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萧木当头一“磅”，打懵了莎士比亚

原本我计划动笔写一个关于诺贝文学奖的，马上国庆期间就要公布今年获奖作家了嘛。我预估像往年一样，得奖人是我听也未听过的，那就提前说点跟得奖人无关而有裨于日常闲谈的吧。总之，热点要蹭。

蹭蹭还没进去呢，就看到一条好笑的新闻，罗永浩的忠诚追随者朱萧木老师，在微博破口大骂一本书的译者傻逼。还不解恨，紧接着一句把整个翻译行业一块骂了。

朱老师被激怒而责难于译者的是这么个细节：书中正文写到一句“最后他瘦了10磅”，注脚注释了一磅约等于多少千克。死活就是不把一共多少斤直接翻译进正文，也不在注脚换算好便于读者理解。这可把朱老师气坏了，假如译者就在眼前，我想他会是这么个劲儿——

朱：你给翻译翻译，多少是10磅。

译者：这还用翻译，都说了。

朱：我让你翻译给我听，多少是10磅。

译者：不用翻译，就是10磅啊。

朱：我就想让你翻译翻译，多少是10磅！

译者：10磅嘛……

朱：翻译出来给我听，多少他妈的叫10磅！多少他妈的叫他妈的10磅！

译者：锤子！我他妈都在脚注写了一磅是多少斤你他妈自己乘个10也不会吗？……罗老师你别光顾着笑眯眯看热闹啊，你手下人还管不管了？

事实表明，朱萧木的愤怒只是再次为吃瓜群众提供了一个造梗的灵感。微博下评论区按这个思路魔改的作品名和名句那叫一个好看。

而这些经过“斤”化的文艺作品名称，又像是用一个多人协作的归谬法严肃地将朱萧木不自知的愚蠢和粗鲁揭发出来——他微博下的评论不全是来吃瓜抖机灵的，也有看书的，还有正是搞翻译的。我看到有一条大意是说，翻译国外作品采用国际计量单位，是翻译界基本规范。这可以讨论。

但显然朱萧木还处于盛怒和一个牛逼产品经理盛大的傲慢中，看不起也没空掰扯翻译专业问题。他将所有持反对意见者斥为傻叉，认为这是“没有被人善待过”的受虐狂反应，“自己被为难还要恶心想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在这位前锤子科技产品副总裁、现罗永浩直播间常驻捧哏看来，这事是非分明，就是十分没有产品经理意识的垃圾翻译：中国人哪有说几磅的？是他妈中国人不是？听口气，要是该译者是朱老师底下员工，是要当场掀桌子文件夹往脸上砸呵斥回去重翻的。如没有人协助译者立即下跪斯密马赛是没法收场的。

点开看了下微博配图，是书页拍照。字里行间很容易辨认这是最新出版的《埃隆·马斯克传》。因为我也在看。这本书的出版情况我了解一些，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步发售，都是9月12日。现在这种重磅商业图书引进宣传和好莱坞商业大片一个逻辑，全球同步首发，唯快不破。这书翻译成中文是50万字，可见翻译工作强度是不低的。

起先我也怀疑时间紧任务重，译文会不会太水太烂。不过目前看下来除了一些术语有欠斟酌，总体还算流畅。作为一个以信息摄入而非文学审美为主的读物，没什么可挑剔的。

说回朱萧木抠的这个翻译细节，在我的阅读经历中是经常遇到的，有时确实也会小小困惑下。磅啊，盎司啊，加仑啊，英尺啊，英里啊，华氏度啊。只要常看外国作品，这些计量单位就不陌生。

我的习惯做法是，遇到那么一两次，感觉接下来还会遇到，就有意记一下一磅大概是几斤、一英尺或一英寸大概是几厘米，这样看到的时候快速估算下心里有个数，不至于把二三十斤的东西错会成几百斤就好。

不说看书，就是平时看个日剧韩剧，剧里吃个烤肉寿司结账时动辄五万韩元十万日元的，你不能指望大部分靠爱发电的字幕组什么都为你标注好。我测试过，简单搜一下汇率换算，记住一万韩元约等于55元人民币、一万日元约等于500元人民币，是不会死人的。这对于畅通无阻看几十集剧集来说，是一劳永逸的事。

作为一个读者或观众，这份麻烦我心甘情愿接受。反过来，要是译者像朱萧木期望的那样贴心、那样产品经理意识贼强，一眼看明白，不用到处找计算器和查最新汇率，那我倒有可能不买账——

我见过这种产品经理级的翻译，在他的译文中，我是不会被疙里疙瘩的外国计量单位绊眼了，但却被地地道道的中国风土人情给整迷瞪了。看着看着你就会产生自我怀疑，这到底是写得拉丁美洲还是天津码头？没错，不用追查译者底细你已经可以从译文中听出他的口音了。

