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 歆 人民网记者 李楠楠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老龄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快速发展,广大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近年来,关于老年人权益保护,司法领域有哪些热点案件、前沿问题?人民日报融媒体栏目“说法”推出特别策划,选取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司法案例,看司法如何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保驾护航。
——编者
让老年人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11月18日至19日,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坚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协同发力,进一步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服务、社会参与,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营造孝老敬老良好环境,建设老年友好社会,努力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切实保障,既是“家事”,也是“国事”。以法治方式破解养老赡养、失能照护、老年消费等领域的现实难题,让广大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是建设老年友好社会的题中之义,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
老年人权益保护有哪些新情况?人民法院该如何善用法律手段增进老年人福祉?说案例、讲法律,让我们通过三个有代表性的案例,看司法机关如何以法治温情守护广大老年群体的幸福晚年。
去不去养老院,老人和子女谁说了算?
重庆的苏某90多岁了,常年需要专人看护。近10年,苏某一直随长子生活。随着年事渐高,长子一家照料起来越来越吃力。苏某和长子一家也出现矛盾。
一天,苏某提出想搬到城区的养老院生活,每月费用3700元,由6个子女平摊。但子女们不同意,认为在家赡养即可,养老院的费用实在太高。
一方想去养老院,一方嫌贵不同意,双方越说越僵。苏某一怒之下将6个子女告上法院,要求每人每月支付700元赡养费并送自己去养老院居住,同时要求子女定期探望。
去不去养老院,老人和子女,到底谁说了算?
法院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同时,老年人有权自主选择养老方式。老人要求入住养老机构的诉求符合实际情况,应当予以尊重。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不能亲自照料的,可以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委托他人或者养老机构等照料。”
最终,法院结合老人生活需要,同时充分考虑子女经济能力以及当地生活水平,酌情作出判决:6个子女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500元,用作老人住养老院的费用。同时,老人每月的医疗费由6个子女平均承担。各个子女每月需要上门探望老人一次。
失能独居老人,生活谁来照顾?财产谁来管理?
与居家养老的老人相比,另一些老人的权益保护问题更为紧迫。
北京的崔某70多岁,平日独自生活。2025年,一场突发脑梗令他完全失能,连吃饭、翻身、穿衣都无法自理。
住院期间,崔某所居住社区的居委会安排工作人员轮流照料,并垫付了部分紧急医疗费用。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崔某后续的长期医疗、日常护理、财产管理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监护人来统筹负责。从法律上来说,居委会本身没有义务,更没有权利代为处理。
然而,崔某早年离异,独子多年杳无音信,兄弟姐妹年事已高,无力照拂。
失能,身边又没有任何亲人可以依靠,这样的独居老人,晚年谁来照护?
就在此时,居委会想到了民法典中规定的公职监护制度。根据民法典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如果由法院确认居委会作为监护人,那么,居委会不就有了作为监护人处理崔某各项事务的权利了吗?于是,居委会依法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指定自己担任崔某的监护人。
法院认为,崔某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法定近亲属要么下落不明,要么无力履职,确实处于无人照管的紧急状态。而居委会在前期已实际承担了照料职责,熟悉崔某的生活习惯、医疗需求,双方已经建立起稳定的照护关系。指定居委会担任监护人,完全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核心法律原则。最终,法院作出判决,指定该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崔某的监护人。
监护人有了,怎么保证监护人履行职责,能确保崔某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利益呢?
法院没有止步于一纸判决,而是依法对崔某的财产状况进行了全面查明,还创新性地设立了监护台账机制,向居委会示明,所有款项必须在民政、街道等部门的监督指导下支取,专项用于崔某的生活与医疗支出。除了维护崔某本人利益外,不得处分其财产。
老人10万元买“野山参”,觉得上当能退货吗?
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引起社会关注。
一天,庄某和贺某自称是某保健品公司的员工,上门向年近八旬的朱某推销“野山参”和冬虫夏草两款名贵滋补品,总价10万余元。朱某出于信任,当场以现金付清全部货款。
一个月后,在家人的提醒下,朱某查询产品附带的鉴定证书,发现编号不存在。电话询问两人所称自己工作的保健品公司,发现庄某和贺某也并非其员工。
于是,朱某向两人要求退货退款。遭拒后,朱某将两人告上法院,请求撤销买卖合同并返还货款。可法庭上,庄某、贺某却声称,交易系双方自愿,已钱货两清,货物是自己从市场上买来的;而人参年份、中草药价值等,这些本身就具有行业复杂性,只凭查不到编号就说是假的,纯属主观臆断。
法院会如何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欺诈的核心是一方故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并作出意思表示。当前证据显示,两名被告为促成交易,在当面沟通与电话中,自称保健品公司员工,利用老年人对正规机构的信任获取信赖,在身份信息方面存在明显的刻意误导。价值10万余元的大额交易,对象是年近八旬的老人,地点又在老年人家中,却采取现金交易、不留任何凭证的方式,完全违背正常商业交易习惯。这些都足以认定被告以欺诈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了合同。所以,法院最终判决,两名被告共同返还原告货款十万零一千元。
对于这起案件,法官特别提示,面向老年人的上门大额交易,销售方应该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老年群体信息获取能力、风险识别能力都相对较弱,比起一般的交易,销售方更应主动履行信息披露、出示资质、规范交易等义务。本案中,法院通过判决特别强化了销售方的责任,本身也是为了优先保护老年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财产安全。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近年来,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为赡养、监护、消费等领域的涉老纠纷划定了权责清晰、科学合理的行为边界,也标明了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红线”和底线。只有以公正高效的司法守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才能让法治的暖阳照进每一段晚年时光,让老年人能安享幸福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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