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互嵌村落景观格局演变研究—以循化县科哇片区为例

学术论坛

内容导读：青海省循化县位于甘青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历史上长期的族群互动，形成众多民族互嵌村落。本文通过田野调查，GIS空间分析，空间句法等方法，首先对县内地缘要道上的典型民族互嵌型村落的形成背景进行梳理；其次聚焦民族互嵌村落（科哇片区），梳理景观格局历史演变，分析景观格局特征；最后归纳传统景观格局背后的形成机制。本文研究试图为创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路径以及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提供学术参考。

文/贾敬平 崔文河

前 言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调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加快民族交流的进程，同时也影响到族群空间的发展，但相关研究在人居空间方面还未深入开展。从景观格局上来讲，民族互嵌村落并不囿于简单的民族散居或混居村落，而是形成各民族间有机互动的交错散居的空间结构。在民族互嵌村落中千百年的景观格局演变中各民族长期相互流动、交往形成和谐共居的生存经验。

青海省循化县东西连接甘青两省，南北贯通河湟城乡和甘青南部牧区的重要枢纽，是甘青交汇，农牧交接，农商交集的重要区域。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此实现不同民族的有机互动和良性交往，形成众多民族互嵌村落。本文选取县内地缘要道上的典型民族互嵌型村落，它们以古城为雏形，随着历史发展、朝代更迭、经济变革互通、多民族文化的涌入，形成城村并置的民族互嵌型村落，这些村落从古至今一直处在民族交往的最前沿，是族群互动空间的典型代表。本文深入发掘民族互嵌村落传统景观格局背后的族群和谐共生的形成机制，为日后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提升提供重要依据及参考。

一、民族互嵌村落的形成背景

本文对循化县民族互嵌村落进行筛选，选取位于地缘要道上的6个村落分别为红光村，积石镇老城区，下庄村，拉兄村，科哇片区，起台堡村。本章节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对6个村落的形成背景进行梳理。

1.甘青交界，农牧接壤——村落的产生

循化县位于甘青交界处，黄河中段流经于此。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境内形成两大甘青往来的主流要道：临夏—循化；兰州—循化。两大主流要道的形成，促使在县内沿要道建制一些古城，以此屯垦戍边。这些古城随时间演变成为现在的民族互嵌村落，它们是民族走廊上各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最为频繁的点位。本节结合地缘要道的位置对这6个村落的选址进行梳理。

（1）临夏—循化，途径拉兄村，科哇片区，起台堡村。拉兄村位于牛犊山南侧，是进入高原第一大驿站的节点；科哇片区，从片区通过与县内藏区进行茶马贸易重要关口；起台堡村，是甘肃牧区进入循化境内的关口。科哇片区和起台堡村位于起台河流经的第一台地与第二台地上。这三个村落所处的位置形成了良好的观察视野。位于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带，兼具两种用地性质，进而更加促进民族之间的往来互通。

（2）兰州—循化，途径红光村，积石镇老城区和下庄村，依黄河而建。红光村与下庄村是循化县的出入关口，为增强防御性，选址更倾向于选在多山的区域处，对视线有所阻碍。积石镇老城区作为县域都城除防御外，更多考虑到商贸，生产，生活等方面，更注重流通性因此选址更为开阔。城址建于黄河附近，来往的民族必然是更为频繁的。（图1、2)

图 1 循化县内的地缘要道

图 2 循化县内的地缘要道

2.驿站商贸，族群战争——民族涌入

村落的形成不仅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同时也离不开族群的不断涌入。在循化县地区族群涌入的主流时期为唐朝时期与元朝时期。

（1）唐朝时期，循化境内出现河南东道，河南道受唐前中期唐蕃古道的影响而逐渐兴起，同时游牧经济倚重商业贸易，吐谷浑以国际商贸立国也使得河南道开始发展。该线路与起台堡村相遇，往北至科哇片区,因片区向北有黄河，河面甚宽不宜渡过，进而古代交通改而向西至群科古城，途径拉兄村，红光村，致使所流经的区域民族交往更为频繁。

（2）撒拉族先民于元朝时期东迁。受到蒙古人西征的影响，撒拉族先民东迁经过天山北路、吐鲁番，进嘉峪关，到宁夏，再东南行至天水， 折而西返，到甘谷，又到临潭，经拉卜楞进入夏河县的甘家滩。随后部分人从甘家滩朝西北行，进入循化的夕昌沟，又跨过孟达山，上了乌土斯山。这条线路经过藏，土，回，汉，东乡，保安等多个民族，同时也是撒拉族群涌入循化的顶峰时期。

二、科哇片区景观格局历史演变

本文选取位于地缘要道的民族互嵌村落—科哇片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从唐朝至今，划分四个发展阶段，对科哇片区整体聚落空间演变进行梳理。

