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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办公室时,妻子正弯腰捡散落在桌边的材料。
站在她对面的男人用指节敲着桌面,语气一句比一句重。
“江岚,这点事都做不好?你在中心干了二十多年,难道还要我手把手教?”
她没争辩,只把几张纸重新理齐。纸页边缘被她攥出了褶皱,右手腕上的膏药也从袖口露了出来。
我忍不住开口:“工作有问题可以讲清楚,先让她把原因说完。”
男人转头打量我。
灰夹克,旧皮鞋,手里连个公文包都没有。在他眼里,我大概只是个跑来替妻子出头的普通家属。
“你是什么身份?”他冷笑一声,“我们科里怎么管人,轮得到你指点吗?”
妻子这才看清我,脸色骤然变了。
她一把扯住我的袖口,压低声音:“闻舟,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那天是我到栖江履职的第三天。
直到这一刻,她都不知道,新任市委书记沈闻舟,就是那个常年在外、回到家只会修水龙头和煮面的丈夫。
我和江岚结婚二十三年。
刚认识她时,她不是现在这样谨慎,也不会被人说上几句,便先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
二〇〇〇年初夏,我被抽调进一个就业摸排小组,第一次去城南劳动服务站查资料。
服务站只有三间屋子,墙皮已经泛黄,登记表全靠手写。那天窗口外挤了不少人,一个背着帆布袋的中年男人站在那里发火。
他前一天来过一次,回家补了材料,再来却发现还少一份证明。男人急得把袋子往柜台上一拍,埋怨工作人员故意折腾人。
其他人劝他别吵,他反而更激动。
江岚没有跟他争。她从里面搬出一张凳子,又倒了杯水,让他先喘口气。
得知男人识字不多,她干脆找来一张空白表格,把所需材料逐项圈好,再在背面画出街道和车站的位置。
哪路车能到,在哪个路口下,她都写得清清楚楚。
男人临走时,刚才那股火已经散了,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连声向她道谢。
我在旁边等了将近半小时。
江岚送走那人,才想起我还站着,连忙腾出桌角。
“抱歉,他住在郊区,来一趟不容易。我不把话讲明白,他明天还得再跑。”
我把介绍信递给她:“你写的那张纸,比墙上的流程图管用。”
她抬眼笑了一下。
“墙上的字很规范,可来这里的人未必看得懂。我们坐在窗口里,不能只顾着把程序说完。”
那天我们核对资料,一直忙到下午两点。
她从抽屉里拿出两个烧饼,问我介不介意凑合一顿。结果纸包一打开,里面的豆酱漏了,染得烧饼边缘一片红。
江岚窘得脸都热了,说要带我去外面吃碗馄饨。
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这个就挺好,省时间。”
她盯着我看了两秒,忽然笑起来。
后来小组需要补数据,我又去了服务站几次。
江岚记得许多办事群众的情况。谁家里有病人,谁要避开接孩子的时间,谁换了住址,她都能从厚厚一摞登记表里迅速翻出来。
有次我说,她把事情记得太细,工作量会比别人多一倍。
她合上本子反问:“如果只抄姓名和号码,换台机器来也能做,那还要我们干什么?”
我被堵得说不出话,她倒先不好意思了,递给我一杯水算是赔礼。
再去的时候,我开始顺路给她带午饭。
第一回,她非要把饭钱塞给我。第二回,她提前给我买了早餐。第三回,我在门口等到她下班,她终于看出了我的心思。
那天我们沿着青溪河走了很久。
她没怎么谈自己,只问我一个外地人住集体宿舍习不习惯。
我说工作上还行,就是生活有点乱。衣服晾在外面,下雨了也想不起来收。
她听得直笑:“你开会记那么多事,偏偏记不住自己的衣服?”
