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日本经济给中国的真正教训

导读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最新经济展望显示，以美元计算，日本2023年的名义GDP将低于德国，跌至世界第4位。

对此，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在记者会上回应称，日本的经济增长潜力下降或低迷是事实，通货紧缩的背景下也有汇率的影响，如何创造不断增长的经济是当下的课题。

日本经济界分析普遍认为，日本的名义GDP被德国反超，主要是由于近期日元贬值和德国的高通胀，也反映了日本经济的长期疲软。

正文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认为，“将日本经济在世界排名后退的原因归罪于汇率，这样的分析站不住脚。”进入21世纪以来，日元汇率从2000年的107.77日元对1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79.79日元，之后下滑到2022年的131.50日元。日元汇率在变，但日本经济规模在世界占比逐渐下滑的趋势未变。“2012年是日元汇率最高的一年，当年日本GDP为6.27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8.34%，比2022年要高，但和1989年的15.45%比，已经接近腰斩，减弱态势非常明显。”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津上俊哉则用德国、日本、韩国的人均GDP进行了比较：2022年德国人均GDP是日本的1.4倍，韩国是日本的0.95倍。而2012年，日本人均GDP是德国的1.1倍，是韩国的1.9倍。“十年间，日本人均GDP排名从第13位跌至27位。即使去掉汇率因素，日本经济停滞现象还是很明显。所以，德国GDP超过日本不只是日元大幅贬值的因素造成的。”

前段时间，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辜朝明曾在东京见证日本经济大衰退的全过程，并从中发现经济失去动力的原因——企业不约而同地试图修复资产负债表，使得资金都“冻结”在了银行里。为了保持经济活力，政府就必须施行持续的财政刺激政策。

但是这真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吗？一般来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最多持续几年，即使是美国的“大萧条”也只是持续了十年左右，而日本的经济低迷持续了三十年。九十年代初，日本的人均GDP一度超过美国。当时日本拥有一大批如索尼，松下，日立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但是如今呢，全球前二十的科技公司几乎都是美国和中国的公司，日本公司几乎集体消失了，人均GDP也被美国远远抛在后面。所以要了解日本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必须去深挖为什么日本企业在过去三十年的创新能力忽然就停滞了，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于落后于日本和韩国。而日本创新力的拐点和日本年轻人口增长拐点的几乎是同步的，这并不是巧合。

20世纪50—80年代，日本的经济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具活力的。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日本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8%。日本公司成长迅速，在诸如电子工业、自动化以及工业设备等很多领域中都是创新的领导者。1990年，在国家竞争力的世界排名中，日本高居榜首，而且日本的人均GDP也超过了美国。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的人口开始急剧老龄化，日本的经济命运也迅速反转。创新的引擎很快失去了动力，最具创新精神的日本公司几乎都开始变得迟缓和保守。最初在半导体行业中，紧接着就是软件和通信行业，最后在遗传学领域，日本公司被来自美国和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韩国）的公司赶超。2008年，在最具竞争力国家的排名中，日本掉到了第20位。

有人说，日本现在仍然是发达国家，2022年人均GDP达到3.38万美元，经济也不算差吧？

但事实上，1990年代初，日本的人均GDP一度超过美国。虽然日本2022年人均GDP达到3.38万美元，但美国人均GDP达到7.6万美元，可见，日本人均GDP已不到美国的一半。而且，由于日本高科技和创新力的衰落，从长期来看，日本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比重将继续下降。

从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不但德国GDP在今年会超过日本，甚至印度GDP也很可能在2030年之前超过日本。近年来，印度GDP增长率居于世界各国前列。2023年第三季度，印度GDP同比增长7.6％，是各大国中经济增速最高的。

2022年印度GDP已经超过其前宗主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根据印度国家银行在2022年9月的预测，印度GDP将在2027年超过德国，到202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届时，日本GDP将跌到世界第五。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是老龄化和年轻人减少引起的创新力衰退

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归咎于汇率问题或资产负债表衰退，都是错误的解读，只能解释短期衰退不能解释长期衰退。没有投资不是负债太多而是没有需求，没有需求是因为创新力衰退。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不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只出现了很短暂的婴儿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率迅速下降。同时，日本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富裕起来。当日本的人均收入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5000美元时，其生育率跌至更替水平以下。当20世纪80年代人均收入达到10000美元时，日本的生育率下降到了1.6左右。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5，近年来下降到1.3。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低生育率导致日本的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65岁以上的老人从20世纪70年代占总人口的7%，增加到了2022年时的29.9%。

