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九月，又到开学季。孩子们陆续重返校园，但一些因“厌学”“叛逆”“网瘾”等问题与父母发生矛盾的青少年，却可能被送往所谓的“特训机构”。今年6月以来，重庆、河南等地多家机构接连被曝强制带走学员、封闭管控、暴力惩戒等问题。这些机构如何取得家长信任？签约之后，学员又经历了什么？
被包装的机构
家长付费，将孩子交给一家家打着“素质教育”“矫正学校”名义的机构 资料配图
泉语：“和我说他们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需要跟他们走一趟。”
小茉：“说他们是网警，我涉嫌网络诈骗，他们就要强制执法”
泉语：“我几乎是光着被他们从五楼一直拽到一楼。”
在全国多地，类似的“带走”正在发生，没有法律程序，没有拒绝余地。家长付费，将孩子交给一家家打着“素质教育”“矫正学校”名义的机构。但当这些孩子进入高墙之后，等待他们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调查了全国范围内12家特训机构，结合公开资料、受访者讲述和地理信息，尝试重构这些“特训机构”是如何运转的。
这些被强制带走的人，最终都被送进了名称各异、模式相似的特训机构。
21世纪初，社会上开始兴起一类“新型学校”，它们宣称是以说服式教育为主，走进孩子内心，没有体罚打骂，帮助孩子“回归正规”。这类“特训机构”最早出现在湖南、江西、广东等地，部分机构近年来规模扩大，全国设有多家校区，选址几乎都远离城市，地处乡镇，交通与通信十分不便。
但据我们采访和公开报道，却暴露了特训机构的另一面。一些受访者称，他们在机构内遭遇限制自由、暴力体罚甚至长期高压管控。
2025年，14岁的小军被送入启航辅导学校，入校仅10天，便因持续遭受体罚和殴打发病身亡。启航辅导学校位于湖南株洲市株木村，我们通过卫星地图可以看到，学校四周遍布树林，东侧（树林）较为密集，很难被外界察觉，学校围墙和大门均是红色，围墙内有一圈高5米的铁皮，同时部分围墙上还挂有三角形的铁刺网。大门无法进入学校内部，入校只能走大门后方高墙左侧的小门。偏僻的选址和封闭的围墙，使机构内部的管理难以被外界察觉。
那围墙之内，这类特训机构又是如何运转的？
我们采访到了20岁的泉语，他曾被送入郑州某教育基地。结合他的讲述和卫星地图，我们还原了这所教育基地的内部布局。
该机构设有正门和侧门。正门外是停车场，侧门通往西南侧的操场。泉语回忆，操场不仅用于日常训练，也正是实施惩罚的主要场所。学员一旦违反规定，就可能被罚做军姿蹲、平板支撑或跑圈。
操场北侧是大教室，校区中部为宿舍，共有四层，八人间上下铺，教官与学员同住。宿舍东侧分布着办公室、两间小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在办公室和小教室之间还有曾被用作“反省室”的小黑屋。据泉语描述，反抗的学员从小黑屋里面出来便会乖乖听话。
泉语：“（从小黑屋出来之后）我看到他眼角还流着眼泪，惊魂未定，气喘吁吁的。”“脸上的伤，很大一块是紫的、肿的。”“七十二小时，不间断地不允许他睡觉。”
从操场上的公开体罚，到宿舍和“小黑屋”里的隐蔽惩罚，机构借助不同空间限制学员日常行动并实施体罚。
我们查询发现，这类机构大都是以围墙、铁丝网和少量出入口封闭校园，内部集中设置操场、宿舍、教室和办公区域。这样的空间布局既便于统一管控，也让暴力更难被外界看见。
那么，这些孩子是如何被带至这些隐蔽的“特训机构”的？
被带走的孩子
为了把人带走，机构人员甚至会冒充公职人员上门带走，遇到反抗，便强行将人塞进车里 资料配图
厌学、叛逆、沉迷网络、早恋，甚至成年后不工作，都可能让他们被贴上“问题少年”的标签。沟通无效后，一些家长便求助“矫正学校”，试图让孩子变得“听话”。
在矫正教育这条产业链中，从家长决定送入，到机构上门带人，一纸“委托协议”是机构控制学员的关键。我们通过调查，获取了三家不同机构的协议。协议通常由家长和机构签署，被强制带走的学员本人并不知情。家长的签字为强制带离和封闭管理披上了“已经获得授权”的外衣。
我们以家长的身份进行咨询，两位不同学校的招生老师坦言：“我们一年接1000多个学生没有失误的，给我们专业的老师，不承诺放弃半强制性措施。”“善意的谎言。”
为了把人带走，机构人员甚至会冒充公职人员上门带走，遇到反抗，便强行将人塞进车里。更让人心惊的是，这套暴力带离的系统，并不局限于未成年人。
泉语：“和我说他们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需要跟他们走一趟。”“我几乎是光着被他们从五楼一直拽到一楼。我一路喊救命，没有一个人出来。”
泉语被送入机构时已经20岁，正在上大一，他仍被当成需要由家长和机构共同“矫正”的对象。
