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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紫云:相思病——古典叙事文学情感认知模式的演变及其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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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探究古典文学的特质,离不开对古典认知方式的把握。认知方式上的巨大鸿沟,构成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



《爱情心理学》

以爱情叙事为例,现代文学对爱情的叙事和书写,基于现代人对爱情的认知,而后者正是在现代科学对古典浪漫叙事的不断“祛魅”中完成的。

现代心理学诞生之后,爱情一度被纳入到心理学的领域加以认知和探析,“爱情心理学”也顺理成章成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然而,在古典爱情叙事中,爱情不只是一种心理症候,同时也是一种生理症候。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爱情都曾以疾病的形式出现,通过某些特殊的病症被“确诊”,甚至被视为危及性命的疾病而从医学层面加以干预和治疗。

作为中外爱情叙事中的“通病”,“相思病”/“爱情病”(lovesickness)有着古老的历史[1],但却都在文学的现代化过程中销声匿迹,这本身就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问题。

本文拟对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中的“相思病”叙事进行梳理,追溯其作为一种古典“爱情病”发生、演变与消亡的过程,探寻古典文学所蕴含的认知方式及其叙事范式。

一、“相思病最苦”:“相思病”的发明及其诗意化、戏剧化

“相思”是古典抒情文学中的常见主题。相思,即相互思念,原不限于男女之间。但是,后来“相思”一词的语义不断缩小,并特指男女两性之间的相互思慕或单向爱恋,其内涵从广义的人与人、人对物的情感关联,演变成狭义上的两性爱恋。

唐人《游仙窟》中抒情主人公求欢未果,遂至“沉吟坐幽室,相思转成疾”[2]。这一“转”相当关键,使得“相思”从普遍情绪变成特定疾病,为“相思病”进入文学书写提供了契机。以疾病、病态面貌出现的“相思”,成为一种非日常状态,也因此在文学书写中被赋予更多可能。

“相思病”的患病原因、患者症状、医患关系与治疗方案等方面的描写,在宋元通俗文学中呈现出诗意化、戏剧化的倾向。

丁峰山《肺结核替换相思病的文学史指标意义》一文,对古典“相思病”的由来、演变进行了梳理,他指出虽然唐传奇中出现了相关描写,但一直到“宋元话本小说里,相思病的轮廓清晰起来,完成了概念建构”[3]。

实际上,除了话本之外,同时期的戏剧也参与对“相思病”的定名及描写的定型。

唐传奇《霍小玉传》叙霍小玉多方访求负心的李益而不得,乃至“怀忧抱恨,周岁有余,羸卧空闺,遂成沉疾”[4],虽然叙述者并未点明其所患何病,但霍小玉“日夜涕泣,都忘寝食”的具体表现可视为“相思病”的雏形。

到宋元通俗文学作品中,这种无名的“沉疾”获得了具体的名目:元杂剧《西厢记》中张生害的是“相思病”,宋元话本《刎颈鸳鸯会》中用拆字法道出蒋淑珍所害的病是“木边之目”“田下之心”,即“相思病”[5]。



《宋元小说家话本集》

尽管被称之为“病”,元明清的医学文献中几乎找不到“相思病”的真实病例和治疗方案。[6]

晚清小说《九尾龟》第一百十九回叙康中丞的姨太太看上了戏园里的武小生,害起“相思病”,“康中丞不知道他害的是相思病儿,只道他当真有病”[7]。

这一颇具悖论性的表述值得玩味,叙述者的言下之意是“相思病”算不得“当真有病”。这反映出民间对“相思病”的复杂态度,即在观念上既信其有,在病理上复疑其真。这一态度的形成可以归功于通俗文学对民间观念的影响。

因此,“相思病”尽管有现代医学根据[8],但却绝非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一种混合了民间观念与艺术观念后被重新发明的“文学病”。

作为一种被文学书写所建构的疾病,“相思病”在通俗文学作品中有其自成体系的知识框架。

从病因上看,人们相信“相思病”正如瘟疫一样,是由“五瘟使”散布到人间的。

《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红娘探看病重的张生,自道:“我是个散相思的五瘟使。”[9]

余如《鼓掌绝尘》[10]《女仙外史》[11]《品花宝鉴》[12]等小说中,均有类似说法。《红楼梦》中“警幻仙姑”接替了“五瘟使”,在痴男怨女间“布散相思”。

“五瘟使者”是道教所信奉的瘟神,乃瘟疫与疠疾之所出。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称五瘟神主宰“天行时病”,因此“天之降疾,无法而治之”。[13]依此逻辑,小说戏曲中由五瘟神散布的相思病,也就成了人力无法抗拒的天意,包含了民间对相思病成因的宿命论观念。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从病症上看,“相思病”富于标识性的症状包括食欲不振、睡眠不佳、精神萎靡、面黄肌瘦,病症在夜间加剧,可能伴有咳嗽症状。[14]比较强烈的孤独感也是“相思症”的病症之一,而且女性患者更容易伤感落泪。

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还会有一些特殊表现[15]。从患者情况看,“相思病”患者多为未婚青年男女,也有少数已婚男女患者[16]。从治疗手段看,“相思病”无法通过医学手段治愈,求神问卜亦无济于事。[17]

因此,“相思病”无药可医,逐渐成为一种民间常识,甚至被唱到民歌中[18]。

自从“相思病”出现于通俗文学作品中以来,其痛苦程度尽人皆知,甚至被“加冕”为最痛苦的疾病。

在元杂剧《张天师》第三折、《倩女离魂》第一折、《秦翛然竹坞听琴》第二折中,都出现了“四百四病人可守,惟有相思难受”“三十三天离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这类表述。

《西厢记》中张君瑞几因“相思病”丧命,郑光祖《㑇梅香骗翰林风月》中白敏中因“相思病”而危在旦夕,然而尽管“相思病”的“致命性”如此之强,有关“相思病”痛苦情状的描写却十分富于诗意,治疗“相思病”的方案也非常“浪漫”,极具戏剧性。



