的共同承认,从而提升相关专家所在学科或学派的社会声誉。建立有差别的诊断标准,既是对抑郁症概念正当性的整体正名,又是对抑郁症的类型细分,由此可以同时兼顾知识生态中多个主体的利益需求。

整体而言,专家知识对抑郁症的界定标准要严于常人知识,而在专家知识中,精神医学的界定标准严于心理学,心理学的界定标准又要严于社会学。例如,精神医学诊断体系中的抑郁症,一般仅限于重性抑郁障碍。它只是抑郁障碍的典型类型,在症状学意义上需要相关症状符合抑郁发作标准至少两周,满足显著情感、认知和自主神经功能改变等标准才能判定。而普遍性的抑郁情绪或心境低落还需要依据发作时长、行为表现等诊断标准才会被定义为抑郁障碍,不是所有的空虚、悲哀心境都等同于精神医学意义上的抑郁症(李凌江、王刚,2025:3)。相关精神医学专家不认可“中国人有高抑郁症检出率”的理由也在于此,因为这些报道中的“抑郁症”并不是精神医学层面的抑郁症,而是泛指各类抑郁体验。以精神医学为代表的专家系统采用制造精确定义、进行知识划界、建立职业标准等排他性策略,以不断深入的分类过程形成表面清晰的知识结构,为抑郁症患者的后续社会行为(如转介、请假、医保报销、责任豁免等)提供相应的正当化依据。在这种知识建构过程中,他们首先建立自身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在知识生态中的地位,进而维系或提升知识生态相对于其他生态的社会地位。

当今国际最为通用的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的建立过程,就是上述论点的明证。研究早已发现,DSM的历史演进本身就是精神医学界与外在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事件交互作用的产物。它不只是一本医学手册,而是一种社会创造(Horwitz,2021:144)。DSM首版(DSM-1,其余版本按此标准方式类推)出版于1952年,DSM-2更新于1968年,诊断内容相对较少,其社会影响力也较小。真正改变DSM命运的是DSM-3的出现。它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流行是多种社会力量推动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正值西方社会“反精神医学”和“去机构化”运动的高峰(杨锃,2014;吴莹、胥璇,2021),这一运动提倡患者回归社区或家庭进行康复,精神医学的声誉则跌入谷底。为了摆脱这一职业困境,精神医学界选择了以“搁置争议”的方法“解决争议”,只追求诊断步骤和症状界定程序的统一,不再追问精神障碍的病因本质,从而维护精神医学的职业正当性。这一做法也得到制药公司的欢迎,因为它可有效提高诊断效率,并为药品进入美国医保体系提供来自医学界的专家背书和制度担保。DSM-3这种不问根源、只问症状的做法,与精神医学行业、制药公司、医保体系的利益深度捆绑,形成了“产官学媒复合体”一同建构抑郁症的医学化过程(萧易忻,2016:117-122),最终一改前两版DSM缺少大众影响力的局面,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全球的精神障碍诊断与治疗模式(Decker,2013;Mayes & Horwitz,2005)。

然而,也正是因为诊断标准的建立过程无时无刻不受到关联生态的压力,DSM-3的建立过程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DSM-3工作专委会主席斯必泽(Robert Spitzer)本人毫不讳言,他在标准制订过程中为了达成共识而采用了说服、辩论和妥协的沟通技巧,以引导甚至迫使专家组达成一致(详见Bayer & Spitzer,1985),甚至“有时疲惫是形成共识的决定因素;它可以是最有效的促成因素”(Tyrer,2018)。后续DSM版本的建立实际上延续了这种做法,使得即便是业内人士也对这些标准存在诸多质疑。DSM-4工作专委会主席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长期批评DSM-5对精神障碍的定义过于宽泛,助长了对轻微症状的过度诊断,存在“把正常悲伤转为精神障碍”的医学化倾向(Cacciatore & Frances,2022;Frances,2023:17)。但是,DSM不仅持续推出新版,还在全球得以流行。也就是说,抑郁症诊断的确定性无须以科学事实的阐明为前提,而只需以社会行为的要求为前提。即便科学研究本身并未给出这种确定性,人们也可以通过专家投票等社会仪式提供这种确定性。可见,抑郁症的专家知识并不总是比常人知识更无争议,只是这种争议通过一定的社会程序得到了消除。

