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出发之时女红军大约3000多人,最终走到陕北的为什么只剩几百人?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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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月一到,长征胜利就满九十年了。很多人回头翻这段历史,都会先被两个数字震一下:队伍出发时,女红军有三千来人。等走到陕北,能数到的只剩几百人。
主力红军准备开拔那阵子,其实反复盘算过。那会儿往哪儿走都没个准谱,队伍里带着女同志,路上洗涮、换衣服、磕着碰着要处理,样样都麻烦。所以定随队名单时,门槛抬得很高:得有一定职务,至少是中层。不能光挂名,得能实打实做事,身子骨还得顶得住日复一日的行军。
想跟着走的人不少,最后名单落到三十二人。其中有两位后来留在根据地,真正随大部队出发的,是三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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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个人放进几万人的队伍里,真不显眼,就像往大河里丢了一把小石子,连响都听不太见。可这三十个名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也是一段不该被轻轻带过的路。
这三十个人里头,最后真正踩到陕北地面的,是二十四位。这个数不是谁拍脑袋估的,是党史研究部门核实过的。听着好像不多,可每一个都是靠两只脚一步步熬过来的。可有意思的是,于都那边的纪念馆里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这三十位女红军后来一个没少,全都到了延安。两边对不上,主要是统计的终点划在哪儿、中途被调走的人算不算,标准不一样。
要说红二十五军那边,女同志就更少得能数过来了,满打满算才七个人,而且清一色都在医院里做护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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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觉得她们留下更稳妥,就挨个找她们谈话,话都说尽了,就是想劝她们别走。结果七个人,一个都没劝动。
这几个姑娘在家的时候日子就苦得没法过,是硬从家里逃出来才投了红军。现在让她们掉头回去,等着的是什么,谁也不敢打包票。她们一路走一路抹眼泪,可脚步一点没慢下来,谁劝都不好使,铁了心要跟着主力部队走。
徐海东那会儿正好从队伍前边路过,一看这架势,当场就甩出一句:“咋的,连七个人都带不上?”让男同志们多搭把手。
最后这七位里,两位把命留在了路上,五位走到了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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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六军团那边也差不多。那阵子他们压根儿没个固定安身的地方,队伍开到哪里,哪里就临时顶上来当根据地使。全军出发时女同志一共二十一位,干脆一个没落下,全带上了。
几路人马合到一块儿算,刚开始随队出发的女同志,总共也就五六十个人。
那三千多这个数字从哪儿来?绝大部分,出自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到了四川那边以后,队伍里一下子添了不少女同志,还专门给她们单独编了番号,妇女独立团有,妇女工兵营也有。长征开始前,这些单位并到一块儿,攒成了一支两千五百人、以女性为主的作战队伍,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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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这支队伍的师长叫张琴秋,她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正经念过书,军事上的那一套也是从头到尾系统练过的。她前脚刚到鄂豫皖苏区,后脚就挑起了彭杨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这副担子。头一回喊口令集合学员,把全场给镇住了:绑腿扎得利索,军装穿得板正,一嗓子口令出来,标准的步校味儿。
可麻烦,偏偏就出在"成建制"这三个字上。
四方面军里头也有人提过这事儿:女同志全凑在一个队伍里,看着是齐整,可真走起长路来,谁照应谁反倒成了难题。男女混编的队里,她背不动枪,旁边的男同志能顺手接过去。可整支队伍全是女同志,那就只能自己死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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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看,当年要是把她们打散、分到各个部队去,结局可能没那么惨。红二、六军团跟红二十五军那边,女同志都是打散了编进各个队伍的,所以折损就小不少。可四方面军把她们拢在一块儿,付出的代价就格外沉重。
说白了,这支妇女独立师翻遍红军那段历史都是独一份,清一色女同志,按正规编制拉起来,真能上阵打仗。往前数没有过,往后也再没出现第二支。
翻资料能看到这么个说法:这支妇女独立师最后真正走到陕北的,点来点去也就三百来号人。听着数目不大,可每一个都是硬生生走下来的。人多、编制大、后方摊子多,谁去了哪儿本来就难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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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哪是聊几句、喊两句口号就能走完的?那是拿日子一天天磨、拿脚底板一寸寸量出来的,走一步挨一步,硬扛着才熬到了头。女红军除了赶路,还得解决吃饭穿衣睡觉这些最基础的事,另外还有身为女性躲不开的那些难。
男同志背着铺盖卷赶路,平常一天就是一百里,碰上急行军一百五十里也得咬着牙顶下来。女同志照样一步不落,该走多少走多少,自己的行李还得自己扛着。
