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在红楼最高层（代序）

• 本书试图以纯粹古典诗词的语言展开对《红楼梦》的相关研究，用36首七律来评点及补缀这本迷一样的天书，这是百年红学的初次尝试。

若论中国文化的“四柱八字”，窃以为可提炼为“土魂、玉骨、莲心、诗灵”。而《红楼梦》，可谓其中“诗灵”之文本的最高呈现。

汉语文化最具魅力的体现之一，就是诗学生成及文学建构。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诗学精神，在小说这一体裁中也有相应的表达。从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国传统小说不断实践着将诗词曲赋引入叙事文本。诗歌的抒情性使得小说在追求故事性的同时具备了汉语言独有的艺术性，这样的一种诗性传统在《红楼梦》中达到了巅峰。

有“当代红学第一人”之称的周汝昌先生，著有《红楼十二层》一书，我们这里转借过来，以“诗灵”作为《红楼梦》文化的审美坐标及最高层定位。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其实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祭祀敬礼——既致敬古圣先贤的文脉加持，又致敬自己笔下的众女儿，更致敬承载着中华万古诗灵的厚土玉骨。

文学史不但是文学自身的历史，还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史。“诗”一度是国人最醒目的精神生活呈现——如唐朝因国力强盛，它的文明形态就浑然天成地带有引吭高歌的豪情和骨气。

启功先生对此曾有一段经典概括：“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朝的诗是嚷出来的，宋朝的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笔者不才，学步于先贤，尝试进一步将之拓展成——

三代前的诗意，是淌出来的；

三代的诗意，是长出来的；

汉唐的诗意，是嚷出来的；

宋明的诗意，是想出来的；

清以后的诗意，是仿出来的；

当代的诗意，是赏出来的……

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上，诗学就是哲学，哲学也是诗学。遗憾的是，西学东渐以来，本来活泼泼的汉语诗学、哲学、美学等统统被纳入僵硬的分科之学，培养出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所谓“专业工作者”。而那些关乎生命本体的学问，被迫变成智力化、概念化、圈子化的学术游戏。

更加令人感到危机的是，当代文化艺术已经从最纯粹的审美表达、人类情感的本质显发与人类思想的升维追求，变成了一种可以流水线生产的“文化商品”。这种“文化工业化”不再是以追求真善美、展现思想、探索自由为目的，而是要满足“文化资本”的增值需求。

针对《红楼梦》及其相关文化解读，我们最在意的是一个民族审美力的不断降级、创造力的不断衰竭。所以，在这个信息网络化的自媒体时代，我们更需要为越发隐匿退场的中华千年诗灵“招魂”。

所谓“学者”，应该是“诗人”与“学人”的合体；所谓“学问”，应该是学人之情性与学术之理性的互激显发。20世纪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以王国维为代表，个个都有个性、有意气、有偏嗜，其卓尔不群的才情与学问无间契合、相浃相渍。稍后者，则如陈寅恪、钱钟书这一辈，仍能勉强合诗人与学人为一。无奈之后诗人与学人越发分途而“隔行如山”，导致学林中学人满街走而诗人稀缺至若有实无。其研究性文章堆积如山而文字渐如木舌瓦羹，做学问竟像在工厂里制造论文了。所谓“学术成果”，不过以标准化为严谨、以无观点为客观、以炒冷饭为课题、以注来注去为本领、以不知所云为深刻、以文句隔涩为时髦……而且文章越写越长，要点其实片言可了；倒是书本越摸越少，因为资料检索越来越便捷。是故才情渐漓之后，学力便不可避免地疲软退化矣。

哀哉！那个博雅的时代，如流水落花般逐渐逝去了。俞平伯等寥寥几位红学家正处在这个逝波的尾端。而后，随着“人文学科”作为一种严格范式的研究性科学垄断话语权，作为诗意言说的“红学”很可能会隐入历史的尘埃。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红学作品，能够以中国式的纯古典诗词语言来写作，因为汉语的书写本身就是提升研究水平的最高效捷径。还是那句话：如果诗词的感悟力或创作力不足，就不可能解读、研究、续补好《红楼梦》。

《红楼梦》的诗性文风，与其他古典小说一个本质的差别，便是这些夹杂在小说章节里的诗歌谣谚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或是文人的游戏笔墨，而是作者刻画人物和故事情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无不喻指隐含着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既是人物抒发情感的需要，同时也有推动情节发展的特殊功能。因此，读者不能等闲视之。

叶嘉莹先生说：“诗之为用，是使读诗的人有一种生生不已的，富于兴发感动的不死的心灵。”