会校会注会评会图《西厢记》

由于古典戏曲文体兼备抒情性与叙事性,因此古典诗词中的相思主题较早地被引入到元杂剧中。在杂剧作品中,“相思病”既可以是通过抒情表达的情绪状态,也可以是通过叙事呈现的情境与事件。

总之,抒情与叙事可以随时顺畅地来回切换。例如,《西厢记》中由红娘之口唱出的张生、莺莺两人害相思的情状:

【油葫芦】憔悴潘郎鬓有丝;杜韦娘不似旧时,带围宽清减了瘦腰肢。一个睡昏昏不待观经史,一个意悬悬懒去拈针指;一个丝桐上调弄出离恨谱,一个花笺上删抹成断肠诗;一个笔下写幽情,一个弦上传心事:两下里都一样害相思。(第三本第一折)[19]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鬓有丝”“带围宽”等表述,是古典诗词中惯用的夸张修辞,以戏剧化的方式表现人物的相思情状。

病中弹奏“离恨谱”、题写“断肠诗”,更是通过雅文体的抒情效果将疾病的痛苦升华为艺术审美与表达。在这样的描述里,一切都是净化的、提纯的,连痛苦都变成一场艺术表演。

在受《西厢记》影响的白朴的《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与郑光祖的《㑇梅香骗翰林风月》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甚至连具体的措辞都如出一辙。

《东墙记》第三折【脱布衫】通过丫鬟梅香之口唱出董秀英与马文辅的相思之状:“病潘安瘦损形骸,杜韦娘憔悴香腮。”[20]



《全元戏曲》

此外,《东墙记》第一折更是用多支曲子反复渲染董秀英的相思之情[21]。这类曲子中对相思病的描写,既继承了古典诗词的抒情传统,同时又受到戏曲舞台表演对创作的反向规约而呈现出情境化、戏剧化的艺术风格。

在这些元代戏曲作品中,一方面,爱情被视为一种疾病并以病态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这种疾病又在作者的抒情中得到净化和升华。

如此悖论的混合描写,也见诸宋元话本。在《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一篇中,叙述者明确将李小官暗恋卖花莲女的情状称作“相思病”:

李小官思思想想,没做奈何,废寝忘餐,也不敢和父母说,因此害出一样证候,叫做“相思病”。看看的恹恹黄瘦了,不间,便有几声咳嗽。……

你道这病怕人?乃是情色相牵。若两边皆有意,不能完聚者,都要害倒了,方是谓之“相思病”;若女子无心,男子执迷了害的,不叫做“相思病”,唤做“骨槽风”。今日李小官却害了此病,正是没奈何处。如何见得这病怕人?曾有一只词儿说得好。正是:

四百四病人可守,惟有相思难受。不疼不痛恼人肠,渐渐的交人瘦。愁怕花前月下,最苦是黄昏时候,心头一阵痒将来,便添得几声咳嗽。[22]



《宋元小说话本集》

这段描写的内容与形式,可谓白话小说中“相思病”描写的典范。

有关“相思病”病因、病症与疗法等方面的描写被定型下来,并为此后的明清小说戏曲所继承。值得注意的是,话本中用韵文描写坠入爱河的人物的精神状态这一做法,很可能受到了同时期戏曲作品的影响。

在引入的韵文中,“相思病”以及患病主体成为被吟咏的对象,继承了古典诗词中相思主题的抒情气质。“花前月下”“黄昏时候”不仅带入了古典诗词的抒情气氛,并且提示读者以这种抒情化的审美心态去看待、理解“相思病”。

在“相思病”的定名与描写定型上,宋元戏曲与小说可谓同源相辅、“同病相怜”:无论是对人物相思情状的描摹(“鬓有丝”“带围宽”),还是对相思情境的渲染(“花前月下”“黄昏时候”),戏曲小说中的相思病描写都充分借鉴、吸纳了古典诗词的抒情传统。

作为一种被发明出来的“文学病”,“相思病”的影响却不止于文学领域。这些通俗文学作品中的相关描写反映了民间对“相思病”的认知和想像;反过来,通过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形式,“相思病”的相关描写又得以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定型、固化民间对“相思病”的认知和想像。

尽管通俗文学作家声称“相思病”是“最苦”的,但“相思病”却又是最优雅的疾病。通过诗词文体引入的“相思病”的描写,其痛苦又大大地被美化、诗意化。

由于受到戏曲作品表演体制的影响,《西厢记》等元曲作品所确立的“相思病”的情节雏形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戏剧性和程式性。



《绘图新校注古本西厢记》

二、“心病除非心药医”:双相思病的情节模式

尽管宋元戏曲话本中“相思病”的描写富于诗化和戏剧化效果,但本质上仍有别于传统诗词中的泛相思,原因在于后者只是较为随机的情绪表达,而前者经由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反复耕耘与挖掘,已然成为通俗文学作者所共同接受并不断玩味的叙事符号。

围绕“相思病”的患病、诊断和医治过程,与才子佳人的情爱叙事相交织,在宋元以来的小说戏曲中形成了特定的情节发展、人物关系、主题表达与接受传播的模式。

某类情节一旦模式化并被大量采用,它就会成为后来的作者提笔之时必须予以考虑或反思的对象。

在有关“相思病”的叙述中,有两种较为经典的情节模式值得关注,这两种模式分别对应于“双相思”和“单相思”的情形。



《摹物不倦:物象与明清小说日常叙事的展开》,刘紫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界定的“双相思”和“单相思”不是对小说内容层面男女双方情感关系的描述,而是对疾病叙事层面害病情形的概括。

这是因为“相思病”的书写受到叙事视角、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等因素的制约,即便是在表现两厢情愿的情感关系中,作者也可能出于以上的考虑选择只写男方或女方害相思病,而不写双双害相思病。

“双相思”作为一种现实经验,可谓自古有之;但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则出现得较晚。抒写相思之情的诗词作品呈现的主要是抒情主人公的个人形象;而“两位情人相互思念的人物形象在元曲中才开始出现,并在明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3]。