我看着她,故意说:“大概是住处少了个肯提醒我的人。”
江岚脚步慢下来,低头踢开一颗小石子。
过了好一阵,她才小声回我:“那也得看你听不听劝。”
二〇〇二年,我们结了婚。
当时没钱买房,只在单位附近租了一套旧两居。冬天风会从窗框缝里钻进来,夜里连窗帘都轻轻晃。
江岚买回密封条,一个人站在椅子上贴了半天。我下班进门时,她十根手指都沾着胶。
她把剩下半卷塞给我:“最上面那块我够不到,归你。弄完咱们出去庆祝。”
所谓庆祝,不过是两碗鸡汤面和一盘花生米。
她把自己碗里的鸡肉夹给我,说我最近加班,脸都凹下去了。
第二年冬天,女儿出生。
我们给她取名沈念初,小名念念。
那几年,我的工作越来越忙,江岚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岳母帮了大半年,后来老人身体不好回了老家,日子便全靠我们自己调配。
江岚每天坐最早一班公交,先把女儿送去托儿所,再赶到服务站。
有天晚上,我快十一点才回家。客厅灯还亮着,女儿趴在她腿上睡着了,她一只手拍孩子,另一只手在台历上记事情。
孩子体检、煤气缴费、幼儿园活动,还有我第二天要带走的文件,她一项项列得整齐。
我弯腰抱起女儿,心里发酸。
“要不你先请段时间假?家里这么多事,别把身体拖坏了。”
江岚活动着已经发麻的腿,很认真地看着我。
“我知道你是心疼我,可工作不是只有你能坚持,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家里的活,咱们谁有时间谁多做。”
从那以后,只要我在家,送孩子和洗碗基本归我。
我做菜一般,面倒煮得不错。念念小时候不吃青菜,我就切成细末拌进鸡蛋里。
她每次发现,都皱着鼻子控诉我。江岚坐在对面,看我们父女斗嘴,常常笑得抬不起头。
后来我调去外市,我们一家开始长期两头奔波。
江岚没有跟我走。
一是女儿已经上学,二是她不愿意为了我的岗位,放下自己做了多年的工作。
我们约定,只要没有紧急安排,我周末就回栖江。
可这个约定,我并没有守好。
有时已经进了车站,临时接到电话,只能退票;有时回家已是深夜,女儿早就睡了,江岚还守着餐桌。
她很少埋怨,只在端菜时念叨一句:“下次说准一点,这盘菜今天已经热了三回。”
二〇一五年,我父亲来栖江养病。
老人腿脚不好,口味又挑。江岚早晨出门前把午饭装好,中午还要抽空赶回来看看,晚上再陪他下楼活动。
父亲有一次趁她不在,往我手里塞了一沓钱,让我给她买件像样的衣服。
我说不用,他气得瞪眼。
“她照顾完孩子照顾老人,还得惦记你。你不能只在电话里问一句累不累,那叫哪门子关心?”
我听进去了,当晚便陪江岚去了商场。
她试了几件衣服,最后只买下一条打折围巾,却给父亲挑了一双价格不低的软底鞋。
回家路上,我问她是不是舍不得买那件大衣。
她笑着说:“不是,腰那里有点紧。坐办公室久了,长肉了。”
我知道她是在哄我,第二天还是托人买了大一号寄回来。
她收到衣服,打电话先数落我乱花钱,停了一会儿,声音却软了。
“沈闻舟,下回你想送我东西,能不能自己带回来?”