抑郁症知识的差异化建构并非精神医学的专利。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也在不断通过类似过程建立抑郁症的分体概念。如果说对坚持生物医学观的人来说,“‘真正的’抑郁症是抗抑郁药物能起作用的抑郁症”(埃伦贝格,2025:189),对其他专业人士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眼中“真正”的抑郁症,都是对自身利益“能起作用”的抑郁症。例如,在心理学界,不少新近的心理学研究从脑功能和脑结构的角度定义抑郁症,以此体现对标精神医学前沿的精神,并由此获得巨额的资金支持,从而巩固学科的建制地位。但是,强调心理因素的传统抑郁症研究仍然兴盛,它们内部还存在多种不同流派和亚流派,对抑郁症有着不同的诠释途径和干预方式。仅在精神分析流派内部就有多种流派,它自身就是“多元化”和“多中心”的,并不存在普遍认可的核心理论(扎列茨基,2013:241),隶属同一疗法的不同从业者可在临床实践中形成不同的抑郁症解释模式和干预策略。疗法分立、派别复杂、工具多元等特征,与其说是相关执业者的主观偏好所致,不如说是因为抑郁症的多种样态和复杂本质使得这些执业者不得不采用个体化、差异化的抑郁症认知与处治方式。相比而言,社会学视角下的抑郁症则更加宽泛,往往包含了从基于严格标准的抑郁障碍到各类仅靠个人自述的抑郁体验的全谱系。实际上,社会学家对抑郁症乃至所有精神障碍的实体性或建构性的理解,在整体上都显得折中而多元(梁樱,2013;萧易忻,2016;卡普,2022;李荣荣,2025;Brown,1979;Avison et al.,2007),他们更看重的是利用抑郁症或其他精神障碍作为接入各自理论视角、进行社会问题诊断的概念容器。

常人的抑郁体验更是高度分化,他们对抑郁症的知识建构体现出更强的“以我为主”的特征。常人知识本质上只是一种基于个人体验的知识信念,而非逻辑化的知识体系。他们在自称为抑郁症“患者”时,并不完全依赖医学标准,而是更倾向于以个人体验为标准,借此表达自身的生理、心理、社会等多维苦痛经历。大众对抑郁症的概念使用存在展演性,既是真实痛苦的表露,也有一定的角色扮演意味(杨修业,2023)。现实中既存在因抑郁症污名和病耻感而拒绝求助的现象,也存在主动与抑郁症挂钩的“泛疾病化”现象,如主动寻求官方诊断以达到健康之外的功利性目标(如休学、休假、作为精神伤害的鉴定证明以获得经济赔偿等),或者是通过展示抑郁体验来建构身份认同、寻求情感抚慰(刘超,2023;高昊、臣昕月,2024;樊卓昊,2025)。这种实用化倾向在网络媒体时代变得愈发普遍,抑郁症已成为一种方便的修辞策略,使常人得以打破专家系统对疾病话语权的垄断,获得抑郁症的部分疾病阐释权(李东晓,2021:207;彭华新、丁香,2024)。个体在面临学习、就业、家庭关系等多种问题时都可能产生抑郁体验,虽然其根源并不完全相同,但在情绪体验上高度类似。此时,只要“抑郁症”一词有助于表达身心苦痛和生存处境,它就可能成为常人知识的建构对象,但常人并不会形成完全统一的定义与理解,其所理解和展演的也只能是抑郁症的不同分体。

抑郁症的病因不明,已经决定了通过标准叠加或类型组合的方式并不能实现完全的知识确定性。因此,专家知识与常人知识的二元分化,以及专家知识的三维分化和常人知识的多元分化,并不能以“多维加总”或“排列组合”的方式拼凑出抑郁症的全貌。在差异化的建构过程中,不同群体的行动重点本质上只能是发展出适宜自身处境的抑郁症类型,为与自身相关的后续行动提供正当性支撑。诊断标准的宽与严,改变的只是抑郁症分体概念的多少,但不能建立统一而无争议的分类体系或解释框架。不论诊断标准如何扩张,总会有一些关键症状和关键人群游离在既有标准之外,形成新的知识模糊。此时知识生态往往再次采用清晰化策略,对抑郁症再度进行差异化建构,让诊断标准或抑郁体验不断膨胀出新的分体概念并为之寻找新的分类位置,从而适应不同主体的新要求。