相恋的年轻男女,从元明中篇文言传奇以来一直是小说中的“宠儿”。围绕“相思病”展开的叙事中,这一情节模式逐渐被定型下来:

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相思成疾,延医看治不见起色,于是真情泄露、真相大白,最终在密友的帮助下得以欢会私合或在媒人、父母的成全下得以喜结秦晋。这一情节模式主要出现于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中。

《西厢记》确立了这一模式的雏形。张生因害相思而获得红娘的格外同情[24],并促使红娘为二人牵线搭桥。张生在跳墙求欢遭莺莺斥责之后,病情加重,延医无果,几至垂危,于是情急之下,莺莺以身为药,密会欢合,治愈了张生之病[25]。



明弘治刊本《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

类似的情节模式,广泛见诸此后的戏曲小说作品中,例如《熊龙峰四种小说》之《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警世通言》第二十九卷《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孟称舜所作传奇《娇红记》。

在“双相思”情节模式中,男女主角彼此之间“一见钟情”,双方的情感投入也几乎是对等的。这种对等的情感,往往更容易得到同情和祝福。因此,作为才子佳人恋爱叙事的起点,“双相思”情节往往也成为才子佳人克服重重困难走到一起的最初原动力。

在上述三篇作品中,作者都未正面叙及医生问诊看病的场景,而正是这一情节要素在其他作品中被进一步发挥运用。尤其是医生的身份与微妙的医患关系,引起了通俗文学作者的兴趣。

例如《醒世恒言》第十四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周胜仙和范二郎同时犯病,病症相同,并都延请媒婆兼医生的王婆来看病,最终男女主人公通过看病,得以向王婆吐露心声,并通过王婆向父母传达心曲 [26]。



《醒世恒言》会校本

尽管最终二人未能喜结秦晋,但媒婆兼医生身份的设计和医治的过程都非常富于创造性和喜剧性。尤其是二人传医看病的描写,两两对偶,具有很强的戏剧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作品中,相思病被称之为“心病”,并且让媒婆为年轻男女治疗“心病”。在现实生活中,媒婆既有职业的,也有非职业的,如上文所叙尼姑、婢女等也都具有媒婆的职能。

此外,即使是媒婆本身也都有兼职。于是,便出现了这样巧妙的设计:媒婆充当医生,为热恋中的年轻男女把脉问诊,最后靠撮合山的本事“治愈”他们的“心病”。

如果说媒婆兼医者的形象还是取材自现实生活的话,那么由男主人公假扮医生则完全是一种艺术的虚构。

《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王娇鸾百年长恨》中周廷章与王娇鸾一见倾心,二人虽为近邻,却不能互通款曲。碰巧的是,娇鸾之母也姓周,周廷章遂拜王夫人为姑,欲假兄妹之份与娇鸾私会,但由于王翁谨防而迟迟未果。后娇鸾相思成疾,王翁求医问卜,全然不济。

廷章便假说自己精通医理,成功骗过王翁后,为娇鸾把脉诊断,道其病因“是抑郁所致,常须于宽敞之地,散步陶情,更使女伴劝慰,开其郁抱,自当勿药”[27]。王翁听信廷章之言,遂许女儿到园亭散步,二人也因此得以时常相见,娇鸾之病霍然而愈。

在这篇小说中,周廷章虽然以看病为由亲见娇鸾,但由于有王翁夫妇陪同看视,所以二人也无法进一步交流。这样一个情节设计仍旧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小说家又挖掘出新的可能性。

《鼓掌绝尘》第二十六回叙文荆卿与若兰互生情愫,相思成疾,书生假扮名医为小姐治病,并以看诊为由,将小姐父母支开,为两人的独处和交谈提供了契机。



《鼓掌绝尘》

为了妨闲他人,书生还用二人此前所吟之诗作为暗号试探小姐,成功引起小姐的注意并得到小姐的积极回应。那小姐得知对面的医生乃是文荆卿时,“一霎时,顿觉十分的病症就减了三四分”,可谓不治而愈。[28]

在这种情节模式中,情爱叙事与疾病叙事几乎是同步、同构的,男女情爱的萌生同时也是疾病爆发的契机,顺理成章地,情感的发展将导致病情加重,进而使得隐藏于“内”的“情”转化为暴露于“外”的“病”。

然而,“相思病”是一种有别于身体其他具体部位的疾病,只有通过情感的疏导和满足才能治愈。宋元时期的作品中虽然已经传达了类似的观念,但却未形成清晰的表述。

晚明作品中出现了“心病”这个概念,并且相应地产生了诸如“心药”以及“心病还将心药医”[29] “心病除非心药医”[30]一类通俗说法。“相思病”进一步被认定为“心病”,用以区分于“身病”。在古代身体观里,“身病”可以通过看病、服药来干预、治疗,相应地,“心病”也需要“心医”与“心药”。



《中国之爱情:对中华帝国数百年来文学作品中爱情问题的研究》

从内容层面看,疾病问题被转化成情感问题,人物疾病治愈过程被转化为情感实现过程。从叙述层面看,则是情感问题被转化成疾病问题,而情感克服困难的过程也就被转化为疾病治愈的过程。

关于疾病与情感之间的相互转化,李渔在《闲情偶寄》提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人心私爱,必有所钟。……思之弗得,与得而弗亲,皆可以致疾。即使致疾之由,非关于此,一到疾痛无聊之际,势必念及私爱之人。忽使相亲,如鱼得水,未有不耳清目明,精神陡健,若病魔之辞去者。[31]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他认为,很多疾病治病的关键都在于情感层面的纾解与满足。李渔还尤其注意到为色欲所困的少年之疾,并且不无开明地提出治疗方案:

“一心钟爱之人,可以当药”[32],亦即为患病的年轻男子创造条件,让他得以亲近所爱,慰其情思,而后“药到”自然“病除”。这个严肃而又不无游戏意味的方案,得到了小说家的积极回应。

如何通过“心医”“心药”来疗治病人,这个医治的过程是小说家十分乐于表现的环节。尤其是在男主人公为女主人公问诊治病的环节,男医生治愈女患者的关系模式背后,其实是对情爱关系中主从关系的隐喻。