这句话,我许多年都没忘。
江岚知道我在机关工作,也知道我职务有过调整,但她从来不往亲友面前提。
反倒是我,越来越习惯把工作上的事挡在家门之外。
早些年我负责一项招聘活动,一位表亲想借场地宣传自家生意,让我替他留个展位。
我要求他按规定申报,他嘴上答应,饭桌上却说我当了点小干部,连亲戚都不认。
江岚想帮我解释,被长辈一句“都是一家人”挡了回去。
后来又有远房亲戚拿着孩子的简历登门,想让我安排个轻松稳定的岗位。
我给了他几条公开招考信息,对方走时脸拉得很长。
江岚收好茶杯,对我说:“以后这种事,你直接拒绝就是了。别怕我难做人,我分得清什么能帮、什么不能碰。”
我嘴上应下,心里却仍有顾虑。
职位越高,打听消息的人越多。我怕她无意说出一句,传到外面便变了味,也怕那些亲友打着她的旗号四处找门路。
所以这次任职落定后,我只告诉她,自己要调回栖江,以后能常回家。
至于具体职务,我想等正式履职后,找个清静的晚上当面告诉她。
她没有追问。
电话里,她最在意的是:“以后不用每周日晚上再赶车了吧?”
我说不用,她高兴得像一下年轻了好几岁。
那时我并不知道,在等我回来的这些日子里,她在单位已经受了很久的委屈。
江岚在栖江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中心隶属市人社局。
她资格老,熟悉业务,也愿意替年轻同事补台。可她不擅长在会上表现,更不会把做过的每件小事都讲成成绩。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中心综合服务科换了负责人。
新科长罗新民四十多岁,讲话干脆,做事讲究结果。刚到任时,他清理了几项积压任务,大家都觉得来了个能办事的人。
江岚也夸过他。
她一边择菜一边跟我说:“新科长肯担责任,年轻人遇事总算不用都来找我了。”
我提醒她:“你也别一看别人忙,就把活往自己身上揽。”
她没正面答应,只说:“刚来的孩子脸皮薄,被办事群众说两句就慌。我能搭把手,总比让事情僵在那里好。”
起初,罗新民确实很倚重她。
有难缠的咨询,让江岚接;流程解释不通,让江岚去;新人和群众起了摩擦,还是让江岚收尾。
可一到汇报、交流和评优,她就被留在大厅,说窗口不能缺经验丰富的人。
有个周末,我回家看见她在餐桌前整理表格,饭菜已经冷透。
我翻了几页,发现她把群众最容易弄错的地方全做了标记,还补了好几个实际案例。
“这次交流由你讲?”
江岚摇头,重新戴上眼镜:“罗科长去。我留在家里看窗口。”
我当时没有多想。
单位分工不同,不是每件事都要计较谁出面。以江岚的性格,只要事情办成,她也不在意名字写在哪里。
最先察觉异常的,是女儿。
一次念念放假回家,发现母亲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吃饭时也一直揉手腕。
女儿问她是不是病了,她只说白天接待的人多,讲话太久。
等江岚去了厨房,念念给我发来消息,说妈妈最近不太对劲,提到单位时总在躲闪。
那时我正在外市开会。
晚上我打电话问,江岚起初什么也不肯说。追问几次,她才提起一个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工人。
那人想重新找工作,填了几次信息都没成功。江岚多花了二十分钟帮他,因此错过科里的临时碰头会。
罗新民当着同事的面质问她,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安排比全科工作都重要。
江岚把事情说得很轻,只告诉我已经解释过了。
我劝她以后提前报告,别把所有问题都独自扛下来。
她沉默几秒,低低应了一声。
现在想来,她大概还想继续说。可那时我的工作电话打进来,我匆匆叮嘱她早点睡,便结束了通话。
开春以后,她回家越来越晚。
过去晚上八点,我们还能视频聊一会儿。后来我打过去,她常常还坐在办公室,旁边只有一盒凉掉的饭。
她说要做台账、整理活动照片、修改总结。我问为什么都是她做,她总替别人找理由,说新人还不熟练,她顺手多做一点。
有次我提前回栖江,在楼下买了菜,炖好一锅排骨汤。
快九点半,江岚才推门进来。
看到我,她先是一愣,接着下意识把手里的塑料袋往身后藏。袋里只有一盒便利店买的冷饭团。
我接过她的包,闻到淡淡的药味,这才发现她右手腕贴着止痛膏。
“怎么弄的?”