E.B.怀特《人各有异》

但也有人好这口大麻花味儿，认为翻译就得本土化。

这是一个翻译美学问题。

有要把一切英文法文德文火星文化为典雅的中文的中国学派翻译理论，所谓“万国来朝，四夷宾服”。也有鲁迅这种“宁信而不顺”的主张直译硬译的硬汉派。鲁迅举过例子，他会译“山背后的太阳落下”，而不译“日落山阴”。因原文的主语是山而不是太阳。后者倒是“顺”了，但不“信”了。

总之这个问题在翻译界是至今有争论的，不同译者各有各的主张。

但从我一个读者角度讲，此事没什么好争论的，我是鲁迅翻译观的坚定支持者。哪怕看着不舒服，不易消化，磅来磅去把我给蚌埠住了，这种译文还是我的首选。

在翻译的美学之争外，也有极端的观点认为，文学是不可译的。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越具有不可译性。

翻译家许渊冲曾译了一首毛泽东词作《井冈山》，对其中“黄洋界”一词英译的准确性拿不准，于是写信向当年自己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钱鍾书请教。

钱鍾书回信是一贯的钱式风格，引经据典虚虚实实，看上去全是夸，但又夸的哪里不对劲。信中最后说，根据我随意阅读五六种文字的经验，翻译出来的诗很可能不是歪诗就是坏诗。但这并不是否认译诗本身很好。正如本特莱老兄说的：“蒲伯先生译的荷马很美，但不能说这是荷马的诗。”

许渊冲是个聪明的学生，他听出了钱鍾书指东说西的真正意思：你译的诗不错，但不能说是毛泽东的词。

这种天然内在于翻译的矛盾性，是再出色的翻译家也无法化解的。

我念高中时学校有一个退休的省特级语文教师，下了很大功夫做一件事：把《红楼梦》翻译成韵文版。到我毕业的时候还只出版了一部，韵出了前二十回还是多少回。这本书我找来看过，和许渊冲英译古诗或英法诗中译一个水平，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十分中文，像在看一个红楼梦版的《李有才板话》。

我看了没几页就再也看不下去。并由最初的好奇和敬佩转向不解：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红楼梦最大的成就之一不正是语言之美吗？这种翻译既不出于照顾特定读者群（如针对儿童或青少年读者的浅白化改写），也难以看出学术上的价值（学者们研究原著语言的精妙还没够呢），到最后似乎只是满足了作者本人的孤高趣味。这个宏伟翻译计划后来究竟完成没有，我也没有兴趣再打听。

说这个小故事是想引出翻译的一个基本功能，即作为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如果一种译文失去了可读性和传播性，即便译得骈四俪六富丽堂皇或如唐宋八家转世，那也是失败的译文，可请来朱萧木一顿好骂。

还别说，咱们五四白话文运动那会儿，新文化主将们口干舌燥地大力倡导白话文学还嫌力度不够大的时候，就有这么一批占据主流位置的复古逆流翻译家，如林纾，如严复，外国那些经典小说和前沿理论著作，皆以讲究的文言文译就，有当时影响力颇大的桐城派风格。

左：严复。右：林纾

自己是译出优越感了，但给谁看呢？谁又看得懂呢？在一个老百姓大部分是文盲的时代，你要救亡图存，首在革新国民观念，观念即语言，这当口，你得说人话、白得不能再白的大白话才行，容不得秀才老爷对着镜头捂嘴捋头发挤眉弄眼耍帅啦。

鲁迅虽说早年也是看林译小说看得热泪盈眶的热心读者，他早期的几篇论文如《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也明显受到严复译著影响（如《天演论》《群己群界论》），但当听说商务印书馆要翻印严译名著的时候，也是气得不行，那会儿没微博，他就和好基友瞿秋白通信围绕翻译大论特论一通。两人都认为，这种译文“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开玩笑”。或用朱萧木话讲，译者太傻逼了。

徐悲鸿素描，鲁迅与瞿秋白

其实照实论，从翻译学角度，白话文在当时的确是不如古文运用得力。大翻译家傅雷就有一个心得，他说：

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文言在这一点上比白话就占便宜。周作人说过：“倘用骈散错杂的文言译出，成绩可以较有把握：译文既顺眼，原文意义亦不距离过远。”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文言有它的规律，有它的体制，任何人不能胡来，词汇也丰富。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则，二无体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结果就要乱搅。

这个问题对于既有深厚古文功底同时也搞翻译的鲁迅来说，自然再清楚不过。但也正因如此，才非要用白话来翻译不可。这是挑战也是机遇，白话文通过翻译自我充电、激活和彪悍成长，此其时也。

鲁迅解释自己的“宁信而不顺”翻译论：

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 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好在经过鲁迅老师等人不懈的百折不回的白话文创作与翻译的努力，我们现在有了比较成熟也比较精密的白话文语言系统，可惜一句傻逼毁所有。

扯远了，关于翻译的美学和专业性问题就说这么多。说这些的意思，目的是在揭示一些看上去不好看、不舒服、阅读有障碍的翻译背后的无奈和用心。用鲁迅的话讲，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也许试着了解一点后，我们从阅读得来的教养会让我们坦然承认，有问题的不是翻译而是自己。