《金瓶梅》中李瓶儿直呼开生药铺的西门庆为“医奴的药”,这样的表述正是建立在“情”与“病”互为隐喻的基础之上的。在这样一个治愈与被治愈的医患关系中,正是特定的性别秩序话语成全了“男医女患”的关系模式。



词话本《金瓶梅》

有趣的是,在元杂剧《西厢记》《东墙记》《㑇梅香》等作品中,往往是病重的、热恋中的男子极需女子的救治[33],而到了明代通俗文学作品中,男子假扮医生救治病重的、热恋中的女子,则成为一个较为流行的情节模式。

叙事逻辑之所以不同于现实逻辑,就在于它往往能在现实经验山穷水尽之时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在传统社会,合礼合法的婚配需经媒妁在男女双方建立联结,除此之外的男女情感联结都不受认可。

上述情节模式中,男女主人公往往由于门第不对而无法通过合乎礼仪的方式建立情感联结,因此小说家要让男女主人公见面相会,就必须在正途之外另辟蹊径。

于是,“相思病”作为一种叙事情境被引入进来。在合礼合法的婚配情境中,男女主人公基于共同的繁衍后代的伦常义务被媒人联结在一起;在“双相思”情节模式中,男女主人公则由于相似或相同的身体疾病被医生(兼媒人)联结在一起。



《臧否饕餮: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饮食书写》

然而,与其说是医生(兼媒人)将年轻男女联结在一起,毋宁说是“相思病”及其引发的性命之忧沟通了年轻男女。

年轻男女由于传统的性别阻隔无法传情达意,因此罹患疾病;结果却因相同的疾病获得交流沟通的机会,并且建立情感联结。可以说,“同病相怜”取代了“门当户对”,叙事逻辑战胜了现实逻辑。

三、“毒设相思局”:单相思病的情节模式

“单相思”的描写包括这两种情形:单恋的一方害相思病,双恋的某一方害相思病。在明清通俗文学作品中,男性单相思的叙事出现了这一情节模式:男子相思成疾,进而延医诊治,经友人安排谋划,得以和意中人私会,但最后往往伴随着悲剧的出现。

《夷坚志》叙一男子孙五哥久恋舅女真真相思成疾,终因真真嫁作他人妇乃至抑郁而终。作者对孙五哥的单相思提出了严苛的批评:“后生妄想,不识好恶,此为尤甚,故书以戒云。女今犹存。”[34]

在洪迈看来,孙五哥沉溺于情爱,而且还是不对等的单相思,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谓不知好歹,所有男性都应该引以为戒。孙五哥孤注一掷的情感投入,被视为失去理智,缺乏权衡。

在两性的情感博弈中,他无疑是一个失败者,是应该遭到鄙视的,因此最后一句“女今犹存”也就非常值得玩味。



明万历唐氏世徳堂刊本《新刻夷坚志》

因此,对于单恋男子,小说家尤其是男性小说家的态度近乎“恨铁不成钢”,一方面同情他们的经历,一方面对他们像女性一样孤注一掷的痴情嗤之以鼻。

这种混杂态度直接导致上述情节模式的出现,即一方面帮助单恋男性如愿以偿,助力他与意中女子私会、结合;一方面又为他们安排悲剧性的结局以示警戒,单相思的男子要么失去意中女子,要么殒命身亡。洪迈的态度充分代表了士人阶层内部对男性耽溺于情感的担忧和批评,与庶民阶层对相思病的浪漫想像划清了界限。

宋元话本《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中,李小官单恋莲女相思成疾,调治服药不见起色,后经由奶娘探得实情,李押录夫妻遂与张家议定婚约。李小官得知后,病情霍然而愈。不料半年后迎亲,莲女竟于轿内坐化成佛。

这一篇中单相思的情节只是整个故事的一小部分,从属于更大的莲女成佛的情节框架,而有关李小官的情爱叙事只不过是为了写莲女的尘缘遇合。但是如果从情爱叙事的角度看,这一情节逻辑中前后的断裂,正是以上所言矛盾态度的体现。

类似的情节逻辑,还可以举《喻世明言》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为例。尽管这是个两厢情愿的故事,但叙述层面仅叙及男主人公害相思病。



《喻世明言》会校本,冯梦龙编著,李金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9月版。

该篇叙殿前太尉陈太常之女玉兰看上了对门商贩之子阮三郎,通过心腹丫鬟碧云悄悄递与三郎一个金镶宝石戒指儿,以致三郎相思成疾,渐成沉疴。[35]

阮三的心腹朋友张远前来探看,为其把脉时发现了戒指儿,几番询问之下得知实情,并答应为其出谋划策,安排再会。后来张远通过尼姑将玉兰小姐引至闲云庵方丈内与阮三欢会,而阮三则因久病虚弱,乐极生悲,当场断气。玉兰小姐因此有了身孕,生了孩子后过门到阮家,为阮三守节,儿子十九岁中状元。玉兰一生不嫁,教子成名,得朝廷表彰,立贤节牌坊。

从女性人物的角度看,尽管最后得到了舆论的认可与表彰,但她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不仅失去了恋人,而且还要忍辱负重将遗腹子抚养成人。

从男性人物的角度看,阮三虽然得偿所愿,但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过,有意思的是,作者仍努力让阮三的死亡得到替代性的补偿——妻节子贵。

如前所述,小说戏曲同源异流,单相思男性用计谋夺取意中人的情节模式也出现于戏曲中。李开先作于嘉靖间的传奇剧《宝剑记》第二十八出、第三十出叙高衙内为林冲娘子害相思病,延医救治无效,遂受友人献计,企图害死林冲,谋夺其妻。[36]大概由于这类情节中经常出现人命官司,因此这一情节模式又渐渐与公案题材合流,呈现出新的面貌。

