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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网约车司机俞师傅的账本,比任何宏观数据都直白。2022年她每个月跑一万五的流水,同样的在线时长,2025年只剩九千。广州的单车日均营收从1月的400块掉到5月的359块,成都的司机跑一天流水397块,扣掉平台抽成和油电成本,落到口袋里一百到一百五。她不是不努力,她在线的时间反而更长了。一个城市的网约车日均订单从13单到14单,司机数量却比几年前翻了倍。“跌”的第一层,不是没人打车了,是开网约车的人比打车的人多得太多了。 当一份工作的门槛低到几乎任何人都能进入时,它的收入就会自动滑向“刚好够让人犹豫要不要继续干”的那条线。俞师傅们减少的每一块钱流水,都是一条从消费端抽走的水流。
猪肉那边的跌法不一样。2025年生猪出栏7.19亿头,猪肉产量5938万吨,创了历史新高,猪价全年在成本线以下挣扎。供给端增产的逻辑很清晰:前几年猪价高的时候扩的产能,到2025年集中释放了。但真正值得看的是需求那一端。居民家庭人均猪肉消费量26.6公斤,同比下降5.4%。不是说中国人不吃猪肉了,恩格尔系数29.3%还在往下走,吃饭这件事本身没有出问题。变的是猪肉在餐桌上的位置。一个家庭在收入预期收紧的时候,最先调整的往往不是米面油菜,而是“可以少放一点、可以换便宜一点”的那部分动物蛋白。猪肉恰好卡在这个位置上:它不像鸡蛋和蔬菜那样刚性,也不像牛羊肉那样有明显的消费升级属性。它跌,跌的是一种边际上的、可伸缩的需求。
房子跌得最重,也最伤。百城二手房价格2025年累计下跌8.36%,跌幅比上一年还扩大了一个多百分点。郑州有人把贷款还剩八十来万的房子挂出来“免费送”,条件是接盘的人把贷款扛走。这件事的残酷之处不在于房子的账面价值蒸发了多少,在于它同时掐断了两条和消费有关的通道。一条是财富效应:一个家庭觉得自己“变穷了”,哪怕工资一分没少,也会本能地缩减开支。另一条更硬,是借贷意愿的消失。当一套房子的市价跌到低于剩余贷款,这套房子就不再是一个可以抵押、可以变现、可以给人安全感的资产,而变成了一笔绑在身上的净负债。背着这种负债的人,不会去借钱换车、装修、旅游。他只会做一件事:拼命把已有的债还掉。
三件事看起来发生在三个不相干的领域,底下连着的却是同一根管子:现金流。
2025年住户存款增加了14.64万亿,住户贷款只增加了4417亿。存款增量是贷款增量的33倍。央行四季度的储户调查里,62.9%的人选择“更多储蓄”,只有22.5%的人选择“更多消费”。钱不是凭空消失了,它在往一个方向集中:从“花出去”和“借出来”,集中到“存起来”和“还回去”。
有人把这种集中解释成“老百姓天生爱存钱”或者“消费信心不足”。这两个说法都太轻了。真正在起作用的,是两个更硬的约束。
第一个约束在收入分配那一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2025年只有43.5%,世界平均水平在60%左右。这意味着一个普通劳动者从经济增长的蛋糕里分到的那一块,本来就比国际平均水平薄。消费率40.0%,全球均值56.6%。不是说中国人不想花钱,是分到手里的份额决定了能花的钱有一个很难突破的上限。同样的GDP增速,同样的“经济在增长”,落到居民可支配收入里的比例不一样,消费的底座就不一样。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天然偏低,钱到了他们手里更多会变成存款和资产;真正会把收入花掉的中低收入群体,手里的份额又不够。整个社会的消费率,被这个结构性的错位压在了低位。
第二个约束在债务那一端。居民债务规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2025年是134.4%,接近美国次贷危机时的峰值水平。但比债务存量更卡脖子的是还本付息的现金流:债务本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26.3%,而美国次贷危机最严重时这个指标是15.8%。两者的区别在于,美国的危机主要表现为房价跌了、金融系统出了窟窿,但很多家庭当年的月供负担并没有中国家庭现在这么重。中国家庭面对的是一个更日常、更磨人的局面:收入先被月供切走一大块,剩下的部分才轮到吃饭、交通、孩子和偶尔的享受。 国信证券的测算把债务拆开看,按揭本息占可支配收入5.91%,消费贷和信用卡占10.27%,经营贷占10.13%。按揭的偿还优先级最高,银行体系也最清楚这笔钱不能出问题。但一个家庭在还完按揭之后,再面对消费贷和信用卡的还款压力,可支配的那部分收入已经被挤到了很薄的一层。消费在这种结构里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是排在哪里的问题。 它永远排在月供后面,永远排在“以防万一”的储蓄后面。
就业那一端在给这个排序加码。青年失业率年末停在16.5%,16到24岁这个群体是主体劳动力失业率的四倍以上。麦肯锡的调研里,消费者对2025年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预期只有1.4%,36%的人明确表示在经历就业焦虑。一个25岁的人如果对明年能不能有稳定的收入没有把握,他做的第一件事不会是“趁便宜多花点”,而是把每一笔可花可不花的钱按住。预防性储蓄不是一种偏好,是一种在收入前景不明朗时的理性自卫。 存款利率一降再降,钱还是往定期里涌,原因很简单:那笔钱的功能不是赚利息,是防断裂。失业、生病、家里出事的时候,存款是唯一不用看任何人脸色的缓冲。
把这些串起来,“不花钱”就不再是一个需要被道德化的词。网约车司机流水降了,他不会去换手机;猪肉便宜了,家庭少买两斤,省下的钱进了还款账户或者定期存单;房子跌了,有房的人觉得自己穷了,没房的人看着下跌的曲线决定再等等。每一个人都在做看起来最合理的个体选择,合在一起,就变成了社零增速4%、消费跑输GDP一个多百分点、存款和贷款反向运动的宏观图景。
消费收缩的本质,不是需求消失,是现金流在收入分配、债务偿还和就业预期这三道闸门之后,被截留得太多了。 网约车跌、猪肉跌、房子跌,只是这三道闸门在不同行业水面上的倒影。要让水重新流出来,靠在喇叭里喊“大家花钱”没有用。有用的只有一件事:让那些真正会花钱的人,手里先有可以自由支配的、还完债之后剩下的钱。这件事比任何消费刺激都慢,也比任何消费刺激都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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