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能用以对抗时间的事物在我看来无非两种，一是记忆，二是口味。
《我想和岁月谈谈》作者吴泰昌先生恐怕会无比赞同我的观点。这部散文集是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活化石”的吴先生浸淫中国现代文坛半个世纪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而题材无外乎两大类，与文艺领域诸位名人的交游、作品批评和私人化回忆；以及作者热衷生活细节所捕捉到的吉光片羽，大略是饮食、风景、民俗、生活习惯和亲友故事。
激发成熟的散文往往不事雕琢，就像《我想和岁月谈谈》的篇幅大多短小精悍却并不因为过于凝练而显得枯燥乏味。淡极知艳无过于此。文风朴实但耐读，遇到有共鸣处往往趣味横生。
这本集子最初吸引我的是作者与钱锺书先生的往来故事。作为“钱学”的忠实爱好者，我向来对钱杨二位先生的生活状态很感兴趣，纵然钱先生有“下蛋母鸡”的著名文艺言论，也未能免俗。但往往每次寻找钱锺书先生的传记或是往来亲友的回忆录，总是觉得隔着一层不能尽兴，想来与钱杨二位的淡薄人情不无关系。
但令我意外的是这本书中让我读到了不同的钱锺书。首先是对“淡薄”形象的颠覆，书中写到钱先生曾经突然寄信给吴先生问候健康的事，即使当时作者身体已无大碍：
1978年12月，我突然接到钱先生的信，信中说：‘去秋承惠过快晤，后来，听说您身体不好，极念。我年老多病，渐渐体贴到生病的味道，不像年轻时缺乏切身境界，对朋友健康不甚关心。奉劝你注意劳逸结合，虽然是句空话，心情是郑重的。’‘杨绛同侯。’
吴泰昌先生与钱锺书、杨绛夫妇
有感于钱先生的真性情，以自身的健康状况推己及人，关心到说句从前不愿说的“空话”，同时也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才子心为形役被迫“接地气”的无奈。对于钱锺书先生面对毁誉的态度，作者以亲友的稀有视角，提供了不同于一般时候钱先生所展现形象的一面：
适度的称赞他不仅能接受，往往还会引出他的几分得意的微笑。据我对钱先生的粗疏了解，坦率地说，我不认为他能做到“誉不喜而毁不怒”，但至少可以说他做到了“誉不大喜而毁不甚怒”。钱锺书能有毅力地甚或带有某种自我抑制地去坚持这样做，并不比他写出《围城》《谈艺录》等巨著容易。
从吴泰昌先生的描述里，我们方才知道钱锺书先生所谓的“云淡风轻”并非来自本性或自然，而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和修养，这是一代学问大家难度不亚于做学问的、做人的哲学。
作者对于朱光潜先生的回忆也颇令我感动。作为国内文艺学和美学的泰斗，朱光潜先生致力于让学术的争议回归于学术，这种气派和风度在其代表作《西方美学史》中可见一斑。吴泰昌先生也描述了他与朱先生交流时的收获：
他说后来读到一篇批评文章很使他失望。这篇文章并没有说清多少他的意见为什么不对，应该如何理解，主要的论据是说关于这个问题某个权威早就这样那样说过了。朱先生说，这样方式的论争，别人就很难再说话了。过去许多本来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用这种方式批评，结果变成了政治问题。朱先生希望中青年理论家要敏锐地发现问题，敢于形成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想来，传说中描写大师们的“山高水长”无过于此。
记忆是私人的，但分享宝贵的私人记忆却是对于文化的公共性的宝贵财富。这或许是岁月留给前行者们的权利，也是留给后来人抚今追昔的宝藏。
（2023.06）
本文转自头条号：待月遇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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