源自日本的“蛰居族”(hikikomori,又译“家里蹲”)现象,意指个体超过半年不接触社会、不上学、不上班,不与外人交往、生活自我封闭的行为模式。此行为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快速上升趋势,于是就有精神医学专家要求将其作为新型抑郁障碍纳入诊断标准(Kato et al.,2019),但这并非没有争议。争议不仅来自精神医学内部对于设立抑郁症新亚型的必要性质疑,更在于其他专家群体从不同价值立场发出的质疑。例如,在社会学家看来,将“蛰居族”作为新型抑郁障碍纳入诊断标准的努力,不过是社会问题以医学化方式建构分体概念的过程。日本“蛰居族”的增多并非心理病理症状的增多所致,而是该时期日本社会劳动力市场转型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的心理投射。当时日本青年劳动力的就业率持续低迷,青年人从事不稳定工作的情形日益普遍,他们被迫在高压且僵化的社会体系下应对人生转型过程中的各类不确定性。在此情境下,青年人的严重社会退缩行为不能还原为个体心理状态的“病理性困扰”,而应被视为一种社会失范反应(Furlong,2008)。可见,知识的清晰化总是局部的、相对的,它不能脱离建构者的立场而存在。

抑郁症知识的差异化建构也形塑了抑郁症知识分形的时间循环性,相关争议既非首次出现,亦不会就此终结。例如,医学社会史家肖特(Edward Shorter)认为,20世纪美国的抑郁症患者变多并非真实患病率的升高,而是诊断名称与标准的变化所致:“当下(美国)抑郁症的真实患病率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神经衰弱的患病率一致,差别只在于现在人们更倾向于自称得了抑郁症,或被医生诊断为得了抑郁症”(Shorter,1991:241-242)。类似地,国内精神医学界的代表性人物杨德森、肖水源医师也曾与医学人类学代表人物凯博文就中国社会的躯体化及抑郁症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凯博文(2008)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湖南开展了中国人的躯体化研究,认为若按DSM-3标准,当时绝大多数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患者应被诊断为抑郁症患者。杨德森和肖水源则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不可能存在如此多的抑郁症患者,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疾病并不是社会病、政治病、文化病或思想病,它们是生物学病因决定的疾病,有稳定的患病率,不会因现代化进程而增多;医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疾病(disease)与疾痛(illness)的概念之别只是思辨的产物,在精神医学实践中毫无意义(杨德森、肖水源,1994;杨德森,1999)。凯博文(1994)则称“神经症等精神疾患是以心理生物学为基础的疾病自然过程”的观点是错误的,疾患受到照料程度,以及受到家庭、工作、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当时也有研究者指出,这场争议的概念统一性较差,只是观念之争而非事实之别,双方并不在同一层面展开交锋,难有令人信服的结论(肖泽萍,1995)。肖泽萍的评论其实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分形论的思维方式,但她当时仍怀有美好的期待:“看来精神医学研究方法的进一步科学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肖泽萍,1995)。这一期待实际上未能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历史地看,抑郁症与神经衰弱、躯体形式障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反复制造出知识争议的话题(吕小康、汪新建,2013;陈子晨,2024;缪蓬,2024)。这些争议既是精神障碍分类不够完善和医学内部知识分歧的体现,还与其他社会群体如何想象与定义精神障碍、如何界定“疾病”的社会边界密切相关。表面上看,这些价值主张都会以患病率高低之争和疾病分类权之争等技术性的知识探讨形式出现。但以分形视角视之,比较基于不同标准而得到的抑郁症患病率的数值高低,其实都是不同群体争辩哪一种定义标准才是正当标准的价值讨论,这正是阿伯特(2022,“前言”:7)所言的“看似是测量的决定,其实是规范性的决定”。如果群体间的价值协商难以达成根本性的一致,自然很难单凭测量学的努力而得到一致的数值结论。芒德布罗本人曾以英国的海岸线为例说明分形曲线的“不可求长性”(non-rectifiable),因为对海岸线的不同测量方法可得出不同的结果,其最终长度取决于所选择的测量工具,工具的尺度越精细则长度值越大,直至无限;这说明传统的长度概念并不适合用于分形,海岸线等分形曲线的长度值其实可在不同条件下取不同数值,且它们都同样正确(Mandelbrot,1967)。对此他还曾评论:“地理长度的概念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无害,它不是完全‘客观的’。观察者不可避免地会干预它的定义”(芒德布罗,2022:31)。这对抑郁症和精神障碍来说其实也是如此。相比于测量工具,概念的定义以更深层且更隐蔽的方式决定了患病率的高低,而工具的精细化改造并不足以抵消定义过程的主观性。虽然研究者可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化方式和与之匹配的新的测量方式,但这又总会引起其他专家对新定义或新方法的必要性及科学性的批评。只要抑郁症的病因本质仍无定论,这种差异化的知识建构必将持续。

