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当个历史学家有多危险，说真话会付出什么代价呢

中国史学界在讨论中国古代史官制度时，有一个“以史制君”的基本判断，认为史官为了对历史负责，“不虚美，不隐恶”，忠于历史还原历史。秉笔直书的历史学家与皇权就形成一种博弈，九五之尊的皇帝也害怕史官的一支笔。

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太史简”指的是“齐崔杼弑庄公”以后，“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三兄弟前仆后继，为的就是写下“崔杼弑其君”。“董狐笔”晋国大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赵盾觉得很冤枉，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历史学家是个危险的职业，说真话会付出什么代价呢？看看历史就知道了。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说：“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 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 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 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青史留名这也是帝王的追求，史官们则坚持“君举必书”。刘知几在《史通・直书》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自有史官书之》记述宋太祖怕史官：

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历史学家追求什么呢？司马迁修撰《史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谈临终遗嘱司马迁写《史记》,“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历史学家有种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作为历史学家必须有秉笔直书、注重实录的治史态度，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云：“荀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刘知几认为合格的史学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史才、史学和史识。清朝学者章学诚 又提出史德，“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文史通义·史德》）

一个历史学家要秉笔直书守正不阿并不容易，屠刀下说真话坚持原则会付出血的代价，“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我国很早就设立了史官，从出土的商周时期甲骨文、金文来看，商周时期有“作册”、“内史”、 “作册尹”等史官。《汉书·艺文志》讲，“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在上古神权至上时代，从事求神占卜等活动的人叫“巫”、掌管天文、星象、历数、史册的人叫“史”，这些职务最初往往由一人兼任，统称“巫史”。巫史占天卜地、祭祀神、代表天意，有权训御君王的言行，君王不得不毕恭毕敬。秦汉时期君王专制，史官们身上的神职光环被剥离干净，汉武帝举行封禅仪式，居然不允许太史令司马谈参加。

历史学家“以史制君”，对于日益膨胀的君权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统治者必然要掌握历史的解释权为我所用。从东汉班固被告私作国史到王劭被告私撰北齐史，隋文帝改革自西汉以来国史私修的惯例，统一由朝廷组织编修国史使之成为官修。唐太宗将史馆从秘书省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修史机构。

唐朝以后，历代统治者重视史馆修史主要目的，一是证明新王朝的合法地位，二是垄断修史、控制褒贬大权。史馆修史实际上是一种专制主义，善恶必书的修史制度被完全破坏，扼杀一家之言，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二十四史里边为什么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成就最高，因为它们都是私人编纂的。

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梁启超指斥中国旧史是“帝王家谱”、“相斫书”,痛诋传统史学“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梁启超实际上批评的是官修国史就知道为帝王服务。

孔子开了私人修史的先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果没有私人修史，中国的历史文化必定黯然失色。但是私人修史的政治风险越来越高，因为封建专制的残酷和文字狱是不允许自由抒写的，“以史制君”在暴力和屠刀面前变成了神话。

明史案，由庄廷鑨编写《明史》而引发的清初最大的文字狱案。庄廷鑨被掘墓刨棺枭首碎骨，庄廷鑨弟廷钺被杀，所有列名参校、刻印买卖者均因此获罪 ，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从犯以及涉案家眷约1000余人被杀，流放者数千人。

清朝为何对一本书如此兴师动众？庄廷鑨在朱国祯的《明史概》遗稿基础上写了本《明史辑略》，依旧使用明朝的年号，还称呼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奴酋”，称呼满洲士兵为“建夷”。这在大清朝看来是大逆不道，在我的统治下居然敢用明朝的词语侮辱朝廷，这是不臣之心。历史的解释权在朝廷手里，怎么容你一个文人写历史呢。

清朝为了给自己涂脂抹粉费了老大的劲，《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如果要当一个历史学家，首先看你有没有胆量敢不敢说真话怕不怕杀头；如果要当一个马屁专家，闭着眼睛歌功颂德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