1.初期生成：唐朝前期

根据查阅古籍史料，科哇古城于公元631年建置在科哇片区。公元641年河南道兴起，科哇片区茶马古道产生。该区域在唐朝位于甘肃与吐谷浑的交界处，在区域的西侧为古羌族聚居，再加上古道的兴盛，促使着中原文化与当时在此聚居的古羌族出现了族群交融。

2.初期发展：宋元时期

宋初期，科哇古城沿用。宋元时期，河南道继续发展，茶马古道依然留存。此时，科哇片区的归属地为吐蕃管辖。元朝时期，成吉思汗西征，撒拉族东迁。但在科哇片区依然只有一些古羌族聚居之地，主要为蒙古族和藏族，此时由宣政院管辖。

3.中期发展：明清时期

明朝时期，汉藏茶马贸易逐渐兴盛，古道得到发展。在片区内出现朱格村和上科哇村，由撒拉族建置。清朝时期，茶马古道依然兴盛，上科哇村进行周边迁移，形成了苏呼沙村。三个村子以清真寺为中心向周边扩张，农田面积也随之增加，道路开始增设。村落景观格局以撒拉族为主导，藏、汉两族融入其中。明清时期的管辖范围也从陕西转化为甘肃，而片区的西侧夕昌藏族也由撒拉族管辖，因当时社会动乱，两族间互帮互助，维护各族的文化建筑，使得两族间的交往十分频繁。

4.后期定型：民国至今

随时间推移，科哇片区至今容纳了7个村落。分别为朱格村，上科哇村，下科哇村，条井村，九家坪，苏呼沙村，江布日村。由于人口的增加，农田需求增大，在1960年开始，对古城内部进行开垦，古城内部格局破坏，边界逐渐消亡。2014年，九家坪开始出现，2016年建设高速公路，古城边界遭受破坏。自2017年后发展至今，无明显变化。族群交往形成为科哇撒拉族和夕昌藏族的互通模式。两族间一直处在同一管辖区，并在生活和交通上都有一定程度上的流通。（图3）

图 3 村落景观格局历史演化图

三、民族互嵌村落景观格局特征分析

通过对科哇片区演变发展后的景观格局进行分析，总结出在聚落，建筑和空间行径这三个方面的空间特征上，具有族群聚居格局相互嵌入、族群营建智慧的融汇发展，族群交往路径延续的特点。

1.聚落形态：族群聚居格局相互嵌入

从各时期的科哇片区的演变来看，该区域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形态上变化相对稳定。科哇片区位于夕昌河与起台河交汇的三角台地上，南北两侧由尕拉山与古伟山相夹，山势向西逐渐收束。从聚落所处位置来看，位于河谷地带，可借用周边河水以及山体雨水汇聚在此农耕，致使该地以撒拉族聚居为主。从聚落本身的形制来看，三角形的聚落空间形态成为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因此在科哇片区周边不仅由撒拉族聚居，在其西侧有藏族聚居，东侧有汉族聚居。进而可以看出科哇片区特殊的聚落形态，促使着不同民族相互嵌入，并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特征。（图4）

图 4 科哇片区现形聚落格局分析

2.宗教建筑：族群营建智慧的融汇发展

科哇片区经过千百年的演变历程，不仅在聚落形态上形成各民族相互嵌入，在宗教建筑中也汲取着各族优秀营建技艺，体现着民族间相互融入。本文将撒拉族科哇清真寺与中原内地的回族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和青海藏传佛教塔尔寺中宗喀巴建筑群进行对比，探究民族地区与中原内地中少数民族宗教建筑营建上的融合发展。①整体布局，朝向坐西向东，并吸纳汉式四合院式的布局为主。②建筑营建，礼拜殿为科哇清真寺主殿，该建筑屋顶后窑殿使用庑殿顶，正殿为歇山顶，两者垂直相交的组合方式。③细部装饰，首先为院门，建筑门饰都带有四合院和地方“庄廓”的特色。其次，建筑院墙大量使用“河州砖雕”，是回族的传统技艺。最后，屋脊与建筑内部装饰，伊斯兰教义禁止将人神化或将神人格化，科哇清真寺的屋脊装饰多使用几何纹样，文字纹样和植物纹样，与西安化觉巷清真寺一样，同样受到中原地区传统建筑的影响也会加入祥禽瑞兽的装饰。同时，科哇清真寺的建筑内部绘画与塔尔寺十分相像，都采用大量藏式色彩。通过上述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在总体布局，平面形式以及细部装饰等都反映了汉，藏，回，撒拉民族间营建智慧的融合。（表1）