泉语经历的，正是招生人员所说的“半强制措施”。当时，他租住在学校附近。一天中午，他开门取外卖时，三四名身穿迷彩服的男子突然出现。他们自称是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以泉语“违反网络安全”为由，强行将他从五楼拖至一楼。随后，他被塞进一辆白色汽车，夹坐在后排两名男子之间，从河南新乡带往郑州的机构基地。
据其他媒体报道，21岁的刘郡，在自家店里被两男一女用绳子捆住双手，强行拽上车，一路从贵州毕节押送至重庆永川的“尚泽教育”；同为21岁的素伶，（据她回忆）在北京被强行推上车，途经山西运城，带至河南三门峡的“励萱教育”。
我们调查了泉语所在的机构，该机构工作人员称，只要付费，无论多远，他们都能提供“接生”服务。
“捆上车的话这个效果是最差的。”
“小孩肯定有手机，你最近有没有点什么网站，可能涉嫌网上诈骗之类的。需要配合我们回去调查一下。”
“如果是特别不好带的话，也顶多就是给他搀上走，一人架着胳膊。”
泉语告诉我们，负责将孩子“接走”的老师，能够获得一笔可观的报酬。随后，我们又以求职者身份拨通了该机构电话。
“工资要和校长谈，咱们是有接生啥的，接生都是有费用的。”
从诱骗、捆绑到冒充公职人员、跨省押送，无论是未成年还是成年人，家长付费签字，孩子被强制带走。这便完成了特训学校产业链中的“学员输送”。
从签字，到上车，他们完成了进入特训机构的第一步。那么，当车门再次打开，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被规训的矫正
矫正的第一步是剥夺与隔离 资料配图
进入机构后，矫正的第一步是剥夺与隔离。手机、身份证件和其他个人物品被统一收走。对泉语而言，这只是机构管控的开始。此后，从吃饭、训练到休息，他的日常行为都受到严格限制，体罚也成为所谓“规训”的一部分。
泉语这样描述机构内的体罚：“体罚就是特别普遍。”“基本上就是饭前体罚一次，吃饭的时候还有可能体罚一次，饭后再体罚一次。”“校长亲口说的，我不打你，我练死你。”“一个人饭没有吃完，集体有剩饭，就罚所有人吃泔水。”
曾在浙江绍兴某特训机构的13岁的受访者小茉回忆，入校第一天，她就被教官和两名老生拖进没有监控的厕所踢打，并被按进垃圾桶。
小茉：“当时教官也是在宿舍的，但是那个教官他前面也看我一直哭，然后就把我按到垃圾桶，然后叫了两个老生，然后把我带到厕所打。”
25岁的受访者小丽则称，自己在反抗时被强行按倒，膝盖擦伤，身上留下多处淤青。
真正令人绝望的，不只是毒打，而是渗入每时每刻的高压管控。
在这里，几位不同地方受访者的作息基本一致，早上5点30分起床，20分钟内必须完成洗漱和整理内务，6点出早操，上午和下午是高强度的“军训”，晚上10点30分到11点之间，强制熄灯睡觉。
泉语：“晚上熄灯睡觉之后，他甚至有可能拉紧急集合。他就纯粹是折磨人。”
不仅如此，还实行“连坐惩罚”和“举报奖励”。
小茉回忆：“有一次站队的时候，一个女生去动了一下她床上的东西，然后让我们全部都蹲在地上蹲到11点。然后还有一次要求背那个弟子规还是三字经来着。很多人都没背下来，没背下来的人就是都在厕所背到12点。”
在高压与监视下，顺从成为唯一选择。那暴力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日常管理方式？答案并不只在高墙之内。它们究竟是如何精准捕获家长们的焦虑，完成收割的呢？
被收割的焦虑
当家长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孩子叛逆”“厌学”“沉迷网络”等关键词时，相关特训机构的广告便已出现 资料配图
他们之所以进入特训机构，并不是一条偶然形成的路径。当家长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孩子叛逆”“厌学”“沉迷网络”等关键词时，相关特训机构的广告便已出现。
“全封闭军事化管理”“行为矫正”“三个月脱胎换骨”……这些话术将复杂的家庭矛盾和心理问题，包装成一种可以付费解决的教育服务。在广告和宣传视频中，机构往往展示整齐的队列、统一的作息和学员“转变前后”的对比，以此强化自身正规、专业的形象。对已经陷入焦虑的家长来说，这些承诺仿佛意味着，只要把孩子交给机构，就能换回一个“听话”的孩子。
我们采访了原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他说道“父母就是病急乱投医，这些问题往往它的产生跟亲子关系是有关的，真正要解决问题是要帮助父母和孩子能够有更好的沟通和理解，而不是用这种暴力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惩罚。”
除了网络广告，一些机构还通过熟人、中间人，甚至个别具有公职身份的人员获得家长信任。
从网络引流、熟人介绍到“权威”背书，机构先获取家长信任，再以效果承诺促成签约；缴费后，孩子被带入校园，接受封闭管理、体罚和惩戒；若仍反抗，机构还可能以“矫正效果不佳”为由建议延长培训。