(二)模糊知识争议:抑郁症的社会传播

只有在知识生态与职业生态、教育生态、政治生态等构成抑郁症的关联生态的过程中,抑郁症的知识建构才能发挥社会动员力,使更多行动主体投入“对抗抑郁症”所需要的社会资源。此中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对抑郁症概念的模糊化使用,使关联生态克服内在分歧、形成统一行动。模糊化使用有如下四种体现。

一是正当化无视DSM等精神医学诊断标准的内在争议,并进行社会推广。如前所述,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的出台并非因为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的病因本质已被全然揭晓,所谓标准仅是基于专家投票等社会仪式形成的专家共识,人们可以据此共识采取行动,而不必再对其进行刨根问底式的质疑。正如拉图尔(Bruno Latour)和伍尔加(Steve Woolgar)对实验室知识之社会建构性的研究所揭示的,“建构秩序必须‘出于实际目的’,必须回避或无视原则性障碍”(拉图尔、伍尔加,2023:28-29)。只有象征性地消除概念层面的本质纷争,现实层面的具体行动才能得以展开。类似地,诊断标准得到大规模的应用,也不是完全因为它能完美地契合实践,而是因为在关联生态中建立行为正当性的社会压力已迫使标准采用者无视该标准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基于诊断标准的抑郁症诊疗实践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并非因为现有标准的分类已足够完备、足够清晰,而是因为它为处理抑郁症的一系列社会过程提供了可以准确命名和编码的疾病对象,以便展开相应的诊疗、报销、预防和社会控制等行为。现代社会是分工日趋精细的社会,与之相伴的社会后果就是人们需要花费代价重新建立不同分工体系之间的社会联结。医学也是存在高度分工的学科与生态,自然也需为此付出同样的代价。现代医学分离独立疾病的能力不断增长,疾病的分类体系不断膨胀,即便医疗专家本身也难以掌握所有疾病的知识和治疗方案。此时,编制尽可能详尽的疾病分类手册和诊疗指南,就成为医学生态内部的基本分工模式。这些分类体系与诊治指南形成之后,对医学之外的其他生态而言就会形成如下的后果:疾病实体只有得到编码才能让自己在社会意义上得到承认。反之,“如果不能对疾病进行编码,疾病就不存在”,而对那些得到编码的疾病实体,社会则可由此建立起“复杂且无情的科层化支付体系”,控制医疗费用的努力也由此不可避免地转向这些诊断类别(罗森伯格,2024:331-332)。在社会关系的生产过程中,确定疾病实体、进行专业编码可以帮助厘清医院中的机器、专家、护理者和病人之间的关系,确定应给予病人何种服务、做什么样的化验或检查并确定其顺序,以及相关检查是否可以报销(罗森伯格,2016:23)。总之,疾病的定名与编码已成为医患之间绕不开的沟通中介。

现代医学场景下的治疗不仅是医患之间的双方互动,更是涉及多种行为主体的复杂网络行为,医患身边还围绕着学者、律师、立法者、法官等其他“陌生人”(罗思曼,2020:4)。当抑郁症的医学生态与商业保险、医疗保障、司法体系等生态相结合,并需引入这些外部资源为治疗提供帮助时,表面上清晰、有较高科学声望支撑的疾病分类体系,自然成为引入资源的最佳选择。当疾病分类的存在成为社会互动存续的前提,概念的正当性成为行为正当性的保障时,社会就无法在某一确认环节上停留太多时间。在关联生态的社会关系生产中,确认行为正当、促进事实流转的秩序清单,提醒着每个社会子系统不能沉迷于某个内部环节的完美无缺,而需为社会事实的流转提供高效的裁决方案。此时,维持概念的形式清晰而实质模糊的实用主义策略,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恰当的行动选择。

