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楼村的田还在,鸡鸭鹅照常觅食,只是曾经常年奔走在舞台上的朱之文,一次次被半路拦下。妆已上好,行囊已备,高铁票攥在手里,距离开场只剩十分钟,一通举报电话,一场演出就戛然而止。
十几场商演接连告吹,预估百万的演出收入落空,来回的路费、食宿成本全部自行承担。一个靠嗓子、靠舞台谋生的农民歌手,没有惊天的资本托底,没有庞大的团队兜底,他的饭碗,就是一场又一场如约而至的演出。
很多人说,不就是一场演出吗,不看也罢。可这句话里藏着一个极易被忽略的边界:人民有选择看或者不看演出的自由,但是任何人,不该只用一通匿名举报,随意剥夺别人登台谋生的权利。观众可以不去,举报者不能代观众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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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最扎眼的地方,从来不是黑粉的谩骂,而是一套已经成型的 “工业化恶意举报”。上百人的群组分工协作,演出官宣之后,统一话术、集中拨打热线,打完截图打卡,不参与就移出群聊。举报的理由翻来覆去就是劣迹艺人、偷税漏税、诈捐,可税务、文旅多轮核查下来,没有一条指控拿到实锤,没有权威部门出具认定他为劣迹艺人的文书。
更有甚者,扬言要到现场滋扰,逼迫主办方主动叫停。主办方夹在中间,成了最容易妥协的一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规避舆情风险成了第一选择,于是简单、快速、低成本的方案就是:取消演出。
幕后的举报者隐在网线之后,零成本发起攻击;主办方承担违约风险;歌手承担时间、路费、机会成本;买了票的观众满怀期待奔赴现场,最后败兴而归。所有人都在为匿名举报买单,唯独挑事的人不用承担任何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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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朱之文的生存方式是忍。十五年,家门口常年挤满拍客,有人翻墙入院,有人恶意 P 图造谣,家人都被裹挟进流言里。过往遭遇网暴,他大多选择调解退让,总想着息事宁人。可这一次不一样了,攻击不再是轻飘飘的流言,而是直接瞄准他赖以生存的舞台,要断掉他的生计。
于是他不再忍。走进派出所,提交截图录音,委托律师固定全套证据,对牵头的举报者追责到底。哪怕最坏的结果是再也没有商演,回家种地喂鸡,他也要把这件事掰扯清楚。那句 “宁愿站着死,不要躺着亡”,不是狠话,是普通人守住饭碗的倔强。
他在采访里对监管部门说的一番话,值得所有人静下心琢磨:拿着国家赋予的公权力,就要办实事、守规矩。没有扎实证据,仅凭一通举报电话就仓促叫停合规演出,本质上是一种避险式的不作为。举报是监督的渠道,不是私刑的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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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曾经点评,恶意举报已经形成黑色产业链,低价批量举报、刻意构陷,正在侵蚀正常的监督体系。监督的本意,是让违规者被约束,而不是让匿名的举报,变成一把可以随意指向任何人的刀。
我们从不否认举报的价值。合法的监督举报,是社会治理重要的一环,是群众发现问题、反映问题的通道。但监督有前提,讲证据、讲程序,不能拉群起哄、捕风捉影,更不能用举报的名义,去打压一个合规经营、没有被官方定性违法失德的普通人。
朱之文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样本。从《星光大道》走出,他没有疯狂带货直播,妻子私下直播收礼物,他都坚决制止;出钱给村里修路、修建幼儿园、添置公共设施,本地企业找他宣传,他分文不取。他尽力守住自己最初的本分,可即便如此,依然躲不开无孔不入的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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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只是一个艺人,这件事只是他一个人的风波。其实不然。如果匿名举报可以绕过核查程序,仅凭话术,就能轻易叫停一场合规活动、掐断一个人的工作机会,今天被按下舞台开关的是大衣哥,明天,被无端影响的,可能是千千万万普通从业者。
观众可以用脚投票,选择不喜欢、不捧场,这是市场的自由。但任何人,都不该拥有仅凭一通电话,就剥夺别人工作资格的权力。
朱之文大不了退回朱楼村,守着田地,喂鸡养鹅,回归他最初的农民生活。可世上还有很多人,没有退路,没有田地可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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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的权利应当被尊重,被举报者的清白,同样需要程序守护。 监督的口子不能堵,但恶意举报的后门,绝不能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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