随着劳动力的老龄化，一家典型日本公司的员工年龄分布往往是这样的：年龄为40～50岁的员工数量，远多于20多岁和30多岁的员工数量。通常情况下，日本企业在考虑给员工晋级的时候会论资排辈。当中年甚至更为年长的员工人数在公司中占据多数时，年轻员工的晋升就会放慢。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企业中经理人的年龄越来越大。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中32%的经理年龄在35岁以下，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只有不到16%的经理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再来看看部门主管的年龄构成：20世纪70年代，25%的部门主管年龄在45岁以下，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只有8%的部门主管的年龄低于45岁。企业中，初级管理层中的年轻人比例比整个公司的年轻人比例下降得更快，高级管理层中的年轻人占比要比初级管理层中的年轻人占比下降得更快。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管理层的晋升或多或少与资历有关，因此在管理层的年龄构成中，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会被放大。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企业的管理层变得越来越老时，他们倾向于让晋升标准变得更保守、更重资历，从而保护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因此，日本的年轻劳动者只能占据较低的职位，管理经验较少，财务资本和社会资本也都很少，造成其创业和创新能力低下。

大多数人的认知能力在30～50岁时达到顶峰，学习能力在20多岁时最强，因此年轻人在学习新技能和适应新环境方面表现得更好。而提出创造性经营理念和经营创业公司所必需的知识技能，通常需要从经验中获得。因此，最好的创业年龄在25～35岁。因为这一年龄段的人已经积累了一些知识和经验，也仍然保有开放的心态，并且愿意去冒风险。

在高科技产业如软件和互联网行业中，初创公司至关重要。在美国的十强企业中，有六家是在近40年内创立的，而在日本，没有一家是在近 40 年内成立的。

美国十大高科技公司中的七大公司的创始人至今仍然健在。他们创办公司的平均年龄是28岁。比尔·盖茨创立微软公司时，年仅20岁；莱昂纳多·波萨克创立思科公司时，年仅33岁；拉里·埃里森创立甲骨文公司时，年仅32岁；拉里·佩奇创立字母表公司时，年仅24岁；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创立戴尔公司时，年仅22岁。另外，已故的史蒂夫·乔布斯在 21 岁时创立了苹果公司。

这些公司在过去的 30 年里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相当于美国 GDP 总量的 10% 以上。美国经济的卓越表现，可以说主要得益于高新技术企业。

然而，在过去30年里，日本公司的价值却并没有增长多少。我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日本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大都由跨国公司或大型财团的专业经理人来掌管运营。例如，日本最大的搜索引擎是谷歌日本公司，最大的门户网站和拍卖网站是雅虎日本公司，而最大的社交网站line原本是一家韩国公司的子公司。相较而言，在美国、中国甚至韩国，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是由当地的年轻企业家所创办的。这是日本缺乏创业精神的另一个证据。

日本不仅仅缺乏创业企业，即使是曾经领先的老牌企业，在与美国企业的竞争中也表现得行动迟缓，决策僵化。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的老龄化与僵化的晋升制度相结合，削弱了日本企业的活力，导致它们在与美国年轻公司的创新竞争中落败。例如，日本企业曾经一度主导世界的半导体产业。20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拥有世界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日本电气公司（NEC）和东芝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半导体公司。世界十大半导体公司中有一半都来自日本。然而，20年之后，世界十大半导体公司中只有两家公司来自日本。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家公司分别是英特尔公司和来自韩国的三星公司。日本公司衰败的原因是，半导体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重大创新。英特尔公司抓住了个人电脑领域中微型处理器的机会，三星公司则占领了个人电脑领域中的内存芯片市场。相比之下，日本公司对新机遇的反应非常缓慢，它们继续专注于对大型机芯片的完善，却没有转换到个人电脑市场。结果，日本公司输给了美国和韩国的竞争对手。