万历二十六年刊行的《诸司公案》卷一“人命类”中“曾大巡判雪二冤”一则记载了两件人命案,第二件人命案便因单相思而起。



余象斗《诸司公案》

富商安其昌到广元县做生意,恋上裁缝梁某之妻马氏,“积有半年余,染成相思病,症势不能起”[37],梁裁闻其有病,顺道探看。安商出五两银子让梁裁收下,道其病因,请梁裁为其“治病”:“我病非为他,只为思慕你令正美貌,今成相思症候,除非得令正同宿一宵,则心愿可遂,虚火可降,然后服药方可救得残生。万乞广开方便,终身感激。”[38]

梁裁略犯犹豫后答应了安商的请求,回家试探妻子的态度,不想马氏慨然应允。但最终阴差阳错,安商不但未能与马氏偕欢,反致马氏死于他人之手。此后引出梁裁状告安商、曾察院破案雪冤的情节。

类似的记载,还出现在稍后的《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万历三十三年)卷二“井中究出两命”中[39]。除了人物姓名籍贯与案发地点不同之外,案情及结局都如出一辙。

在这类案件中,单相思的男性人物显然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尽管他们都遭到了谴责或者惩处,但是颇为吊诡的是,最终付出生命代价的不是男性而是被两个男性当作交换筹码的女性。



金成章刊本《新民公案》

单相思的男性经由晚明公案小说的塑造逐渐成为较为负面的形象,到了清代才子佳人小说中,甚至成为干扰才子佳人美满姻缘、无才无貌的小人。

清初李修行《梦中缘》第三回《好姻缘翠娟心许 恶风波郑子私谋》叙恶少郑一恒恋上金御史之女翠娟小姐,而金小姐已心有所属,因此郑“竟害了一个目边之木,田下之心的单相思病”[40]。前来探病的朋友计巧得知后,为其出谋划策。郑遂依计巧之计,雇了五个惯会飞墙走壁的江湖大盗,扮做妖精,飞入金御史府内,掠走金小姐。

值得一提的是人物的命名,恶少“郑一恒”显然与《西厢记》中“郑恒”形成互文关系,而郑恒的朋友名“计巧”,实则用谐音法点明了阴谋诡计之于该情节模式的必要性。

清末长篇公案小说《彭公案》第二百四回中也讲述了一段“不得善终”的单恋故事:恶棍黄勇在庙会上看见武举人郑华雄的妹妹瑞兰,“回到家中时时刻刻惦念,得了一宗单相思病。他净想人家,人家不想他,病了有十几天”[41]。黄勇情知明娶不成,遂依朋友之计,企图陷害华雄、图娶瑞兰,最后以瑞兰自刎告终。

类似的情节模式,还见诸晚清侠义小说《七剑十三侠》第三十九回《睹娇容沈三起恶意 用奸谋苏氏入牢笼》以及民初“鸳鸯蝴蝶派”作家李涵秋《广陵潮》第四十六回程全害单相思的情节。

从《七剑十三侠》第三十九回回目便可看出,这同样是一个陷入单相思的男性企图用诡计骗取意中人的故事。

单相思男性偶有不能得逞之时,如《野叟曝言》第三十二回叙已婚的连城公子单恋璇姑,设局哄诱璇姑落套,而璇姑一片冰心不为所动,使得公子无机可乘、事败而罢。事后璇姑不但不以为意,还积极引导公子治愈病身:“公子之病……但心正则诸邪不入,公子只要牢守此心,止行正路,不蓄邪谋,则此心如日中天,一应邪祟皆始而退矣。”[42]



《七剑十三侠》

由于单相思被视为“邪祟”,因此璇姑便可以凭借“正”与“善”的道德力量战胜公子的诡计阴谋,甚至治愈他的单相思。

这一独特的处理,尽管体现出对既有单相思情节模式的批评,但其将单相思男性之“欲”与负面道德内涵“邪”相绑定的做法,仍与前文所举清代的例子是相通的。

由此可见,清代的单相思情节,摒弃了此前尤其是晚明这类情节所包含的浪漫情愫,而完全与阴谋诡计合流了,害单相思的男子也从痴情人退变成了作恶人。

男性人物为了满足肉体欲望,不惜设下阴谋和圈套,轻则破坏被恋女子的理想姻缘或已婚女子的婚姻,重则伤及无辜,累及自身。这一变化,应和着清代情感话语的转向。

作为晚明情感话语的核心概念,“情”与“欲”的区别在晚明通俗文学中日益模糊,即“当肉体的欲望被情感化,情感心理也同时欲化了”[43]。因此,如黄卫总(Martin Huang)所指出的,作为对“情”的拯救,清代的作品致力于将“情”与“欲”剥离。

在长篇小说如《姑妄言》《野叟曝言》中,“情”与“欲”分别被赋予对立的道德内涵——“善”与“恶”,其中“过度的肉欲是与社会的邪恶势力相联系的”[44]。因此,清代单相思情节中为“欲”驱动的单相思男性人物,自然也就沦为“恶”的同盟。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钞本姑妄言》

四、“下流痴病”与“邪思妄动”:对“相思病”的反思与改写

无论是“害相思病”(being lovesick)还是“坠入爱河”(fall in love),中外语言中的相关表述都暗示耽溺爱情对性命可能产生的威胁,而患相思病的男女,无论是双相思还是单相思,都可能遭致来自正统舆论的道德批判。

上引孙五哥的记载以及洪迈的评价,传达出男性主导的社会舆论对那些在两性关系中“盲目”付出激情而使自己陷入被动境地的男性的鄙弃与警戒。单相思的女性,就更不受待见了。

至于两厢情愿的双相思,一方面被通俗文学喜剧性的浪漫手笔美化、重塑以满足大众的想像,一方面又被儒家礼教视若洪水猛兽加以道德批判。

经过文学的发明与发挥,“相思病”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理或生理疾病,而是经过文学养化的具有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的自足体,具备符号功能和文本意义”[45]。社会舆论所想像、批判的“相思病”,正是这样一个经过文学的发明与加工后具有文化内涵与潜在情感色彩的符号。

《红楼梦》相关叙述充分揭示出“相思病”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符号功能和文本意义。例如第三十二回贾宝玉将袭人错认为林黛玉并向其倾诉衷肠:“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儿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46]



