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有二陈，著名书画家启功为，自己的恩师陈垣打抱不平

著名书画家启功在其《我的恩师陈垣先生》中为自己的恩师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打抱不平：

在这里我还想为老校长说几句公道话，或日打抱不平。近现代史学界有“南北二陈”的美誉。对那一位陈老先生我也是非常尊敬和钦佩的。但现在有些人评介他时，故意渲染他怎么坚持不过问政治，不参加政治学习，不介入党派等，好像他的伟大不在他的学问，而在特立独行、超脱政治。而对陈老校长则不同了，因为他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共产党。殊不知陈校长加入共产党完全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他身为辅仁大学和师范大学合并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只有在党内他才能更直接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地对北京师范大学负责，这种良苦之心是多么难得啊！

历史学家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提出了中国史学界有四位大家：陈寅恪、陈垣、吕思勉和钱穆，而陈寅恪和陈垣联称为“二陈”。

陈寅恪除去1946年10月至1948年12月间一度重返清华园外，长期避地南方；陈垣则始终居留北方，所以或又别称为南陈、北陈。

史学界二陈是双子星座，在近百年的历史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誉。陈寅恪名声最大，1937年胡适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傅斯年更是称，“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33年汉学家伯希和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1951年11月，毛主席向别人介绍陈垣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陈寅恪很是推重陈垣，多次推举陈垣，为陈垣著作作序，其中有云：“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语）

对陈寅恪和陈垣的评价，以严耕望的观点最有代表性，“深爱寅恪先生纯净学术人的风格，而强毅独立，不为名位诱，不为威武屈”，陈垣则是“自青年时代即热心世务，其后叠任文化教育机关首长，老年乃以毛为师，并且常说自己闻道太晚”。(严耕望《史学二陈—评陈寅恪与陈垣二先生》)

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高度和标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陈寅恪为纪念大师王国维而写的，结果大家认为这是陈寅恪自己的品格。陈寅恪的热度大大超出王国维，以至于易中天都要说劝君莫谈陈寅恪 。

启功为自己的恩师陈垣打抱不平，陈寅恪远离政治特立独行受人尊敬，陈垣入党反而被人指责，为什么看不到老师的良苦用心呢？

陈寅恪和陈垣，是不同类型的学者。陈寅恪是书香门第官僚世家，海外留学思想自由。陈垣是药商子弟自学成才，年轻时反帝反清，当过议员和政府官员。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书斋知识分子，陈垣却拥有政治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多种角色。

陈寅恪经历坎坷，战乱时期颠沛流离，备尝艰辛，失明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其作品中总是有一种孤愤感存在，同时还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

陈寅恪对抗日战争缺乏信心，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陈寅恪感觉这辈子都看不到抗战胜利了，“南渡白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吴宓在1937年7月21日日记记载：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由此可见，陈寅恪在政治上还是很幼稚的。

与陈寅恪的悲观主义相反，陈垣始终相信，中国是个大国，历史如此悠久，决不会亡，一定会恢复。

在抗战精神的鼓舞下，陈垣开始探索“有意义之史学”，弘扬民族大义，表彰爱国正气，成就抗日史学。陈垣自述，“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託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

陈垣一生中学术巅峰就是抗日时期完成的，这完全是爱国精神和经世致用思想的必然结果。陈寅恪抗日时期，写的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是单纯的学术著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陈垣以七十高龄步行十余里，在西直门大街上欢迎解放军入城。

北平和平解放之前，陈垣拒绝南下，等着拥抱新中国。陈垣感叹，“我从前对于政治不愿闻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所有我看见的政治，没有一次是使我满意的，没有一个政府不黑暗，不令人灰心的。从解放以后，我静心地观察政府的一切措施，一切法令，真是基本上和从前不同了。”（《对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感想》）

陈垣发表致胡适公开信，信中称：“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

陈垣的表现让很多人感到不理解， 其实这是陈垣的信仰，也是陈垣的选择，对新中国的真诚期待。我们不能嘲笑一个知识分子的真诚，真诚改造自己来适应新社会。

陈寅恪拒绝政治，拒绝党派，只想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陈垣入党信仰马列，是出于高尚理想为国为民。人们总是喜欢称赞陈寅恪重志节，批评陈垣识时务，这正是启功愤愤不平的原因。其实各有选择不同而已。

如果说陈垣只知道识时务，那么为什么在民国的时候，陈放弃政坛专于教育和学术？为什么抗战时期，坚决不当汉奸？陈垣代表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热诚和期待，胡风就高歌：时间开始了。虽然有人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应该尊重这种选择而不是冷嘲热讽。

陈寅恪想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由于自身巨大声誉，得到了政府的优厚待遇，以至于被人嫉妒眼红。运动来了以后，待遇取消了，据说最后是被吓死了。

陈垣幸运的是在各种运动中没有直接受到冲击，但是被现实的疯狂给整懵了，结果是郁郁而终。

在历史的大潮中，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