二是共享而非独占抑郁症的管辖权。面向规模庞大的潜在患者人群,维持模糊而松散的宽泛定义、弱化彼此间的知识竞争与观点对立,可以形成统一战线吸引更多的客户,或者是吸引同一客户尝试不同的抑郁症干预方式,使得不同职业的从业者可以在同一个体上展示其业务能力。此时,共享抑郁症的解释权和处理权,不仅不会妨碍不同职业对抑郁症的处置,反而会在整体上扩大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机遇。只有让抑郁症以模糊的形态得到流行,抑郁症的待诊治人群才可以不断扩大,才能让所有相关职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些职业同盟可先将有类似症状的患者归入抑郁症的名下,再通过筛选和转介机制将他们分别交由不同职业群体处理。精神医学不愿处理的抑郁症,其“治疗”工作则通过心理治疗、社会工作等职业得到承接;专业知识未能理会的抑郁体验,则以常人知识的形态被大众承接,并促成了各类替代疗法及自助行为的兴起。在现实中,这几种职业形态还可能在同一空间中对同一对象同时得到实践,如已有一些医院采用医生的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师的心理辅导和医务社会工作者的情感支持相结合的方式对抑郁症患者进行联合治疗。

共享抑郁症管辖权同时还涉及对职业生存与发展风险的理性考量。职业生态嵌套于更大的社会生态,受制于其他力量,并不能随意扩张。在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不少职业往往作为国家治理的延伸,在专业功能之外还需要承担社会控制和社会治理功能。因此,现实中的职业发展具有强国家主导性(姚泽麟,2015;余成普,2021;刘思达,2023)。而职业群体对国家规制力量的担忧,会提醒他们不要过度扩张自身的职业范围,以避免可能产生的治理风险。例如,在2018年我国出台《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后,有精神卫生机构的管理者在政策利好背景下仍然会及时地反思:“精神医学和心理治疗服务不乏在乐观情绪中盲目扩大领地的历史……当今我国的心理健康专业技术队伍或者专业学科领域也要时刻警醒:是否在各种期许或力量拉扯中将自身摆到‘力所不逮’的境地”(谢斌,2019)。这种审慎的职业发展观更适配中国社会的真实职业生态。对实行单位化管理模式、需要承担社会治理功能的国内精神卫生机构而言,采用安全最大化而非领地最大化的策略,才是确保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它们不必无限度地扩张管辖权,只需集中精力完成核心任务,从而把风险分摊至整个关联生态。

三是借助国家力量为抑郁症的模糊性使用提供实质支持。国家力量会以各种制度化的要求限制管辖权的垄断,但这些要求又为同一概念的跨生态流动创造了制度空间,这种流动只能通过模糊性使用的方式才能实现。例如,我国与精神卫生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与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危机干预机制建设、严重精神障碍社区防治工作相关的政策文件,无一不要求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前提下进行合作分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机制”,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民政、公安、教育、医疗保障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精神卫生工作”。在这种上位法的要求下,抑郁症防治工作始终体现出政府主导下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特色。司法行政、民政、公安、教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显然不可能具备与精神科执业医师相等同的技能,且其立场、职责和管理方式也与医学部门存在本质区别,未必能够完全理解和赞同抑郁症的医学诊断标准。在这种跨生态的实践中,抑郁症的“操作化定义”总会不可避免地加入不同主体的创造性理解,使得现实中发现和处置的抑郁症总是难以精准执行官方标准的要求。因此,抑郁症的防治工作也总会出现某种兼容各方诉求的内在含糊性。

下文以高校的心理健康工作为例对上述观点进行说明。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的要求,高校心理育人体系作为十大育人体系之一,兼有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和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双重目标。高校心理健康中心所识别的抑郁症患者,既可能是罹患精神医学意义上重性抑郁障碍的患者,也可能只是因常见人际应激源(如同学关系、导学关系、恋爱关系、亲子关系)产生的各类暂时性情绪情感问题而求助的学生。如果发现学生在情绪表达和行为方面显露出类似抑郁症的倾向,管理者需从思想政治和平安校园的角度衡量高校发生意外事件的风险。为此,高校常寻求将学生转介至精神卫生机构进行诊断和治疗。精神卫生机构提供的诊断证明与处置方案就成为了其采取分级应对等风险防范措施所不可缺少的程序前提。这种处理过程既有狭义心理健康服务的职业考量,又有校园管理的治安维稳要求,容易在现实中形成安全优先而非健康优先的处理惯性。高校与精神卫生机构的分工合作,并不是职业群体之市场竞争的自发结果,而是总体性国家力量强有力地调节的结果。当不同关联生态的力量以政治和法律要求的形式介入抑郁症防治工作中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因素涌入抑郁症干预的全链条。换言之,抑郁症的狭义健康属性已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广义的社会属性。它所引发的社会行动也就远超精神卫生工作的单一健康治理要求,而成为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力量主导下的多方合作行为。如果不能保持统一的象征符号,抑郁症就无法协调这一系列主体的相互合作;如果不能发展出恰当的分体概念,抑郁症就无法满足这些不同主体的实际要求,实现跨生态的衔接。只有保持对抑郁症的模糊化使用,才有可能同时满足这两种需求。