刘旦宅绘宝黛共读西厢

尽管作者未曾点明宝玉所说“心事”“一身的病”“你的病”“我的病”到底是何病,但读者根据贾宝玉“满面紫涨”和袭人“魄消魂散”“可惊可畏”的反应可知,这正是才子佳人惯害的“相思病”。

第二十九回中,作者便已提到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病”“及如今稍明时事……早存了一段心事”,黛玉“也是个有些痴病的”[47]。所谓“下流痴病”和“心事”,无非指宝、黛之间的爱恋。

曹雪芹刻意回避了会让读者将他的创作与晚明以来“邪书僻传”联系起来的“相思病”一词,转而使用带有道德贬低意味的“下流痴病”一词。当然,曹雪芹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无不带着一种摹拟世俗口吻的反讽意味。

尽管指称与表述发生了变化,但《红楼梦》用疾病来表达情感状态的方式与“邪书僻传”等才子佳人小说中用“相思病”写爱恋仍一脉相承。



《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李远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3月版。

“相思病”在正统舆论中所肩负的负面道德内涵,主要体现在以贾母为代表的贵族家庭成员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批评中,而这构成了曹雪芹对“相思病”情节模式及其文学传统进行反思、改写的出发点。

在《红楼梦》一书中,曹雪芹或是借叙述者之口或是借贾母之口,多次表达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批判;而这些批评无疑证明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正是当时难以撼动的“经典”,只有通过对相似情节的呼应、反思、改写与重塑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

前八十回中,宝、黛尽管都为彼此害了“一身的病”,但终究在作者的庇佑下得以豁免于“才子佳人”的“相思病”。有意思的是,《红楼梦》后四十回却特别热衷于重提“相思病”和“心病”。

例如,第九十回叙黛玉窃听雪雁与紫鹃的谈话,听到宝玉已定亲便心灰意冷,病情转重,后来知是误会,病情才得缓解,于是叙述者感慨道:“心病终须心药治,解铃还是系铃人。”[48]

这一处情节或许借鉴了清初才子佳人小说《飞花咏》第十二回的情节。[49]“心病”的表述,也直接继承自晚明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

另外,第九十七回叙贾母从袭人处探知黛玉病情,不无失望地说道:“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50]



邮票《贾母接外孙女》

第一一二回中,甚至通过居心叵测的盗贼之口,引入坊间关于妙玉和宝玉的传闻:“不是前年外头说他和他们家什么宝二爷有原故,后来不知怎么又害起相思病来了,请大夫吃药的就是他。”[51]

第一一七回,贾芸竟坐实了黛玉的“相思病”:“你没听见说,还有一个林姑娘呢,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谁不知道。”[52]

我们虽然不能遽断后四十回的作者另有其人,但至少可以说,在后四十回中作者似乎完全退回到晚明以来才子佳人小说“相思病”的情感话语模式中,而这显然有悖曹雪芹的初衷。

就前八十回而言,曹雪芹正是通过对晚明叙事惯例的呼应与改写,进而对晚明情感话语展开对话与批评。这一策略,也出现在曹雪芹对单相思情节的处理上。

《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如回目所示,对既有单相思病情节模式进行戏仿,将此前单相思男性设计谋获意中女性的情节,改写成女性设计吓退或陷害单相思男性的情节。



二人转《熙凤戏贾瑞》

贾瑞被王熙凤骗了一次之后,“前心犹是未改,再想不到是凤姐捉弄他”[53];通过凤姐设局捉弄贾瑞,曹雪芹也达成了对此前单相思病叙事惯例的“捉弄”。一反此前的叙事惯例,曹雪芹将贾瑞的发病时机安排在他被王熙凤捉弄之后,而且将其病状写得颇为污秽[54]。贾瑞病重之际,来了一个道士,称其病“非药可医”,授之以“风月宝鉴”并嘱咐他这镜子“专治邪思妄动之症”[55]。

首先,借道士之口,作者将贾瑞的单相思贬为“邪思”,其道德批判的意味是明显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并没有将贾瑞的“邪思”等同于“欲”,从而像多数清代作品那样将“欲”与“情”对立起来。

如余国藩(Anthony Yu)所指出的,在这部“大旨谈情”之作中,“情”与“欲”并非二元对立,在石头的神话中,“弃石逐渐抬头的主体性,非得字字如实地体现在“欲望”的书写中不可”[56]。

艾梅兰(Maram Epstein)亦指出《红楼梦》中“情”具有二重性,“既可体现为有救赎作用的美学粘合剂,又可体现为自我毁灭的性欲”[57]。

与晚明通俗文学作者相似,曹雪芹并不致力于廓清“情”和“欲”的边界,而是视“欲”为“情”的合理部分加以接受。

因此,曹雪芹对贾瑞单相思的批判,并非基于欲望成分,而主要指向“邪思妄动”对“意淫”的背离。为了避免将“情”与“欲”二元对立,曹雪芹借警幻之口提出的新概念“意淫”,如脂批所提示,包含了“情情”“情不情”等层面的内涵。

在大观园世界中,贾宝玉的“意淫”体现为一种精神性的亲昵、率真、游戏以及对同伴的无私欣赏。[58]究其实质,“意淫”是基于情感关联的互为主体性,即欲望主体对欲望客体的主体性肯定,尤为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超越性审美心态。



电视剧《红楼梦》中欧阳奋强饰演贾宝玉

在“意淫”的对照下,曹雪芹将贾瑞的“邪思”描绘成对欲望主体对客体的耽溺,最终导致“妄动”并引发自我毁灭。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曹雪芹改写了晚明以来情感话语的深层逻辑,避开“情”与“欲”或相容或对立的二元结构关系,转向从“意”/“思”与“行”/“动”的距离化审美角度探讨“情”的新内涵。

其次,贾瑞的死亡也蕴含了作者的反思和批评。尽管前述晚明清初单相思情节中,亦有男性人物以死亡告终,但其死亡总能得到替代性补偿(如阮三)。更常见的情形是,男性人物全身而退,而女性人物则被迫卷入到阴谋中并成为牺牲品。

