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美联社发出过一条电讯,把一个数字对比写得很明白: 100元法币,1933年能买两头牛,1946年只能买一只鸡蛋,1947年只够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这是胜利之后两年的事。
——《壹》——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消息传来,收复区的老百姓等了太久了。他们把这个消息叫做"盼来了中央",以为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但接收官员先来了。
国民政府从重庆派遣大批军队和官员赶赴各地接收。这些人进了城,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北平等地接收的日本和汪伪政权财产,最终入库的还不到五分之一。其余的,被接收官员私吞了,或者拿到黑市变卖了。
老百姓给这帮人起了个绰号——"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
另一个更刻薄的,叫"五子登科":要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这两个词流传很广,说的都是同一拨人。
货币兑换的问题,更是直接掀翻了收复区的经济。
收复区的人用的是中储券——就是汪伪政权流通的钞票。日本一投降,这玩意儿急速贬值。大家等着政府公布兑换比率,看看自己手里的钱还剩几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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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收复区和国统区实际物价之间的差距,合理兑换率应该是30到50元中储券兑换1元法币。
200:1这个数字,相当于把兑换率直接压低了四到七倍。
效果立竿见影:国统区的人,尤其是有门路的官员,立刻拿着大把法币涌进收复区,扫货、囤积、炒作。
收复区的老百姓则一夜之间财富缩水,等于白白被人从口袋里掏走了大半。
《大公报》在1945年9月27日发了一篇社评,说这种行为"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丟光了"。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顺口溜是当时收复区老百姓自己编的,传得到处都是。
这是1945年。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十二个月。
——《贰》——
1945年日本投降时,法币的发行总量是5569亿元。这个数字,经过八年抗战已经很大了。但之后发生的事更让人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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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5年12月,法币发行额就增加到了10320亿元。四个月翻了将近一倍。
抗战已经结束了。货币为什么还在加速增发?
军队没散。为了准备内战,蒋介石保留了全部武装力量。到1946年,政府支出增加了3.2倍,但收入只能覆盖支出的37%。其余的缺口,就靠印钞票填。
1945年底到1946年底,法币发行量在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了2.6倍。平均每月增涨率达到11.3%,几乎是战时月增幅的两倍。
上海的物价指数,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2月这一年零四个月里,上涨了28倍。
28倍不是笔误。是2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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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上海绝大多数最低薪工人的月薪,已经不足以购买一家五口一个月所需大米的五分之二。养不活全家,还只是1946年的事。
再往后更难看。
1947年,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占到了全年财政预算的83%。
政府在上海有五家印钞厂,全部开动仍然供不应求。于是决定:去美国、英国印,然后用飞机空运回来。
到1948年8月19日,法币总发行额达到了604万亿元。较抗战结束时增加了1085倍。较抗战前1937年增加了43万倍。
这已经不是通货膨胀,是货币制度的结构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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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上海市民,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买东西的感受:贬值速度之快,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了,而是按钟点计算。
这句话,历史学家后来反复引用。
——《叁》——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废除法币,改发"金圆券"。比率是300万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
同时规定:黄金、白银、外币,禁止流通和持有,限期全部兑换成金圆券;全国物价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发行总额上限20亿元。
负责上海经济管制的,是蒋经国。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此举关乎国家存亡,知道这对儿子是个"怨府与牺牲之事",但除了他,没有别人能做。
改革推行的前十天,来银行换券的人很多。十天内,共收兑外汇约2700万美元。
蒋介石看了数字,在日记里写:"民心犹在。"
但物价冻结这件事,很快就撑不住了。粮食商人不愿意按冻结价把粮食运进市场,宁可不卖也不赔本。南京、上海开始出现抢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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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31日,政府宣布放弃限价政策。政策实施了不到三个月。
1948年11月11日,政府宣布允许人民重新持有金银外币。此时黄金每两兑换金圆券1000元,1美元兑换金圆券30元——而金圆券刚发行时,1美元只需兑换4元金圆券。
不到三个月,金圆券对美元贬值了7.5倍。
那些把家里黄金、白银、美钞全部依法换成金圆券的普通市民,在这三个月里直接破产。他们是守法的,他们依规上交了金银外币,然后看着金圆券急速贬值成废纸。
蒋介石后来在日记里承认:"不意于数月间,军事节节失败,经济每况愈下……金圆券之贬值,人民遂怨声载道,而政府之信用全失矣。"
金圆券从发行到停止流通,总共不到十一个月。
从发行到完全失控,只用了七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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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改革的失败,不只是一次货币政策的失误。它系统性地摧毁了政府最后剩下的信用基础。
守法的中产阶级,工薪阶层,小商人,存了一点积蓄的人——这些人把东西换成了金圆券,然后一分不剩。
他们以后不再相信这个政府了。
——《肆》——
钱不值钱的直接结果,是人撑不下去。
1948年8月,根据政治大学历史学者的研究,连上海市政府各局局长级别的高薪公务员,每月薪水都有至少12个月不够买5石大米——而一家五口一个月最低需要5石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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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公务员,更早就到了这一步。普通工人的处境更不用说了。
1946年12月,上海绝大多数最低薪工人的月薪,已经无法维持一家五口的基本生活。工人在工厂里罢工,教师在学校里罢教,大学生走上街头。
1946年12月30日,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起因是抗议一起美军士兵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的事件。
1947年5月4日,上海学生举行示威,打出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
1947年5月20日,南京街头出现了那一年最大规模的游行。京沪苏杭地区16所高校的6000余名学生汇聚南京,举着"反饥饿、反内战、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街头。
等待他们的,是宪兵和警察。
这就是"五二〇惨案"。被逮捕和打伤的学生超过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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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日之后,这场运动扩散到了60多个大中城市,工人、教师、学生的抗议连成一片。知识界早在1946年就开始出走。
1946年7月,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这两件事在知识界引发了极大震动。 两人的案子,当时已经广为人知。
1947年,全国法币发行量已是1946年的5倍。
钱缩水了、市场乱了、杀了一些名望很高的人——这些事加在一起,把城市里的中间阶层,一点一点推到了对立面。
这四件事——接收腐败、法币崩溃、金圆券失败、城市民心出走——没有一件跟军事胜负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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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1945年到1948年三年里,在国统区内部发生的事。
法币发行量从抗战结束后的5569亿元,涨到金圆券发行前的604万亿元。 接收官员把入库财产压在五分之一以下。
中储券兑换法币的比率偏离合理值四到七倍。
金圆券从宣布发行到完全失控,七十天。 上海物价,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2月,涨了28倍。 1947年财政赤字,占预算83%,不够用的部分从国外印制空运回来。
这些数字,不是任何军事结果能扭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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