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被暗杀奇冤！魂淹泉下难阖眼，墓草遥牵荒漠愁

文︱沈西城

军统与中统两个特务机构互不隶属，导致误认穆时英是汉奸，令其遭刺杀含冤而逝。

1940年，上海市。六月天时，骄阳炙得人心烦意乱，路上行人挥汗如雨。电车司机小张也因为热，把电车开得像乌龟那样地爬行着。他嗟叹道：“要死快哉，那能价热，如果可以困一个午觉，就好?”他心里想着：“当老板就好，可以享受风扇，唉！阿拉命苦！”身边售票员老吴没好气地回说：“啥入叫侬穷，穷嘛，只好吃苦头！再热落去，生热疖头！”两人一言一语在叫屈。这时电车已开过三马路，踅进福建路，小张看表，六点卅八分，还差两个站头，就到终站，可以下车，喝点水，歇一歇。

正是这时候，一辆黑皮红漆的黄包车从横弄拉上大马路，车上坐着一个穿笔挺麻黄西装的年轻绅士，右手夹着加力克香烟，左手摇着象牙柄绢扇子，口里催促着：“师傅，拉快?赶辰光！”车夫应了一声“好——”，“好”字没说完，东南西北，不知从何方响起两声“?”响音，车夫还未回过神来，黄包车上的那位绅士已发出惨叫声，右手按住右腹，身子斜斜地倒在黄包车的靠背上。车夫给突如其来的景象吓得魂飞魄散、大声喊：“勿不得了，杀人啦，杀人啦！”将黄包车推倒路上，一个闪身，直奔弄堂，身影消失在夕阳中。很快警车、十字车来了，医护人员匆匆把躺在黄包车上、全身淌血的年轻绅士舁上十字车，拉着警号，一缕烟地疾驰而去。

第二天，《申报》头版发出新闻——“新文学家穆时英昨日黄昏，三马路上被枪杀。”消息传出，沪上民众反应不一，有人竖起大拇指：“天公有眼，有啥勿能做，要做汉奸！”也有学者正气凛然地说：“嘿，这就是做汉奸的下场！”也有女人仰天长叹：“一个风度翩翩男人价样死脱，顶可惜哉！”

穆时英是谁？现代青年多不知道，他便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文学界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也是第一个把日本新感觉派引进中国文坛的先驱者，跟叶灵凤、施蛰存、刘呐鸥并称上海新感觉派四大家。一九七五年我访晤叶灵凤，闲谈之间，不止一次提到穆时英死得冤枉。我识穆时英之名，应出自香港作家刘以鬯的推介：“穆先生，小说做得蛮好！”看照片，剑眉朗目，英气飒飒，是继新月派邵洵美之后的另一个美男子。祖籍宁波，上海长大，聪慧好学，自修日文。及长，每夜徜徉舞场，水银泻地，拥美起舞，乐个不休。他的妻子便是舞国红星仇佩佩，所写作品像《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等，专事描写上海的舞厅、咖啡馆、电影院、跑马厅………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主义者。

穆时英曾经来过香港，据老哥哥卜少夫的《无梯楼杂笔》，有这样的描述——“一九三八年春季，我们这一批朋友先后从上海撤退到香港。我们所安顿的地方是西环太白台，聚居在那里的，先后有张光宇、张正宇、戴望舒、但杜宇、杜衡、叶灵凤、杨纪、鸥外鸥、袁水拍、徐迟、王道源、丁聪、朱旭华、陈娟娟、冯亦代、鲁少飞等。穆时英那时也从九龙城搬来了……我认识穆时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时香港的文化界活跃起来了，以我们这批人为中心，最具体的组织，是每周一次的文艺座谈会……穆时英的生活也宽裕而安定下来。他先是编《世界展望》，以后入《中国晚报》编副刊，最后入《星岛日报》编娱乐版。后来穆时英到上海去了，是为了做影片的生意。再一星期，他留港的母亲、妻子和弟弟，不声不响悄悄地举家去沪了。又过些时，穆时英写信给香港新闻界的朋友，请他们到上海去办报。说现在只缺少人手，钱不成问题。极尽利诱之能事，朋友们都一笑置之。这证明他出卖了他的民族国家，和大多数同胞，成为汉奸汪精卫的小爪牙了。”

一九三九年，穆时英当上汪伪政府辖下《国民新闻》社长，并且利用《中华日报》大力宣传崇日文化。依照卜少夫的说法，这时候，穆时英已彻头彻尾成了汉奸一名，这便有了文章开首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刺杀行动。那么，穆时英是否真的是汉奸呢？时光荏苒，要到一九七二年，香港司马长风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一书，才为穆时英洗刷了耻辱的汉奸之名。

司马长风还历史真相

司马长风根据刊登在七二年《掌故》月？第十期的一篇名曰《邻笛山阳——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文章辩诬。作者康裔自称是中统特务，乃陈立夫亲戚，受上级徐恩曾之命召穆时英回上海当汪伪报章社长，权充卧底，向中统提供情报。而军统方面却误以为穆时英是汉奸，遂暗杀之。事情发生后，由于中统和军统素不和，而自身势力不如军统，只好哑忍。于是穆时英背上汉奸骂名，含冤而逝。蒙古汉子司马长风一生正义，经过跟康裔通电、面谈，确认康裔的说法，撰文为穆时英洗冤，奈何其时穆时英墓木早拱。正是：魂淹泉下难阖眼，墓草遥牵荒漠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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