同样是男性恋上已婚女性的情节,晚明公案小说中最终付出生命代价的是已婚女性;曹雪芹则以肮脏的死亡惩戒贾瑞的“邪思妄动”,并且未给予其任何替代性补偿。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

在这一叙事惯例参照下,曹雪芹对单相思情节的处理,呈现出对固有性别秩序的挑战和反转,即女性从被男性设计俘获反转为戏弄男性的计谋操纵者,从受害者反转为稳操胜券者。

因此,无论是对单相思的道德谴责,还是对性别权力的反转,都将曹雪芹对既有叙事惯例的改写,放在了清代作品对晚明情感话语的反思与改写脉络中。

然而,曹雪芹虽然开启了对“相思病”的文本反思,但并未终结对“相思病”的书写。一直到近现代小说中,情侣们仍然在不断上演“相思病”。

1920年代出版的《留东外史续集》中,留日中国学生郑绍畋威胁意中人,若不应允求婚之事,“相思病就上了身,全世界没有能治相思病的医生,眼见得就要死在海外”[59],则更是将“相思病”视为一种乡土特有的疾病。

如果考虑到现代医学传入晚清中国的时代背景,这一表述的隐喻意义就更为耐人寻味了:“相思病”是古典的、乡土的疾病,是现代的、海外的医生所无法治愈的。但是,这样的认识最终被证明是缺乏远见的。

五、余论

1912年,“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徐枕亚在报刊上连载文言哀情小说《玉梨魂》——鸳蝴小说的顶峰之作。

这部小说讲述小学教员何梦霞与寡妇白梨影的婚恋悲剧。何梦霞对白梨影暗生情愫,相思成疾,医生诊其病为“心疾也,恐药石不能为功”[60];白梨影亦卧病在床,而叙述者却称“梨娘原非真病,不过心多恶感,胸积烦忧,万种情怀,难抛孽种,一团愁块,化作凝团,遂致兀兀不安,恹恹难起”[61]。



《玉梨魂》

如果联系该章标题“心药”,读者便不难发现二人所患之“心疾”仍旧是古代通俗文学中的“相思病”。然而,现代文明的新风已经吹到神州大地,作家们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蹈辙“相思病”的故套了。

于是,作者借新式女性筠倩之口向身患“古典病”的白梨影普及现代的婚姻自由观念。而婚姻一旦可以自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不足道,那么,由于父母反对或媒妁不通等社会阻隔而造成的才子佳人的“相思病”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后来愈演愈烈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古典式的乡土疾病最终被现代社会所“治愈”,并且退出了文学的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男女同校、婚姻自由等一系列现代化社会改革只是在经验层面对“相思病”这种古典“文学病”的书写与阅读传统造成了冲击,却无法从根本上撼动用疾病来表达情感的认知范式与写作方式。

因此,古典情感话语并未被根除,而在现代文学中被挪用、被转化了,“早期的情感话语被胁迫着参与到由启蒙主义、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组织的新『游戏』之中”[62]。



《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

丁峰山在《肺结核替换相思病的文学史指标意义》一文中指出,“相思病”消失了,仍旧会有一种新的“爱情病”——西方舶来的“文学病”肺结核——来替代它。

“肺结核与相思病相遇并替代之,成为新文学的‘主流病’,表面看来是新文学全盘西化、甚至反传统的实绩,实质上却是相思文学传统的现代转换,是相思病的文学隐喻在新的社会与生活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63]。

1923年,围绕北大教授谭鸿熙续娶陈璧君之妹陈淑君事件展开的爱情大讨论,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事件。[64]

对爱情的公开讨论,使得“恋爱或多或少地卸掉了它在过去几十年中承受的道德负重,进入到日常生活现象领域”[65]。经由爱情的日常化,现代认知实现了对古典认知方式——将爱情神秘化、病态化——的“祛魅”。

然而,这种所谓现代的“祛魅”,并未终结对爱情的想象。正如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一书所揭示的,情感话语尤其是爱情话语,频频现身于启蒙主义语境中,共同参与对现代主体、性别身份与社会性的塑造,并催生出新的爱情神话。



《第七届中国小说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本文收录于曾金承主编《第七届中国小说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里仁书店,2026年,第85-110页。此外,在本文基础上修改、与王越凡合作的论文“Unquiet Qing: The Course of Lovesicknes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曾发表于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23)10 (2),第379–402页。

注释:

[1] 据意大利学者史华罗《中国之爱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版)一书“相思病”(lovesickness)部分的注释可知,由于受到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关于情绪的医学理论的影响,从古希腊的悲剧时期起,“相思病”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且常见的题材;后来经由阿拉伯、波斯和中世纪神秘主义文学和宫廷诗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在浪漫派时期达到了顶点。

[2] 张文成:《游仙窟》,中华书局2010年版,页5。

[3] 丁峰山:《肺结核替换相思病的文学史指标意义》,《东南学术》2015年第5期,页202。

[4] 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齐鲁书社1997年版,页44。

[5] 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页462。

[6] 现存明清医案中未见相思病病例,唯乾隆《江南通志》中载儿童相思病:“薛东明治王生子,周岁,忽不乳食,肌肉消尽,医疑为疳。薛曰:此相思症也。众皆嗤笑之。薛命取平时玩弄之物,悉陈于前,有小木鱼儿,一见遂笑,疾遂已。”此处“相思”指的是人对物的喜爱、着迷,而非男女相思。此外,成书于乾隆三十年(1765)的《本草纲目拾遗》卷二载松化石“服之令人忘情绝想,治相思症。凡男女有所思不遂者,服之便绝意不复再念。”然而,在更早的医学文献中却未见有关相思病的论述或治疗方案。这一事实本身意味深长,由此可见相思病作为一种民间观念是如何影响、作用于医学知识的生成的,而这反过来又构成相思病知识谱系的一部分。

[7] 张春帆:《九尾龟》,齐鲁书社1993年版,页495。

[8] 据现代神经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的相关研究可知,当人们体验爱情带来的快乐时,大脑中的苯乙胺、多巴胺、肾上腺素、血清素、催产素等神经传导物质也会导致生理上的不适症状。

