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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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人何焯以来,质疑《后出师表》为伪作的声音不绝于耳,归纳起来核心论据有三条。
首先是情绪差异问题。第一次北伐蜀汉出其不意,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士气正盛,《前出师表》自然昂扬;但街亭一战大败,马谡被斩,赵云被贬,蜀军损失惨重,国内反对北伐的声音四起。在这种背景下,诸葛亮第二次上出师表,目的就不是单纯激励士气,而是驳斥朝廷内部“以长计取胜”“偏安自保”的消极论调。表中一连提出“六未解”,逐条反驳不愿北伐的种种理由,语气沉重、据理力争,恰恰是处境变化后的正常反应。
其次是赵云卒年的问题。这一点早已被清代学者何焯考证过:“本信臣宿将,箕谷失利,适由兵弱。既贬杂号将军以明军法,散关之役,使其尚在,必别统万众,使复所负,而不闻再出,其必殁于是冬之前矣。”也就是说,赵云很可能在第一次北伐退兵后不久就去世了,《三国志》的“建兴七年”未必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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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编纂《诸葛亮集》,不是私人著述,是奉了晋武帝的圣旨。他在《上撰〈诸葛亮集〉表》里说得很清楚:“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也就是说,对于诸葛亮的“敌国诽谤之言”,西晋朝廷是有选择地包容。《前出师表》里只有一处“讨贼兴复之效”,程度较轻,还可以用“敌国之言”的理由保留下来;但《后出师表》通篇“汉贼不两立”,立场太过鲜明,斥骂太过尖锐,已经超出了西晋朝廷能容忍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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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后出师表》是真的,它才为我们保留了很多《三国志》没有记载的历史细节。
比如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蜀汉的内部困境。表中提到,第一次北伐后,损失了赵云等一大批将领,还有“突将无前”“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这些都是蜀汉的精锐家底。这些细节,《三国志》里都没有详细记载。
再比如蜀汉朝廷内部的反对声音。表中提到的“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都是当时益州本土士人反对北伐的论调。诸葛亮的“六未解”,就是逐条反驳这些意见。如果没有《后出师表》,我们很难知道诸葛亮北伐面临的内部压力有多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出师表》的价值,一点也不亚于《前出师表》。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诸葛亮,不是永远意气风发的圣贤,而是在困境中苦苦坚持、顶着压力也要北伐的执政者。“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不是套话,是他真实的处境。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率军出散关围陈仓,《后出师表》正是这次出兵前上呈后主的表章,核心是驳斥朝中反对北伐的声音。
幸运的是,它借由孙吴张俨《默记》的记载保留了下来,让我们今天还能读到那句掷地有声的“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也正是这句铿锵有力的话,恰恰证明了它的真实性——这才是那个一生坚持兴复汉室、绝不妥协的诸葛亮,会说出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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