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的缺口:朝鲜绘画的分期、谱系、命题
文/包贵韬(艺术评论家)
艺术史不是作品的总和。作品只是材料,艺术史把材料编成序列。涉及谁在先,谁在后,谁承接了谁,哪一年发生了转折,转折由什么问题逼出来等等。没有序列,作品再多也只是一堆作品,可以被喜欢,可以被买卖,可以被挂在墙上,却无关历史。
朝鲜绘画在中国,被消费了三十年,主要体现为朝方艺术生产的数量,不是序列。这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明显缺失,各种误读成为宏观层面的真正形态。不在某一幅画上发生,也不在某一类题材上发生,或某位画家的评价,高还是低。而是发生在编史的条件上。
艺术史要成立,需要三个在场:分期、谱系、命题。分期给出时间,谱系给出关系,命题给出这段历史在解决什么。三者相互支撑,缺一样,历史就退化成目录,目录再详细也不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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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不是把年份排一排,是找出可以断代的东西:技法上发生了什么变化,题材的重心什么时候移动,一代人的问题意识,在哪一年被下一代接手。朝鲜油画这三十多年,本来是能分出时段的。比如体制内定型的那一段,承接与松动的那一段,年轻一代在题材与语言上试探的那一段。段落之间不是断裂,是缓慢的位移,位移本身,正是艺术史要写的东西。
但是,在中国的叙述里,这三段被压缩成同一个时间点。所有文字都在说 "当前朝鲜绘画如何如何",语气是描述一种静态的样式,而不是追踪一段正在演变的进程。静态描述有一个方便之处。即不需要证据链,只需要几个特征词。这就是为什么让人觉得,朝鲜画能被反复复制,复制特征比梳理演变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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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的缺席,后果是 "转折" 消失。没有转折,就没有节点;没有节点,一段三十多年的历史,就变成同一件事,重复了三十多年。而这三十多年恰恰不是重复,是有人在里头试探、有人退回、有人往前挪了半步。
谱系则讲出关系。谁师从谁,出自哪所院校、哪个创作社,参加过哪一次评审,在哪一年获得承认,后来又带出了谁。这些是艺术史最基本的连接点,也是判断一件作品,在序列中位置的依据。没有谱系,作品只能靠风格自我归类;风格一近似,个体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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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消失得很安静。一位画家被写成 "朝鲜画家",观者不会觉得少了什么,因为 "朝鲜画家" 这个词,已经足够顺口,足够说明他是谁。但同时抹掉了他是 "哪一段" 里的谁。一个集合名词的方便,是以三十多年的个体差异为代价换来的。
谱系缺席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后果,即无法判断作品的时间位置。同一画家早年的处理与晚年的处理,往往差别很大,这是创作史里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没有年表,两个时期的作品会被并置在同一句话里,读起来像同一个人的同一水平。判断因此只能退到 "画得好不好",而不能进到 "这在他自己的路上是第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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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命题,是最不容易被察觉的一层。朝鲜绘画在自己的语境里,命题是清楚的。即造型体系如何延续,民族形式如何落实到油画语言,写实如何在既定规范内保持活力,写生传统如何与技术训练结合。这些问题在三十多年的创作里,有推进、有反复、有阶段性答案的,有的解决得漂亮,有的解决得勉强,有的绕回去了。这些正是艺术史的内容。
但是在接受端,命题被换成了另外几个。比如为什么便宜,为什么好看,为什么 "像我们八十年代",为什么 "纯粹"。几个问题似乎都有真诚的现实基础,也都离艺术史的问题很远。如果用来叙述长时段的艺术创作,等于用接受史替换创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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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显的替换,并直接生成各种 "误读" 。误读首先是语境的不可携带。一幅画的创作语境,由学院训练、创作机构、评审标准、题材许可、画家在其序列中的位置共同构成。这些东西无法装进画框,也无法随画过境。过境的只有画面。画面一独立,解释就由接受方重建;而重建不是从零开始,是从本地已有的框架里取材。比如苏式写实的记忆、对八十年代的怀旧、对边境与稀缺的想象、对 "另一种现实" 的好奇。每一种取材都是合理的,每一种都离开了作品原生语境。
还有就是解释权的外移。因为画家不到场,创作者不能与销售方、策展方、评论方做任何深度沟通,作品的话语权就整体移交给中间环节。中间环节不是恶意的,只是必须给出说法,而且,可靠的材料只有画面和价格。于是每一次展览、每一次推介、每一次成交,都在用本地的话语,重新阐释一遍朝鲜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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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遮蔽,遮蔽之所以比误读麻烦,就在这里。误读是一句话说错了;遮蔽是一套话语,取代了另一套话语。被挤掉的是可被验证的部分。即年代、机构、师承、评审、创作序列、同一画家前后的变化、同一题材的版本差异。这些证据本来都在,只是没人需要。因为关于朝鲜绘画,已经有了足够顺口的解释,顺口的内容不需要旁证。
于是出现一个奇怪的局面。关于朝鲜绘画的文字并不少,展览前言、媒体报道、市场推介、收藏点拨,数量可观,语气热忱;但既便全部读完,仍然无法回答艺术史最基本的那个提问:这三十年,朝鲜油画自己发生了什么。所有文字都在描述 "是什么样",没有文字在追问历史 "怎么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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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无可奈何的说辞是,这种遮蔽有历史合理性。三十多年的流通,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研究为前提的,是以贸易为前提的;先有货,后有展,最后才有零星的评论。研究被排在末位,档案工作自然无从展开。任何一段以流通为先导的艺术输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不必苛责,但是,也有一个不可逆的代价,即艺术史的机会窗口是有限的。
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只有在当事人、机构、原始材料,都还在场的时候,才可能被完整记录。即画家的创作年表,机构的沿革与评审记录,展览的原始清单与图录,同一题材的版本差异,画布与颜料的变更。甚至,某一批作品进入中国的时间与渠道。这些东西一旦散失,以后无论多少阐释都补不回来。阐释可以无限生成,史料只能一次性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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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遮蔽最坏的结果,不是少了一种看法,而是少了一段时间。看法可以争论,时间不能追回。再想写这段历史,手上没有一份可核对的年表,可能只有一批价格记录和一堆形容词。谁来画家做年表,为机构做沿革,为作品做著录,为代际做界定。有了这些艺术史才有得写。没有把这段历史时间固定下来的工作,结果可想而知。不仅错过最低成本的文献资源汇聚,而且寻回的机会渺茫。
艺术史当然不是一次写成的,任何门类的入史,都晚于发生,迟到是常态,不是事故。朝鲜绘画的问题不在于迟到,而在于迟到期间,没有人在做接住必须的准备。等到有一天要写,材料已经散佚,无从对账。于是一段人文历史的记年,就此被几声叹息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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