“没什么,抱文件抱久了,有点酸。”
她故意把袖口往下扯。我没拆穿,只让她先喝汤。
吃到一半,她手机屏幕亮了。
江岚看完消息,立刻起身去拿电脑。我按住她的椅背,问事情能不能明天再做。
她站在桌旁,神色有些为难。
“下午交的材料,罗科长说角度不对,让我今晚改完发给他。”
我看着她僵硬的手腕,心里冒出火。
“再急的材料,也不差你吃完这顿饭的工夫。”
她迟疑片刻,重新坐下,却在不到十分钟里把饭吃完了。
我洗碗时,听见她在阳台接电话。
她解释某项表述已经与窗口核实,如果强行修改,容易让人误会办理条件。
电话那边声音很响。
“江岚,为什么每次安排到你这里,你都非要加自己的意见?”
她背对着我站了很久,最后只说:“那我再调整一版。”
等她挂断,我关掉水龙头。
“他平时也这么跟你讲话?”
江岚盯着电脑屏幕,不看我。
“最近事情多,他压力也大。”
我走过去,把电脑合上一半。
“我不是问他,我是在问你。”
她脸上勉强维持的平静终于裂开了。
她告诉我,罗新民嫌她做事慢,也认为她依仗资历、不服从安排。
同事交来的资料缺项,她花时间补齐,因为晚交半小时,挨了一顿批评。
办事群众不知道下一步去哪里,她多问了一个部门,罗新民说她爱管闲事。
她建议把告知书上的专业词改得直白一些,罗新民当场反问,是不是只有她懂服务群众。
这些事单看都不算大。
没有谁动手,也没有特别恶毒的辱骂。只是一次次打断,一回回否定,让她连提出正常意见都开始犹豫。
我握住她的手,发现她掌心冰凉。
“做错了就改,可事实没弄清楚,不能习惯性把责任都认下来。你该解释的时候,得把话说完。”
江岚眼眶发红,却还想笑。
“我都五十岁的人了,回家跟丈夫说领导批评我,会不会太没出息?”
我心口像被什么撞了一下。
“这是你的家。受了委屈回家说,跟有没有出息有什么关系?”
她低下头,很久之后才靠到我肩上。
那晚,我陪她把材料核对到接近十二点。
第二天早晨,我给她煮面。她出门前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还指着客厅顶灯提醒我,灯泡闪了半个月,别再忘记换。
我站在凳子上拧灯泡时,心里始终不踏实。
二〇二五年六月,女儿大学毕业。
我提前空出一天,说好和江岚一起去参加毕业典礼。她准备了很久,还拿出一条平时舍不得穿的浅蓝色裙子。
出发前一天,她却打来电话,说自己去不了了。
中心临时要汇总一批活动资料,罗新民指定她留下。
我问她有没有说过女儿毕业的事。
电话那边安静片刻,她才说:“讲过。他说我是老同志,关键时候要有担当。还问孩子毕业,少去一个家长能有什么影响。”
我握着手机,半天没说出话。
念念知道后,没有责怪母亲。
她穿着学位服,拉着我在校门前拍照,又开视频带江岚看礼堂。
江岚站在单位楼梯间,尽力找了个光线好些的位置。女儿问她有没有穿那条裙子,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白衬衣,笑着摇头。
“裙子留着。下回妈妈陪你出去吃饭再穿。”
念念的笑停顿了一瞬,很快又变得轻快。
“说定了,到时我给你补拍一套照片。”
视频结束后,女儿站在花坛旁,拨弄着学位帽上的流苏,很久没动。
她轻声问我:“爸,你以后能不能多陪陪妈妈?她以前明明什么都敢说,现在好像总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点头答应。
当天回到栖江,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买了一束花,订了江岚爱吃的菜。