另一个例子是软件行业。美国和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许多专注于ERP（企业资源计划）的软件公司。ERP是指帮助大型制造企业管理其业务的软件。领先的ERP软件制造商甲骨文公司和SAP（思爱普）公司，已经进入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之列。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制造企业，可是，为什么没有出现一家日本的全球ERP软件公司呢？原因在于，与美国公司相比，日本公司在采用新的IT技术方面非常缓慢。ERP软件的普及水平只有其他发达国家水平的一半，甚至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公司都要低很多。一项调查研究了日本公司应用ERP软件水平低的原因：日本的管理层对信息技术的认识水平比较低，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现有的业务流程。采用IT技术的滞后，与日本高管人员的保守心态有关，毕竟这些高管人员比其美国同行的年龄大得多。

日本的其他高科技产业，如互联网和通信设备，在适应新的IT技术方面也非常迟缓。总体而言，日本不仅缺乏新的创业公司，而且现有公司也变得思想保守、行动缓慢、流程僵化。当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步伐加快的时候，年长的日本高管人员就很难跟上了。

有人说：年轻人少了，难道不是让年轻人有更多机会吗？

事实上，年轻人少了，社会缺乏活力，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和注意力投向老年人，老年人的话语权上升，年轻人反而更没有机会。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公共政策会趋于保守和短视，年轻人的利益则被边缘化。近30年来，日本许多年轻人早就“躺平”了，他们不婚不育，使得日本的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减少了，好的就业机会也会减少，为了竞争好的就业机会，教育也会更加内卷。

日本退休老人所享有的福利和权益，让全世界都羡慕不已。退休后，日本员工可以领取原来工资的70%，远高于年轻员工的工资。政府通过税收和福利制度的设计，将本应属于年轻人的一大笔收入转移给了老年人，难怪日本被认为是老年人的天堂。

把年轻人的收入转移给老年人并非一定不公平，因为最终每个年轻人都会变老。然而，就像当老年人占据更多的管理岗位后，公司就会变得不那么具有创新精神一样，当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力时，政府和整个社会都会变得更加保守，日本的政治家也采取了更加保守的经济政策。20世纪90年代，当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时，政府采取了零利率政策。这是一种非常保守的做法，使得那些管理不善的银行或企业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不允许这些低生产率的企业倒闭，从而使得创新和创业所需的能量得以释放。这一政策选择也可能与劳动力的老龄化有关。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22年日本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48.7岁，中国为38.5岁，美国为37.9岁，印度为27.9岁。如果政府允许这些企业倒闭，与一个30多岁的劳动者相比，一个40多岁的劳动者被解雇后学习新技能和找到新工作都要困难得多。让这些低生产率的企业得以生存，也许是日本政府做出的正确选择，毕竟中老年雇员的调整成本实在太大了。

出于类似的原因，日本政府在移民政策上也过于保守。由于日本政府过于关注公共资源的短期负担或吸收移民的短期痛苦，日本的移民政策过去一直非常保守，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步开放。但是同样地，从控制选票的老年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因为老年人通常只关心短期利益（在他们在世的那一段时间内）。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公共政策会趋于保守和短视，年轻人的利益则被边缘化，因为他们本就在政治的边缘。

年轻人的边缘化，对结婚和生育率也有负面影响。为了省钱，更多年轻人不得不和父母一起生活。有一个词来形容那些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年轻人，即“食草男”。这些“食草男”通常只有临时的工作或没有工作，在经济上主要依赖父母。因为职业前景暗淡，他们既没有努力工作的动力，也没有追求婚姻伴侣的动力。他们通常是妈妈的宝宝，不怎么做家务，显然对于女性也没有吸引力。据一本叫作《“食草男”正在改变日本》的畅销书估计，在20～34岁的日本男性中，有2/3是“食草男”，按照传统的标准，日本女性越来越难以找到合适的丈夫，因此，许多日本女性仍然单身。近年来，所有年龄段的日本单身女性比例都在迅速增加。在30～34岁的年龄组中，单身女性的比例从1985年的10%上升至2015年的35%，她们中的许多人将终生不会结婚。晚婚或不婚进一步加剧了低生育率的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比日本更低，急需出台发钱生娃政策

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3》的数据，2022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05，仅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从2017至2023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已经连续七年下降。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只有902万，生育率只有1.0左右。