最后是抑郁症的“患者”也作为行动主体,深度参与了概念的模糊性使用过程。他们既是身心痛苦的承受者,也是抑郁症知识的建构者。但作为常人,他们既无力也无意完全推翻抑郁症的医学或心理学诊断标准。一方面,如果没有精神医学、心理咨询、社会工作的存在,他们的身心症状难以得到专业机构的处置,拒绝了这些标准相当于拒绝了标准背后的专业力量的帮助。另一方面,对于某些患者借助抑郁症概念进行社会展演的行为而言,没有各类诊断标准提供的疾病分类,这些行为也就会丧失部分甚至根本的合法性,他们就无法借以实现自身的诉求。多样化的诉求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反过来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心理热”现象,催生了心理咨询行业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失序式繁荣。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独立于精神卫生机构或高校心理中心的心理咨询机构仍然很少。2002年,原劳动保障部正式启动心理咨询师的国家职业资格考试,心理咨询师作为一个独立职业获得了制度性的认可,从业人数随后获得了爆发式的增长。此后,因该行业暴露出规范性不足、专业性不强等“野蛮生长”问题,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又将其从职业资格目录中删除。但就在这十几年时间内,取得该职业证书的人员就已达到130万,以至于精神卫生机构的管理者感慨:“极少有哪个与健康有关的行业能长期处于‘主管部门’不明、自律和监督缺如的状态,还能成规模地发展”(谢斌,2018)。没有患者的自身需求与主动迎合,仅靠官方认证或商业推动,难以解释心理咨询行业在短时间内的规模化膨胀。虽然心理咨询从业者并不仅限于治疗抑郁症,但抑郁症的流行与心理咨询行业的增长在时间上高度重合,仍可视这二者为相互推动的力量。这些不依托于医疗机构而以社会机构或个人名义存在的心理咨询形态,服务着更大规模的因抑郁体验而前来求助的人群。这些求助者往往是基于自我诊断而寻求心理咨询的来访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精神障碍的医学诊断标准是无法精确考量的难题。但对心理咨询实践而言,医学标准的存在与否并不构成心理咨询从业者的执业前提,因为它的定位就在于为无法被医学定义精准捕捉的心理苦痛和精神困扰寻求某种解决之道。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心理咨询的存在,才为来访者寻求抑郁症状的意义解释而非科学解释提供了实现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被医学排斥的抑郁症状越多,社会中自称抑郁症的患者就会越多,心理咨询的市场需求也就越大。来访者、心理咨询师及相关证书的培训机构、管理机构等组织之间,由此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关系。

人们既利用“抑郁症”这一共享符号作为情绪表达、症状界定的工具,又在实践中改造其局部定义使之服务自身需求。“抑郁症”就此成为一种“通用而不能倒”的社会整合符号,串联起不同的社会互动链条。原本旨在建立局部清晰性的差异化知识建构,也就逐渐溶解在模糊化使用的行动实践中。