但我真正想谈论的并非翻译问题，而是朱萧木炮轰的翻译行业。

他因一“磅”之怒，无差别扫射了所有搞翻译的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成功人士才会有的一个不爽就干翻一切的魄力。当他以十分武断和粗暴的姿态痛批整个翻译行业太傻逼太落后的时候，不由得让我想到李佳琦“哪李贵了”的著名发言。

这二位靠直播卖货发家的成功人士特别愿意在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道理而未能形成普遍共识时，跳出来指责别人“不认真、太落后”。

应该说，搞翻译的人属于李佳琦口中“不认真工作对着一支79的眉笔喊贵”的人的一部分，他们最明显的是在经济收入上太落后了。《埃隆·马斯克传》这种重磅商业图书的翻译收入可能好些，不过代价是要接受无理谩骂。

一个无需说明但还是有必要说一下的是，翻译也是一种创作，有时候还是一种相当艰苦的不亚于所谓原创的创作。但译好了，荣耀和掌声归于原作者。译的被挑出问题了，没有产品经理意识了，被骂傻逼的却是他们。

但不管是掌声还是骂声，在中国这个文字工作者普遍地位不高收入更不高的国情下，翻译者又处于这个“落后”群体收入的最底层。正如靠写作无法保证生存，翻译就更靠不住。

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我前阵子还在豆瓣看到一个兢兢业业的译者的现身说法惨案。他出于对出版社编辑的充分信任，合同也没签就吭哧吭哧把一部书稿译完了。有反馈就认真改，改好就没了下文。到了忍不住时候再问，人家都给忘了这茬，而这时该书也过了版权有效期，出版社干脆就不打算出版了。搭进去的无数时间和耽误的其他事就不算了，分文未得。于是这位译者只好到豆瓣一番陈述，叫卖自己这部付出了心血的译稿。

这就是一个在中国搞翻译以及大部分认真搞创作的人的典型处境。永远老实，永远弱势。然后被一个直播卖货百忙之中过来抽查作业的成功人士指着脑袋骂傻逼。尤其想到朱老师本可以直接读英文原著（据说曾在美国干过建筑师，也差点当在罗永浩的英语学校当老师，可见英文水平不差）没必要遭这份罪的，更感惭愧，不大骂自己三声傻逼说不过去。

我也算看了不少翻译作品，译得好一点坏一点都有。但对于翻译和译者，我永远只有感谢二字。

王小波是我们这一类心怀感恩的读者的代表。他有多少次谈起对杜拉斯《情人》的热爱，就有多少次表达对该书译者王道乾先生译笔的赞美。一个现实情况是，当一个普通读者忍不住赞叹一个外国作家文笔如何了得的时候，他可能并不能充分意识到译者居功至伟。

当然，水平不高、不负责任的译者一定是有的，但在因翻译打开一个新世界的读者面前，这些都是可忽略不计的。

要言之，对翻译提出批评是没问题的，但我们首先应当有一个负责任的读者态度和对别的行业最基本的尊重。翻译就是翻译，不是产品经理。一个合格的翻译需要有将翻译这门艺术的内在矛盾性降到最低的野心，但不需要有产品经理意识。

换句话说，产品经理意识不是什么更先进的各行各业都要来学习借鉴的高等意识。用产品经理意识打造的系统流畅的手机也许是个好手机，但一看就懂一路丝滑的译文，未见得就是好的忠实的译文。这不是个难懂的道理。

最后说回这一“磅”的问题。我不由得想到莎翁名剧《威尼斯商人》，该剧戏剧核也是“一磅之争”。

前情提要是，威尼斯富商安东尼奥为友人巴萨尼奥娶亲一事，以一磅肉为抵押，向仇敌、高利贷放贷人夏洛克借了一笔钱。到了账期后，因故无法偿还，于是双方对簿法庭。夏洛克说了，就要安东尼奥的一磅肉，别的啥都不要，就算把整个威尼斯给他也不行。有字有据，眼看得照办。

在这戏剧冲突到达高潮之际，巴萨尼奥未婚妻鲍西娅法场救人了，她说就得这么办，割下安东尼奥的一磅肉，像借约中写明的那样。不过割肉就只是割肉，也就是说，安东尼奥不能流一滴血，也不能割得重一点或轻一点，总之有一根毫毛之差，你（夏洛克）就得抵命，你的财产就得全部充公。

这场攸关性命的危机于是就这样化解了。

而这一磅肉对于这出戏的成立于否太重要了。 某种程度上，莎翁剧中这不能割的一磅肉就像翻译中不能译的一“磅”，它们涉及到一个精确性问题。

而一个有追求的译者的痛苦就在，明知翻译是个一出手就在偏离精确的方向上一路狂奔的苦差事，但他们依然不愿意放过任何一点接近精确的可能性。有时候这个精确就体现在一磅的译与不译上。

这不是朱萧木口中一个轻飘飘的把磅直接翻译成斤有什么难的，这是翻译不可承受的一磅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