汉语即使不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也一定是最美的语言之一；《红楼梦》即使不是汉文学最美的著作，也一定是最美的著作之一。读《红楼梦》，首先要与那些优美的语言发生深层次的连接。以一颗“诗眼”去看《红楼梦》，就会发现作者不折不扣是一位“诗人艺术家”，他以灵慧妙心，搭建出一座无比繁复的文字迷宫，并且坐在迷宫的中心静候读者的到来。读红楼最大的欢喜，不啻是在揣摩曹雪芹的“诗意文心”中熟悉他，最后抵达文本深处那座迷宫小屋，在里面遇见曹公的精魂，于刹那的沉默相对中，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当今时代，欲对《红楼梦》进行相对通透的解读，一个关键的门槛就是解读者必须具备上述“文心诗灵”——一是要懂得哲学宗教；二是要懂得诗，因为诗是文学的精华，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文学通向高远精深的无上法门；三是要具备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学视野，从而能以互鉴参照的方法，找准中国文学的原创性特质和发展脉络。总之，解读者的素质，决定了文本的深度及高度。唯其如此，才能彰显《红楼梦》比天还高的文心、比地还厚的诗灵，才能与曹雪芹产生心灵的感应共振。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西学意义上的专业文学批评，只有文学鉴赏或文学品评。“品”是带有个性化的“自得其乐”的审美体验，品诗品文与品茶品酒一样，所专注者乃其气味声色风度神韵。所谓“以文会心”，虽无标准化的命题或范式，却自有不可言诠的心心相印。

当然，文学品鉴并非毫无规范。中国传统诗艺的美学规范是以“境界为上”，贵乎“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若隐若现，欲露不露……终不许一语道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既栩栩如生地摹形写态，又使读者在吟哦之际体会个中的神情意蕴，且又能呈现出蕴藉委婉的诗家之韵致，这就要求作者有千金不易的工巧与功力。可惜目前红学着眼点日趋狭仄，宛如把《红楼梦》的一字一句放进盘里过秤，全凭自己的心意作星戥，幺秤出人物情节的轻重贵贱，作者的思想大旨及诗文境界，倒放到一边去了……

对汉语传统文本解释学意义上的深度评析及阐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批注式阅读。从诗集到小说，从李善《文选注》的诗文注释，到金圣叹等明清小说批点，虽然文体对象发生着变化，但诗学阐释传统却是一脉相承的。唐代以降的文学阐释，也经历了与西方《圣经》解经学传统相似的路径，辞章训诂逐渐退为次要，而把章法脉络、句法字眼和意象内涵作为主要的阐释对象。

《红楼梦》的叙事言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如河流随风鼓浪，如杨柳因风起舞。其文有“三美”：语言笔调有诗词的韵律美；情节冲突有绘画的层次美；篇章结构有建筑的立体美。难怪各色人等，在品味文本三匝之后，无不似那棵“尚未酬报灌溉之德”的绛珠仙草，总是被“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所笼罩——看来《红楼梦》端得值得历来的高士达人燃灯剔烛直到夜深白首！

鲁迅先生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这五个字来形容《红楼梦》也是贴切不过。曹雪芹充分应用了诗学意象和谐音修辞等方式，把叙事和隐喻的功能相结合，从整篇小说的结构，到每一回的章法脉络，再到一些字句的炼字和句眼，都有着极大的讲究，精致得令人惊叹。这些意象，给红楼增加了诗性色彩，所以《红楼梦》也被不少学者称为“诗性小说”或“诗化小说”。

“诗化”作为“哲学之前”的一种自我拯救方式，必然与审美式救赎发生着深刻的价值关联。《红楼梦》就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审美式救赎”，红学界对《红楼梦》作为诗化文本的“艺术救赎”功能一直缺之深入探析——“诗”可能是当今唯一能与哲学抗衡的最接近宗教本源的思想形态，“诗”可能是在纯粹哲学之外唯一可以享受到的形而上学。只有这样看待诗，《红楼梦》的解读者和续补者才能通过它达到各自的生命救赎。

中国文学很难产生西方意义上的悲剧，其中的原因或许跟汉语的“诗性本质”有关。经过汉语书写的绝望情节，即便无一丝光明的透入，但那种诗性之美，就算是没入黑暗，也会带着一丝婉转的回风。它的委婉就像俞平伯先生所说“怨而不怒”的温和情调。“美”是可以于文字言说之外的独立存在，生命虽然消亡了，但消亡之美的诗意余响尚存，这正是汉语文本“悲剧美”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