四、迈向多重实在:抑郁症的社会学祛魅及其启示

本文以关联生态中不同行动主体的复杂互动关系为基本理论预设,认为知识的不确定性是其分形的内在条件,而知识与利益的契合则是其分形的社会条件,两种条件的结合使此类知识分形呈现出“清晰化—模糊化”的循环过程。抑郁症作为不确定性知识的代表,其差异化的知识建构会在群体利益和生态利益的推动下,促成对抗抑郁症的秩序化行动。不同行动主体仅需主观体验的相似或象征符号的统一,即可从不同层面参与塑造“抑郁症正在流行”的社会共识,共同推动“对抗抑郁症”成为受关注的社会行动,实现自身在知识生产、职业地位和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多重目标,从而在社会生态的多元竞争中获得有利于自身的位置。抑郁症既是关联生态中的社会建构产物,又反过来推动了关联生态的进一步建构。在这种双向的建构过程中,抑郁症获得了分形的不竭动力。基于关联生态的分形视角还有如下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一是澄清抑郁症的理论争议,以实现对抑郁症的共情理解和情境化应对。揭示抑郁症的分形特征,其实就是还原事实建构背后的社会因素的过程。这能够有效澄清人们讨论的抑郁症究竟是何含义、对抗抑郁症究竟想达到何种目的,澄清的关键并不在于发现终极事实、呈现唯一知识,而在于厘清术语使用背后的利益诉求,从而提出情境化的应对之策。现有的抑郁症诊断标准与处治方式,本质上都是不同主体用以应对知识不确定性而建构的知识主张,并无绝对高低之别。对何为抑郁症,精神医学专家之间的分歧并不比常人之间的分歧少,他们解决分歧的方式也不比常人的更科学;诊断标准的生成与推广本身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冲突、相互妥协后的暂时结果,其内部也有多种不能完全化解的内在矛盾。所有这些知识都不是终极解释,只是关于抑郁症多重实在性的平行解释,各行动主体应以阐明立场为前提推动视角融合。理论与理论,以及理论与现实之间普遍存在的矛盾也不是一种灾难,而是提醒人们在思考抑郁症及类似精神障碍问题时,“不要只关注一件事,不要只关注话语,不要只关注权力,不要只关注痛苦经历,不要只关注生物因素”(哈金,2023:112)。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抑郁症的社会建构,我们不能再执着于建构一种非此即彼、厚此薄彼的抑郁症解释。

二是提醒抑郁症的防治工作应进一步强化多元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属性。抑郁症的流行是整个关联生态系统运作的结果,减轻抑郁症的疾病负担不能只依赖生物医学这一局部生态的技术策略,只有与其他关联生态形成整体联动,才能有效地中断抑郁症流行的衔接环节。当下有诸多自称前沿的医学和心理学研究,不断地以神经科学的名义将抑郁症定义为一种脑疾病,宣扬应将抑郁症视为生物化学过程、仅需要通过生物方法来治疗,似乎这些“问题需要被解决而不是被理解”(利德,2023:ⅱ)。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已深度侵蚀了现有的健康公共政策理念,并间接导致了健康治理资源的失衡分配。对此,已有不少研究者发出警示,当下“医学脱嵌于社会并反制于社会的趋势”仍然严峻(韩俊红,2020),甚至存在使“神经中枢药物的抑制性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法宝”的危险动向(景军,2022:Ⅲ-Ⅳ)。抑郁症的分形事实则反过来提醒世人,对抑郁症的知识想象本应有更为丰富、更有社会内涵的理论形式,对抑郁症的干预也需要从它得以流行的社会基础出发,进行更为全面的探索和实践。只有回归并强化抑郁症干预的社会治理属性,才能继续发挥不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社会学对抑郁症的研究已不能仅止于在“生物化—心理化—社会化”的三维知识结构中凸显社会维度自身,还应对三维结构的分立与竞争及其社会条件作出全面解释,更精准地揭示不同群体对抑郁症的多元预设和多重想象,并以非病理化的解构和祛魅来更好地引导对抗抑郁症的社会过程。

三是开展对不确定性知识的一般性理论分析。对抑郁症、焦虑症、多动症等精神障碍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健康”概念的理解,均可从关联生态的理论框架出发思考其分形特征及其形成条件。本文未能充分论述的内容,如不确定性知识分形中的历史及文化因素、抑郁症分形的时间循环特征及历时变化、抑郁症诊断标准的跨文化传播动力与阻力、不同精神障碍的知识分形模式异同、常人内部的抑郁症知识分形及其产生原因等,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同时,分形视角还可拓展至对内卷、自由、公正、安全等其他社会领域中兼具多义性与统一性概念的理论分析,考察它们的社会流行条件与实际形态。甚至对“社会”这一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也存在广义与狭义的多重细分,大社会与小社会,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大社会的治理”(“大治理”)与“小社会的治理”(“小治理”)之间也存在相反相成的关系(冯仕政,2021),分形理论也可为理解不同尺度下的“社会”“社会治理”的差异与统一提供参考。未来的研究可结合这些概念的理论特质和知识流行过程,对其分形的模式、动力和条件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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