有些情景,你搁今天怎么脑补都补不出来,红四方面军妇女运输连的连长王泽南,竟然是个缠过脚的人。就这么一双小脚,还得带着运输连扛东西、赶长路,想想都让人心里发紧。一双小脚,怎么一路挪到陕北,谁也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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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女红军嫌长头发在路上又费事又碍事,索性剪得短短的,贴着头皮那种。有的更干脆,直接剃成了光头。那会儿谁还顾得上好不好看,怎么省心怎么来。这是部队的规矩:受了伤好包扎,头上要是开了口子,有头发容易发炎。
再加上长期吃不好、天天高强度赶路,女性的模样几乎看不出来了。队伍刚进陕北那个时候,当地老百姓观念还老派得很,一听女人也当兵,没几个信的,觉得这事儿压根儿不可能。几位大嫂凑上去伸手摸了摸,这才信了,这事儿在当地炸开了锅。
老故事里女性从军建功的传说不少,可在靠体力硬拼的冷兵器年代,多半是传说盖过真实。长征里的女红军不一样,她们靠一股超出常人的狠劲儿,把女性在战争里的作用顶到了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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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走不动的人怎么处理?那会儿有条白纸黑字的规矩:谁要是伤着了、病倒了,实在跟不动队伍,组织上就给八块大洋,把人安顿到老乡家里养着。
所以那阵子女红军之间常拿一句话互相打气:脚底下不能松,别掉出队伍,身上别挂彩,人更不能叫敌人逮了去,最不济也别混到领那八块大洋、被安置到老乡家那一步。话虽说得直白,可里头全是咬着牙往前走的劲儿。"
所以"没走到陕北"这件事,背后是好几种情况,不能一锅端。
中央红军那六位就是活例子:谢小梅、甘棠、李桂英,是部队离开贵州之后留下来做地方工作的。吴富莲、王泉媛、吴仲廉,被调去了红四方面军,后来上了西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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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路人马会合以后,原来的妇女独立师改编成了妇女抗日先锋团,一千三百来号人渡过黄河往西走。到了河西那一带,硬仗一场接一场,整整死磕了大半年。等最后能活着回来、重新归队的,数来数去也就几十个人。这些都是会师以后的事,要是硬塞进长征途中的减员里,这笔账就算串了。
还有一种减员,是当妈的不得不把孩子丢下。
陈慧清生孩子那会儿,国民党的追兵已经压上来了。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那会儿正在前头指挥打仗,一听说这事儿,当场就给部队下了死命令:阵地无论如何得守住,哪怕硬扛,也得扛到她平平安安把孩子生下来。她生的是一对双胞胎女儿,后来送给了当地老乡,再也没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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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指挥员想不通:为一个婴儿留下来打阻击、搭上战士的命,值不值?董振堂说: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下一代。
也有孩子被一路带到了终点。蹇先任出发前刚生完,孩子不能留,孩子父亲家里不少亲人都死在国民党手里,只能把孩子搁进箩筐挑着走。碰上险路,就换成母亲背着。孩子一路哭,母亲奶水也不够,最后硬是把她背到了陕北。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女将军贺捷生。
长征那一路,徐海东的伤势拖得特别厉害。可那时候缺医少药,麻药更是想都别想,他只能窝在担架上硬扛,疼起来一阵阵冒冷汗,翻来覆去没个安生,真是遭了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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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守在他身边照料的护士叫周东屏,不过当时她还不叫这个名儿,用的是周少兰。徐海东那回昏过去好几天几夜,人都快没气了。她琢磨着八成是血块堵在嗓子眼儿,也没别的法子,就凑上去一口一口把血往外吸,一点一点地清,愣是把他从鬼门关那儿给拽了回来。
两个人在长征路上成了家。后来徐海东身体垮了,长期靠她照料,一直活到七十年代。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都在红二方面军。过雪山草地那阵,她身体差到极点,同时还担着政治部的工作,咬着牙挺了过来。1955年那回授衔,一千多位将军里头,女将军就出了这么一位,不是别人,正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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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少掉的两千多人,后来都去哪儿了呢?有的把命留在了翻雪山、过草地的路上,有的半道跟队伍走散了,再也没能追上来。有的被劝着留下来,在地方上继续做事,有的被调去别的部队,后来跟着西征的队伍走了。还有太多人,到最后连个名字都没能留下。
红军落脚陕北以后,有位美国记者来拍过一批照片,其中一张是女红军的全身照。照片里的她,目光软软的,笑得很清爽,让人看着心里也跟着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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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身上能看出来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吃了那么多苦,那份要为人类求解放、要为老百姓做事的信念,还明明白白写在眼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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