那么，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与日本有什么不同？至少有两点不同：第一，人均GDP不同。2009年日本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人均GDP为4.13万美元；而2022年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人均GDP只有1.27万美元，约相当于2009年日本的三分之一。第二，生育率不同。2009年日本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总和生育率为1.37；而2022年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总和生育率只有1.05。 可见，中国和日本在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中国的生育率和人均GDP都比日本更低，将来的低生育率问题也将比日本更严重。

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如果没有出台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出生人口将在2025年跌破800万，2027年跌破700万，到2050年降至493万。中国现在的出生人口不到印度的一半，到本世纪中叶只有印度的1/3，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1/4。按此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2056年被美国反超，到2100年只有美国的2/3左右。现在中国总人口还达到美国的四倍多，可出生人口却将在两代人后被美国反超，可见人口衰竭之快。在年龄结构方面，预计205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32.5%，比现在日本老龄化程度更高。

如果没有出台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到11.7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4.79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7%降至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0.9%。按此趋势，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将在100年内丧失殆尽。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人口惯性，总人口的萎缩会滞后于出生人口的萎缩，因而不能及时反映人口衰减的严峻性，及其对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

在经济方面，目前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已经投资过剩。那么中国经济还有什么可以投资的地方吗？当然有，那就是人力资源，而且目标首先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质量。

中国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国际普遍规律性的原因，例如受教育程度提高、年轻人追求个人的独立享受等等，但也包括国内特殊的原因，比如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过高，房价收入比过高、托儿所奇缺等因素。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的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

因此，要提高生育率，就需要减轻育龄家庭的生育成本，而发放育儿补贴，就是降低生育成本最主要也最直接的方式。目前已经可以看到，自放开三孩政策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出台或拟出台生育或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各自拿出了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但目前看，现有的补贴力度也只是杯水车薪，也远低于国际水平。

我们针对生育补贴所提出的具体方案建议是：针对家庭按照孩子数量发放，给有孩家庭每月1000-6000元。比如可以一孩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补贴3000元，三孩家庭补贴6000元。按上述补贴计算，即一孩家庭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平均每孩补贴1500元，三孩家庭平均每孩补贴2000元。按此计算，每年大约需要提供1-3万亿左右的补贴。

有人说：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还需要这么多人口吗？

事实上，在科技和文化创新产业里，顶尖的创新人才是关键。人口大国的人才池子大，顶尖的人才就会多。还有市场规模大，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研发和创新的人员。所以人才和市场规模是国家创新产业的竞争力的保障。创新产业的特点是，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但边际成本却很低。人口大国往往能够仰仗其市场规模承受巨额投入的成本，并且依靠庞大人才资源形成产业和科技创新的集群，从而在新兴领域率先实现产业化，然后将商业模式迅速复制到其他国家。美国的创新产业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就是得益于其发达国家里最大的人口规模。所以中国虽然人均收入还远低于美国，但是得益于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人口规模，其科技创新的竞争力已经紧追其后。甚至在美国贸易战和卡脖子的打压下，仍然能够应对自如。试想如果中国的人才和市场规模，按照每代人减半的速度萎缩的话，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尤其在不友好的外部环境的抗打压能力就会弱很多。

结论

由于日本长期的低生育率，其人口规模和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恶化；创业和创新活力的缺失，使得日本在高科技创新的竞争中被美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击败。老龄化社会的影响会自我强化，因为相对庞大的老年人占据公司的高级管理职位，年轻人晋升速度和创业活力下降。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归咎于汇率问题或资产负债表衰退，这是误读日本经济的问题，可能忽视了更加本质的低生育率问题。虽然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够起短期的作用，但长期无助于解决低生育率引起的创新力不足和投资需求问题。

中国要避免重蹈日本经济的覆辙，需要出台大力支持生育的政策以提高生育率。虽然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但是短期正面临人口和投资的双重下行压力，在基建、房地产、制造业产能等方面的投资已趋于饱和，而且对未来人口快速下降的预期，也抑制了房地产等行业投资需求。要想缓解这些问题，我们的建议是给有孩子的家庭发钱。此举可以减轻育龄家庭的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实现提升生育率的目标，这其实是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投入，也是回报最好的投资。短期可以扩大消费和提振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长远来看，也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

另请关注我最近发表的三篇解读2023年中国人口数据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