表 1 科哇清真寺与其他民族建筑特征

3.空间行径：族群交往路径的延续

本小节通过运用空间句法，对科哇片区内部的村落格局发展以及民族的交往路径进行解读.民族交往的行径受空间结构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空间句法首先对科哇片区的内部村落格局进行分析。通过使用dethmap，结合全局整合度与局部整合度得出的散点图—可理解度，根据句法理论，R2值在0.5到0.7之间时表示空间可理解度较好，当R2值大于0.7时空间可理解度则为极好。科哇片区的可理解度R2值大约为0.26，小于0.5，说明科哇片区至今的景观格局依然保留着古城格局中所带有的防御性质。科哇片区千百年来的景观格局演变一直保留着传统村落肌理，这对当地的族群交往十分有利。（图5-3）

图 5 接近度，穿行度，可理解度

其次聚焦到科哇片区民族交往行径。本文以科哇片区为中心3公里作为辐射半径绘制线段模型。通过GIS中sDNA对其线段模型进行计算得出接近度和穿行度。从全局接近度来看，科哇片区东侧的接近度很高，是人流聚集的地方，是吸纳周边藏族，撒拉族以及汉族的主要区域。为了更近一步证明，将接近度数据通过GIS中空间自相关以及核密度运算，得出的全局莫兰指数和核密度分析图，可以看出科哇片区是民族交往的核心区，并与周边民族区域在空间上的依赖程度很高。（图5-1、6、7）从全局穿行度可以看出，科哇片区与西侧藏族之间的通达程度高于其他周边区域。结合实地调研也可证实这一点，西侧藏族位于高海拔区域，以游牧为生，相对科哇片区来说会更为封闭。日常的交通往来也是通过穿行度最高的线路与外界相联系，结合poi兴趣点进行全局整和度分析，绘制族群流动行径，发现满足西侧藏族的日常生活需求是必须要经过科哇撒拉族的，有着明显的空间互动。（图5-2、8）

图 6 全局莫兰指数 图 7 核密度分析 图 8 poi整合度分析

四、景观格局中和谐共生的形成机制

形成机制受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本文将地理空间特性归纳为带，族群公共空间交往归纳为点，进行形成机制的研究，并概括为以下三点。

1.农牧用地边缘带，族群交往的互联点

从地理位置来看，该区域位于河谷与高原的过渡地带，是农耕和游牧的衔接处，兼具放牧与耕种两种农业活动，藏族居于高原地区，以游牧为生，撒拉族和汉族多居于河谷和平原地带，以农耕为主，为了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使得周边族群在此聚集，成为族群交往的互联点。

2.空间特性缓冲带，族群互通的平衡点

科哇片区从聚落形态来看，受三角台地影响，形态从东向西逐渐收束。整体空间感知上是从开放逐渐走向封闭。结合整合度可以看出，以科哇片区向西集聚程度越低，向东集聚程度越高，集聚程度越高的空间越适合做为商业空间使用，集聚程度越低的空间可以保留传统农业，这体现出该区域对产业类型容纳度高，并形成产业互补的状态。

3.空间增设关联带，族群往来的汇聚点

城乡建设不断发展，在村落空间中也在不断增设新的空间，科哇片区中学校，商铺，广场等新型功能空间的增设，成为了促使族群之间往来的重要因素。通过poi兴趣点结合整合度的分析，虽然poi的整合度最高的位于科哇片区东侧1公里左右，但结合穿行度来看，夕昌藏族如果满足于族群的日常需求必须是要经过科哇撒拉族，并与周边的汉族也有所交汇。因此从新型功能空间的增设位置来看，既尊重了空间本身的特性又满足了族群生活的日常需求，促使民族在此汇聚。

五、结语

自2014年以来，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相关政策并引发了一些学科的研究。但目前缺少从人居空间角度开展的研究。重视该研究的开展有助于多民族地区人居环境和谐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本文通过对位于交通要道上的民族互嵌村落—科哇片区村落景观格局的研究，发掘族群和谐共生的形成机制，这些机制体现着纽带作用、平衡作用、互通作用和融汇作用，是千百年来，各民族间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凝练出的和谐共居的生存经验。发掘和谐共生的形成机制有助于优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路径，为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提供学术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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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贾敬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崔文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本文入编《中国民族建筑学术论文特辑2023》）

中国民族建筑学术论文特辑2023

2023年，经过征集和专家组评议筛选及推荐，研究会选出57篇优秀论文收录《中国民族建筑学术论文特辑2023》中，已于2023年10月正式出版，并被中国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和中国知网收录。同时，研究会还向《建筑遗产》《南方建筑》《华中建筑》等期刊推荐了优秀论文，供这些核心期刊遴选使用。

（本文经作者授权，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信息宣传部整理、编辑，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