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红军和解放战争时期，也有军人转业，其性质与建国后不一样

我在上一篇历史文章里，提到革命军人在1947年转业到地方的事，一些网友抨击我，说我不懂历史，解放前哪有军人转业的？

我很无语，毕竟过去了那么多年，很多历史的爱好者不一定知道。

转业这个词语是建国后才正式有的，但在建国之前，称为革命工作的调动。

军人转业，顾名思义，就是从原先的军队背景，转行到其他领域。其性质的划分也是在建国后，但在建国前，划分得不是很明确。

在我党的红军时期，由于作战条件艰苦，经费来源很弱，主要靠打土豪和共产国际的援助，海外侨胞的援助并不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彪打了平型关战役，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士气，这时候才有了社会各界与海外侨胞对八路军的捐助。

1930年，由于中央苏区的发展，以及国民党的封锁，苏区的盐、布、西药、煤油等生活物资被严控，这个时候就迫切找到与国统区的路子。

毛泽民作为中央苏区的财神爷，也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他看好赣南的钨矿，从红军队伍中抽调人手进去矿区，把红军战士临时变成矿工，然后用生产出来的钨钢与陈济棠做买卖，解决了红军药品和食盐等生活物资的问题。

那些在矿区工作的红军，其实就是转业，后来的几次反围剿。他们都没能走上战场，但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之后，他们留在当地保护钨矿，绝对大多都惨遭不幸。

再来说一个红军高级将领转业的事例，红16军首任军长胡一鸣。1930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把湘鄂赣边独立师和红五军第一纵队，与修水、平江、铜鼓等各县赤卫队合编成红十六军，胡一鸣担任军长。红十六军编成后，随即配合红五、红八军向长沙进攻。7月27日晚，红军一举攻克长沙。由于国军疯狂进剿，红军不得不在占领长沙的情况下撤离，随后又第二次展开进攻，在这一次进攻中，红十六军军长胡一鸣由于作战不力被撤职，他甭可以留在军中，但主动提出回乡去革命。胡一鸣回到老家慈利县溪口镇阳和乡继续革命，期间动员了很多年轻人参加红十六军，此后都从事地方工作。如果他一直留在队伍里熬到解放后，最起码也是妥妥的少将。

把政工干部转到地方从事人民政权的巩固，红军时期的各大根据地，也都是这样做的。在主力部队转移后，国民党和还乡团冲进根据地，最惨的就是这些地方上的干部，很少活到建国后的。

再来说一种情况，博古的弟弟秦邦礼，原先是属于中央特科的，在上海以开店的名义做生意，从事地下工作，还曾经护送李德到苏区。

如果从编制上去理解，特科与军人的性质是一样的。

1937年抗战爆发后，陕北的经济吃紧，迫切得到国际援助，于是商议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秦邦礼成了不二人选，他携带两万美元去香港，由于香港的情况特殊，不能打出类似“八路军办事处”那样的牌号，以贸易的名义设立“联华公司”（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华润）。秦邦礼的工作主要是贸易，负责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资金和物资，支持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不参与情报工作。

因此，秦邦礼从原先的特科业务，转为红色商人的业务，也是一种转业。八路军后来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由廖承志管理，主要负责把上海的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另外开展新闻与谍报工作。

再来聊聊我上一篇文章被网友抨击的1947年前后的军人转业，其实1947年前后的从正规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在当时是一种现象，其性质与红军时期扩红差不多。

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和游击队占据了一些地方，从军队抽调人手，对地方政权进行巩固，展开土改工作。这时候军人转业的性质，比红军时期要明确得多，主要是宣传革命思想、土改、号召和动员青壮年参军等等。鲁西南的一场孟良崮打下来，很多村子只剩下寡妇、老人和孩子。

那些在地方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很多人都被国民党和还乡团所杀，也有的逃过一劫。

在潍坊，有一个曾经与吴克华将军一起共过事传奇人物，叫林瑞伍，1931年参加革命，曾经担任八路军团长，抗战胜利后不愿去东北，1946年转到地方，成立北海海防大队，担任大队长，维护北海的革命胜利果实，几次出生入死差点被国民党和土匪所杀。1948年潍县解放之后，林瑞伍成为一位民政工作者，如果他一直在军队，建国后好歹也是大校。

1949年开始，随着人民军队打下的地方越来越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政工干部也越多。

1950年开始，陆续有军人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包括回原籍），但随后不少人被重新征召，去到朝鲜战场，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出现了大批的军人转业潮，军人转业的安置问题一度令当地政府部门头疼，不过在党的号召下，绝大多数战士选择了回乡务农，即“放下枪支拿起锄头”。

从六十年代开始，军人转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