[9]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264。在《西厢记》一些通行刻本中,“五瘟使”作“氤氲使”,《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明万历四十一年香雪居刻本)卷三如此解释:“散相思,以相思散与人也。俗本谓‘五瘟使’是‘氤氲使’之误,渠自不识调,‘五瘟’之‘五’字当用仄声,用不得平声也。”无论从声韵还是从语义角度,均以“五瘟使”为当。《醒世恒言》(明天启叶敬池刊本)第二十三:“贵哥将定哥一枝凤头金簪拿在手中,递与女待诏。这女待诏将着这一件东西,明是个消除孽障、救苦天尊,解散相思五瘟使者。”这里将“散相思”解释成“解散相思”,恐怕是冯梦龙的误解。《红楼梦》中云警幻仙姑“布散相思”,即为“散相思”的本意。

[10] (清)金木散人:《鼓掌绝尘》,刘葳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314。

[11] (清)吕熊:《女仙外史》,王巷人、刘承武校点,齐鲁书社1995年版,页182。

[12] (清)陈森:《品花宝鉴》,孔翔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页159。

[13] 隋文帝时封五瘟使为五将军,并建祠祭祀,“后匡阜真人游至此祠,即收伏五瘟神为部将”,参见《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宣统观古堂本。

[14] 《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中李小官人伴有咳嗽症状,《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周胜仙“浑身痛,头疼,有一两声咳嗽”“ 恹恹地恶心”。《西湖二集》第十二卷《吹凤箫女诱东墙》男主人公潘用中“害了这相思病症,日轻夜重,渐渐面黄肌瘦,一夜咳嗽至于天明,涎痰满地”。

[15] 《野叟曝言》第三十二回中尚书之子连城公子妻妾成群,却为璇姑害上“百药无治”的“相思病”,除了“心绪不佳,不贪饮食”,还有“大热不退”的症状。1910年在报刊上连载的吴趼人小说《情变》,第三回叙女子寇阿男害相思,有发热、耳鸣、头沉、潮热等症状,都是之前的“相思病”经典描写中所未曾出现过的,而持续不定的低热正是肺结核的症状之一,这或许包含了晚清小说结合现代医学知识、受西方小说影响后的重新发明。

[16] 《刎颈鸳鸯会》中蒋淑珍是已婚女性;《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三回中为陈经济害相思的潘金莲也是已婚女性;《野叟曝言》中害相思的连城公子妻妾成群。这类已婚男女的相思病叙事,往往带有反讽、批评意味,用以表达戒色戒淫的主题。不少小说和笑话,都对妓女害相思抱着怀疑和嘲讽的态度。

[17] 《西湖二集》第十二卷《吹凤箫女诱东墙》,潘用中害“相思病”,他父亲请了几个医生医治均告失败,叙述者总结道:“医杂症有方术,治相思无药饵”。《无声戏》第六回叙瑞郎“害起相思病来,求医不效,问卜无灵”。

[18] 冯梦龙编:《挂枝儿》“想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32。

[19]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263。

[20]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卷一,页472。

[21]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卷一,页463、465。

[22] 《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下册,页479。

[23] [意]史华罗:《中国之爱情》,页56。

[24]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卷二,页264。

[25]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卷二,页278。

[26] 冯梦龙:《醒世恒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页277-278。

[27] 冯梦龙:《警世通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页543。

[28] 金木散人:《鼓掌绝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315。

[29] 周清原:《西湖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210。

[30] 金木散人:《鼓掌绝尘》,页312。

[31] 李渔:《闲情偶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384。

[32] 李渔:《闲情偶寄》,页384。

[33]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卷四,页553。

[34] 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夷坚丁志卷第四,页565。

[35] 冯梦龙:《喻世明言》,中华书局2009年版,页51。

[36] 李开先:《新编林冲宝剑记》(下卷),《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影印本,页3b-6a,页11a-13a。这部分情节应当继承自《水浒传》第七回高衙内害相思的相关叙述。

[37] 余象斗遍述:《诸司公案》,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页165。

[38] 余象斗遍述:《诸司公案》,页166。

[39] 佚名编撰:《新民公案》,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页59-63。

[40] 李修行:《梦中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25。

[41] 《彭公案》,宝文堂书店1986年版,页1045 。

[42] 夏敬渠:《野叟曝言》(上),页412。

[43] 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页29(原著页34) 。

[44] 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页62(原著页73)。

[45] 丁峰山:《肺结核替换相思病的文学史指标意义》,《东南学术》2015年第5期。

[46]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版,页435。

[47]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401。

[48]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1254。

[49] 此回叙昌小姐从丫头秋素听到意中人入赘他门,心灰意冷,把素日所作诗词曲辞尽皆焚烧,郁闷气结昏死过去。参见天花藏主人编次:《飞花咏》,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页118。

[50]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1333。

[51]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1508。

[52]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1559。

[53]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163。

[54] “白昼常倦,下溺连精,嗽痰带血”,参见曹雪芹:《红楼梦》,页165。

[55]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166

[56] 余国藩:《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李奭学译,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页179 。

[57] 艾梅兰:《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罗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页131(原书页165)。

[58] “Lust of Mind”, 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 Love and Illu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Chapter Fiv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05.

[59] 不肖生:《留东外史(续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页410。

[60] 徐枕亚:《玉梨魂》,第八章,收入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2集第8卷小说集六,上海书店1991年版,页475。

[61] 徐枕亚:《玉梨魂》,第十三章,页502。

[62] 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页9。

[63] 丁峰山:《肺结核替换相思病的文学史指标意义》,《东南学术》2015年第5期。

[64] 参见张竞生、鲁迅、张培忠等:《爱情定则: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三联书店2011年版。

[65] 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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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20 19: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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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鸭面面观
2026-11-22 00: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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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卧浮生
2026-11-22 07: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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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新生
2026-11-21 23: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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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22 09: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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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21 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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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21 11: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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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21 22: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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