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砸在八里桥的地面上,一队接一队,往炮火里压。那天对面站着的英法联军,八千人;僧格林沁手底下,三万清军精锐,骑步都有。仗打完,清军一千二百多人没能回来,联军那边阵亡五人,另有几十个带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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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数字并排搁着,不像战报,倒像谁把账记错了,可账没记错。天津失守之后,谈判谈崩,联军从天津一路往北顶过来,这一仗,就是挡在京城前面的那道门。
那阵子京里还在等消息,天津城里的烟没散干净,通州一带的路口已经连夜换了旗。没人把它当成一场决战来准备,所有人都只想着一件事:别让对方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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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回头看,最容易扣下来的帽子是"布防糊涂"。真把地图摊开,这顶帽子扣不上。
僧格林沁要做的不是寻一场会战,是把人拦在城外。他自己带七千骑兵、一万步兵扎在张家湾,顶第一波;副都统伊勒东阿领四千骑兵守八里桥,接第二波。怕对方绕路,马驹桥东南再摆一千骑;通州留四千绿营,归直隶提督成保;齐化门往东一直到定福庄,五千人交给胜保。每条可能过兵的道口都塞了人,一层一层,网织得不算松。
网还是破了。破得很快,也很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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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个念头冒出来:兵不肯拼命?
这一点,反而不必替清军辩。笔握在对手手里,写下来的字更硬。法军军官吉拉尔在《法兰西和中国》里记的是,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喊着往前,冲了一回又一回,"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保尔·瓦兰在《徵华记》里只留了一句:他们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德里松伯爵的《翻译官手记》写得更细,已经两次被打退,还在争那条通道,死神一刻没歇手,那些不灵活却死硬的人,寸步不退。
勇气既然不缺,网也没织错,剩下的解释就只剩一个,冷得没有回旋余地:这不是两支军队在打,是两个时代撞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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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格林沁手里那支骑兵,放在冷兵器的时代里,几乎挑不出毛病。蒙古马队的老底子,从成吉思汗那辈传下来的本事,靠速度、靠冲击、靠一口气把对方阵形撕开。这套打法曾经横扫过天下,放在从前,没人接得住。
可那天接住它的不是阵形,是炮弹。
火炮和榴霰弹落进队形中间,不是响在耳边,是直接在马群里开花。火光、碎片、巨响挤成一团,最先垮的不是人,是马。辔头扯断,战马互相冲撞,掉头往自己人里踩。整条冲击线还没摸到对方,先自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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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了再聚,聚了再冲。僧格林沁把队形收回来,一次又一次。每收回来的那点士气,都被下一轮炮火重新摊平。冲得越狠,送进炮口的人越密。
步兵那边更憋屈。手里不是全无火器,只是简陋得撑不起场面,真到近前还得靠大刀长矛。偏偏大刀长矛只在贴身那几步里管用,而那几步,始终走不完。人往前,弹也往前,中间那段距离一直摆着,谁也跨不过去。肉搏没打起来,人先倒在半路上。
最残酷的地方就在这儿:勇敢不再是变量,反倒成了损耗。越不退,越重复,账面上的损失就涨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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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湾先碎。第一道阻击没撑住,队伍往八里桥收。第二道照样没立起来,桥还在,石栏还在,能压住通道的火力,一样都没有。梯级防守纸面上层层递进,落到实地,只是把同一批人分批送进同一片炮火。上千人折进去,联军顺着桥就过去了。
仗结束得比布防时安静得多。
孟托班回国,拿破仑三世封他"八里桥伯爵",还提了五万法郎年金。法国国会里有人不干,话说得轻,也扎得准:那不过是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不值当这么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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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笑的其实不是桥上的人。是三万对八千,马队对炮弹,一步不退对一段永远走不完的距离。一边把命填进去,一边连近身的机会都没给,这已经不叫打仗,叫错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收了尾,"师夷长技以制夷"才从一句话变成真要办的事。道理是拿人换来的,换得迟,也换得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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