她忙到九点才进门。
念念拿出学位服套在她身上,硬拉着她站到客厅窗边。我们一家三口拍了十几张照片。
江岚起初不自然,后来被女儿逗笑了,眼角所有细纹都舒展开来。
可拍完以后,她蹲在桌旁收拾掉落的花瓣,我还是看见她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
八月下旬,我的任职正式落定。
调任栖江市委书记。
看见文件上的城市名字时,我第一个念头不是职务,而是以后终于能每天回家,不再让江岚一遍遍热饭。
我打电话告诉她,调动已经确定,往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栖江。
她愣了几秒,连问两次是不是真的。
我原本准备把职务一并说出来,话到嘴边,却想起前一天收到的亲戚消息。
对方试探我是不是要升职,末尾还加了一句,以后别忘了照应自家人。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许久。
我知道江岚不会利用我的职务,可还是决定等回家再谈。我不想消息先从她那里传到亲友饭桌上,最后让她承受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我只说新岗位仍然很忙,但可以尽量每天回家。
她没有多问,反而提醒我把旧住处的被子带回来,别嫌占地方就扔掉。
九月初,我正式到任。
第一次全市会议上,我见到了市人社局局长彭国安,也听了他关于就业工作的汇报。
材料上的数据很好看,但我同时收到了一些基层反馈。
有人说网上流程看不明白,有人为了补同一类材料跑了好几次,还有人进了大厅也不知道该找哪个窗口。
数字和实际感受之间显然存在落差。
我让秘书陈屿安排几次随机走访,不定路线,也不提前通知相关部门。
陈屿问要不要让单位派人陪同。
我摇头:“我要看的就是没有准备的日常。”
到任第二天晚上,我十点多才回家。
江岚穿着旧睡衣坐在餐桌边,正誊抄一张被改了好几遍的说明。
我走过去看,发现上面把许多专业缩写拆开解释,还在容易出错的步骤旁画了记号。
“单位又让你加班?”
她揉揉眼睛:“不是任务。昨天有位姓马的师傅来找工作,他不会在手机上操作,又跑错了窗口。我给他写一份,明天来了就知道怎么走。”
我问:“这种说明,不该由大厅统一提供吗?”
江岚的手停了一下。
“我提过。罗科长说已有电子指南,再印纸质版容易出现两个口径。”
她怕我担心,又马上补充:“我给几个确实不会用手机的人写一写,也费不了多少时间。”
说完,她就起身去厨房给我热饭。
吃饭时,我想告诉她近期会去几个服务场所暗访。可她先从柜子里拿出一双新鞋垫,放到我面前。
“你那双旧皮鞋后跟都磨薄了。现在回栖江,走路肯定多,别总不当回事。”
我看着她,喉咙忽然堵得厉害。
她自己被工作折腾得手腕疼,回家却还在留意我的鞋。
睡前,我说周末把念念叫回来,一家人吃顿饭,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她们。
江岚正在调闹钟,闻言抬头:“行,但你别刚回来就又放我们鸽子。”
第二天早晨,我比她先起床。
等她走进厨房,粥已经盛好,鸡蛋也煎好了。她站在门口笑我,说沈师傅回家后终于准备承包早餐了。
可她吃到一半,手机便响了。
接通后,她脸上的笑渐渐消失,只说自己会提前到。
挂掉电话,她匆忙喝完粥,鸡蛋只咬了两口。
“又怎么了?”