由此，一条相互连接的商业链条逐渐形成：广告引流—熟人或权威背书—签订合同—缴纳学费—强制转运—封闭管理—延期续费。
家长支付高额学费，购买的是“专业矫治”的承诺。我们以家长身份咨询，多家相关机构给出的半年收费约为3万至6万元。但高额收费换来的，未必是专业服务。
在一些机构，场地简陋、伙食成本被压缩，教官没有教学资质。相比长期、专业的心理干预，封闭管理和高压惩罚成本更低，也更容易在短期内制造出“听话”的效果。
但家长签下的合同，真的能够授权机构限制学员离开、切断通信，甚至免除人身伤害责任吗？机构实施封闭管理的依据是什么？
一般情况下，机构会和家长签署委托协议。接受管理的学员本人不参与签约。20岁的泉语，以及21岁，甚至26岁的受访者，都已经是成年人。家长是否有权替他签下这份协议？这份协议能约束他们吗？
我们咨询了山东晨鸿律师事务所的刘萃律师：“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都是成年人。父母对成年子女的监护权，是随着子女的成年而终止的。”“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他是可以去向托管机构签订这些托管协议。”“（但）涉嫌限制人身自由、封闭关押、限制自然人离开、切断他的通信自由这些条款是无效的。”
这些机构，在工商登记中，经营范围大多是“社会经济咨询、其他文化艺术业、技术推广服务”，实际却开展封闭管理甚至行为矫正，本身就超出了经营范围，可能涉嫌虚假宣传和非法办学，游走于教育、文化、旅游的交叉地带，形成监管盲区。
在我们调查的12家机构中，4家与受访者的经历直接相关；多家机构还曾因强制带离、限制人身自由或暴力体罚等问题被媒体公开报道。这并不意味着机构会立即停止运营。部分机构在被曝光后仍继续招生；还有一些机构通过更换名称、校区或运营主体延续经营。
2026年，四川省教育厅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四川省加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教育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夏令营、特训营、校外培训等名义，开展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教育矫治活动，并禁止体罚、随意关禁闭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这进一步明确了法律和监管边界。但要让家长不再“病急乱投医”，仅靠事后关停和处罚还不够。
原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表示：“从国家政府的角度来说是很重视的，现在我们所有的中小学都会有心理老师。很多的地方政府、教育局合作，提供经费来聘请靠谱的心理机构心理咨询师，是为厌学、拒学、网络成瘾的孩子提供教学的服务和帮助。”
这些支持，或许能让家庭在困境中找到另一条路。但对于那些已经走出高墙的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伤害已结束。那些被“矫正”过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被留下的创伤
小茉称听到口号，身体会先反应 资料配图
小茉说，自己最明显的变化是：“听到口号，身体会先反应。回家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说话。”
泉语说：“我出来之后，一直活在恐惧当中。我甚至害怕因为提起这件事而被他们再次下单，我都不敢说这个。”
他们好像回归了“正常生活”，但“生活能力”被留在了高墙里。
所谓“矫正成功”，往往只是用恐惧换来顺从。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只是关停几家机构、惩办几个施暴者。更重要的是，托住那些已经受伤的孩子，也托住那些在无助中差点把孩子推向深渊的家庭。
暴力管制与高压特训，或许能换来一时的“听话”，但那不是教育，是创伤的另一种延续。许多被简单归为“叛逆”“厌学”“网瘾”的表现，背后可能存在抑郁、焦虑、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心理行为问题，也可能与家庭、学校和人际压力有关。
如果发现孩子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的精神（心理）门诊就诊，必要时遵医嘱接受治疗，并结合家庭与学校的支持。
文 贾梦园（实习）编辑 王瑾
值班编辑 古丽 实习生 刘文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