她低头整理包带:“昨天那批材料,罗科长说有问题,让我早点过去重新核对。”
我把剩下的鸡蛋装进保鲜袋,塞进她包里。
她替我压平衣领,反过来安慰我:“你刚到新单位,先顾好自己的事,不用总惦记我。”
门关上后,我在玄关站了许久。
那天,我换上一件普通的深灰夹克,穿了那双旧皮鞋。没带文件包,只在口袋里装了一本记事簿。
第一站是西河街道的便民服务点。
一名年轻工作人员正在教老人使用手机。后面排起队,她先向大家说明情况,又请同事临时增开一个位置。
我在旁边观察了一阵,临走前问她,这样一个个教会不会太慢。
她笑着说:“第一次讲清了,下回老人家就能少跑一趟。现在多花几分钟,后面反而省事。”
我听着这句话,忽然想起二十五年前的江岚。
随后,我去了市人社局服务大厅。
陈屿按我的安排去了另一个入口,我独自登记后走进大厅。
大厅干净明亮,墙上的流程图也很整齐。可字体偏小,专业词不少,一位老人举着手机,眯眼看了许久也没找到入口。
我走到就业咨询区,排在一个穿蓝布外套的男人身后。
轮到他时,他从旧文件袋里掏出几张纸,说想找一份离家近的工作。
工作人员问他是否已经在网上登记。
男人连忙点头,拿出手机翻找截图。可越着急越找不到,后面有人催了一声,他手一抖,文件袋掉在地上。
我替他捡起材料,让他先坐下慢慢找。
男人很难为情。
“我这是第四回来。昨天江老师说今天带这些就行,可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听见妻子的姓,我没有表明身份,只问他是不是马师傅。
他惊讶地看着我,随后从袋子里取出一张手写说明。
“对,我姓马。你也认识江老师?她怕我记不住,特意写了这个。”
那是江岚昨晚在灯下誊写的那张纸。
马师傅过去在厂里看设备,厂子停产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活。他年纪大了,手机操作不熟,只想找个离家近、时间稳定的岗位。
“工资少点也没事。”他说,“我老伴帮孩子带娃,中午我还能回去搭把手。就是我太笨,老给人添麻烦。”
我把纸还给他。
“不会操作手机不等于笨。服务窗口本来就是替人解决这些困难的。”
正说着,江岚从侧面走廊快步出来。
她抱着一大摞材料,身后跟着一名年轻女同事。马师傅看见她,马上站起身喊江老师。
江岚回头,脸上终于露出笑意。
“马师傅,您先坐,我把材料送过去就来找您。”
随后,她看见了我。
她明显怔住,还没来得及开口,走廊另一头已经有人不耐烦地喊她。
“江岚,材料等了半天,你还要忙到什么时候?”
一名穿黑色衬衫的男人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捏着几页纸。
江岚解释,马师傅是昨天约好来补资料的,她先把人安顿一下。
男人根本没往外看,只说:“先过来。”
江岚让我稍等,抱着文件走进办公室。
我跟了过去。
她刚把材料放下,那男人就抽出其中一张,推到她面前。
“昨天那一版和今天这一版为什么不一样?谁让你擅自增加内容的?”
江岚指着页面下方,尽量平静地解释:“昨天漏了一项常见问题。我问过窗口同事,最近咨询这一项的人最多,所以补在后面,原来的内容没有改。”
男人脸色依旧难看。
“我说的是统一格式。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资格老,就能按自己的想法做?”
门外有人低声叫他罗科长。
我这才确认,眼前这个人就是罗新民。
他又指向大厅。
“还有,科里的任务和群众咨询,哪个先哪个后,你分不清?材料等着用,你却跑出去招呼人。大厅少了你就转不动了?”
江岚看了一眼仍在外面等候的马师傅。
“他昨天已经来过,今天是我请他补充情况。我把材料送到后马上过去,不会耽误这边。”
罗新民直接打断她:“你哪次不是说不会耽误?到最后增加的事情,还不是别人替你协调?”
跟进来的年轻同事忍不住开口:“罗科长,这份材料昨天下午才通知修改,江老师昨晚一直——”
罗新民冷冷扫她一眼。
“小周,先管好你自己的工作。”
年轻姑娘脸色一白。
江岚轻轻推了推她的胳膊,让她先出去,随后低头把被退回的材料重新整理好。
我看着这个动作,想起多年前,她也是这样把刚参加工作的同事挡在身后,自己接住所有难听话。
罗新民还没停。
“你是老同志,我本来以为很多话不需要再说。可资历长,不代表工作就可以不讲规矩。”
江岚垂着眼,将一张折起的纸慢慢抹平。
我走进办公室。
“有问题可以一项项说。”我尽量压住情绪,“她刚才在解释补充内容的原因,先让她把话讲完。”
罗新民抬头:“你找谁?”
江岚这才伸手拉住我的袖子。
“闻舟,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说自己来了解一些情况,恰好遇见她。
她眼里既有惊讶,又有难堪,攥着我袖口的手一直没松。
罗新民听出我们的关系,靠回椅背。
“你是她丈夫?”
我点头。
“那就去外面等。这里是办公场所,不是家属讨论家务的地方。”
江岚赶紧上前:“罗科长,他不知道具体情况,我跟他解释。”
我轻轻按住她的手。
“我正因为不了解,才想把情况问清楚。她说材料是根据窗口反馈补充的,这句话还没有讲完。”
罗新民拿起签字笔,在桌面上点了两下。
“她工作出了问题,我作为科长不能批评?你们夫妻在家怎么互相心疼我管不着,进了单位就要服从安排。”
我告诉他,正常管理当然没有问题。
但材料究竟违反了统一要求,还是只增加了群众经常咨询的内容,应该先核实。对同事提出的意见,也不该只用服从两个字压回去。
罗新民眯起眼:“你了解我们的业务吗?”
我指了指大厅方向。
“那位马师傅已经跑了四次。纸质说明没人统一制作,窗口之间的指引也不清楚。江岚是在填补服务里的缺口,不该在事情没查明时先被定成不服从。”
马师傅听见后,抱着文件袋走近两步。
“领导,江老师真不是偷懒。昨天我下班前才到,她陪我弄了很久。这张纸也是她回去后写的。”
罗新民的表情僵了僵,让一名工作人员先带马师傅去旁边等候。
随后,他重新看向我。
“你只在这里看了几分钟,就认为自己什么都明白。她平时怎么工作,我比你清楚。”
江岚又轻轻扯我衣袖。
“闻舟,别说了。我把材料改完,回家再跟你讲。”
我转头看她,才发现她额前都是汗,眼镜腿在鬓角压出两道浅痕。
她怕同事围观,也怕事情闹大后,我这个普通家属跟着挨难听话。
我把她手里的材料接过来,放到旁边的空桌上。
“江岚,今天先把事实说清楚。”
她怔怔地看着我。
罗新民站起来,伸手指向门口。
“你来办事就去取号,来接家属就在外面等。不要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
我没有动。
“我没要求你照顾她。谁的责任谁承担,谁做错了谁改。但在下结论以前,总要允许当事人说明情况。”
罗新民压不住火气了。
“话说得轻巧。你站十分钟,充一回好人,后续工作谁负责?”
他把笔扔在桌上,声音陡然拔高。
“你到底什么身份?也轮得到你来教我怎么带下属?”
走廊上的脚步声慢慢停住。
江岚脸色发白,却第一次没有拦我。
她往前站了一步,声音虽然发颤,却异常清楚。
“罗科长,工作上我哪里做得不对,您可以批评。但我丈夫没有骂人,也没有要求特殊照顾,您不该这样跟他说话。”
罗新民显然没想到她敢反驳。
“你们夫妻今天是商量好,专门到单位给我上课的?”
我看着他。
“这里谈的每件事都可以核对。你认为我讲错了,指出事实就行。不能只要有人提意见,就先问对方配不配开口。”
罗新民刚要说话,门外忽然传来几声问候。
有人叫了一声彭局长。
江岚的肩膀瞬间绷紧。
市人社局局长彭国安正从走廊另一头过来,身后跟着几名工作人员。
罗新民立刻迎上去,语气也恢复了客气。
“彭局,这位是我们科一名同志的家属,对内部工作安排不太理解,我正向他解释。”
彭国安却像没听见。
他越过罗新民看向我,脚步突然停住,脸上的神情也在一瞬间变了。
紧接着,他快步走进办公室。
“沈书记,您怎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