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做书的人

编者按：

乐府创办人——涂涂，是一个做书的人，他住在大理和成都，“遇见那里的写作者并把他们的作品变成书的过程”让他觉得幸福。做过的书包括《诗人十四个》《秋园》《讲了一百万次的故事》《风落之光》《种子落在泥土里》等一百多种。

在2024年12月15日，TEDxChengdu在成都东郊记忆·东区超现场举办了2024年度大会，乐府文化创办人涂涂作为主讲人之一，聊了聊志业，道路，和真理。

大家好，我叫涂涂，是一个做书的人。小时候，我痴迷于书，现在，我是一个做了一百多种图书的编辑，我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超过40年，都是和书伴随在一起的。所以我不想用从事出版业这样的词汇来介绍自己，对我来说，做书，不仅仅是职业，它更是我作为一个人的志业。

我想用两个记忆中的时刻，作为志业这个词的注脚，它们都发生在我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看过了不少书，但还不是很懂一本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家那时候住在棚户区，家里有一个堆杂物的小阁楼，有一天我在小阁楼的一个抽屉里，翻到了几本破破烂烂的书，我猜那是我爸爸青春时代的遗迹：一套毛选，一本电工手册，还有一本民国作家蒋光慈的文集。这些书我都看不懂，但打开蒋光慈文集，第一篇小说的名字却深深吸引了我，《少年漂泊者》，这几个字给了我一种道路和远方的感觉，并且从那天开始，就一直镌刻在我的记忆里。另一个时刻，是我在四川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书，是的，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懂得书是由出版社出版的，而且每个出版社出的书很不一样，我那时候很迷恋四川少儿出版社，因为它为孩子们出版了一套100多本的《小图书馆丛书》，我在里面的一本《中国古代笔记文选读》里面遇到了一个句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小小的我被这句话击中了，我至今都还记得当时那种浑身颤栗的感觉，从此我知道了世界上是存在着真理的，在生命的终点之前抵达真理，会是一种幸福。

图片来源于《但是还有书籍2》

中年之后，我开始做书，做着做着，我开始意识到，那些最吸引我的书，都与道路和真理有关，我也开始明白，所谓志业，就是抵达真理的道路，而做书，就是我的那条道路。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我的作者，黄菊，她是学历史地理的，她用了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志业，“沿路行走，直到自己成为道路”，我把她记录道路的文字结集编成了一套书，就叫《沿路行走》，这些文字记录了她问道的经历，也是她成为她自己的旅程。我做了很多这样的书，里面记录的是每一位作者，通过自己的道路去抵达或者尝试抵达真理的努力，或者说，“让我成为我”的过程，这些过程完全不同，但也正因为不同，才会绽放出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一个更伟大恒久传统的，人的力量。

我想把这些人，这些道路，这些力量，这些可能性，讲给你们，也讲给世界。

阿龙

第一个人叫阿龙，他住在大理，一个很破败的老院子里。阿龙的职业是画家，每天晚上，他踩着一双拖鞋，在大理的街头摆一个小摊，画画，一年四季都是如此。他画街市，画猫狗，画村庄里的老人，画院子里一颗小小的南瓜，画万物有灵，画万家灯火。上面这句话，是我为阿龙的书写的腰封文案。在大理曾经有现在也有很多类似生活方式的人，被认为是某种嬉皮士，但阿龙是不同的，他不需要以嬉皮来彰显自我，而是在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里，和万物和人间，发生关系。他穷，但是安宁，在精神上又有那么巨大的富足和稳定，最奇妙的是，他对画笔下的万物有一种特别的温柔，可能因为这温柔，他的画里面，有一种绝对的美。我为阿龙做了一本书，《每个晚上，我都在办画展》，希望在里面呈现出他的温柔，安宁和自足。这本书被评上了当年中国“最美的书”，但这本书似乎并没有给阿龙的生活带来任何的变化，他依然那样，简单的安宁。“一箪食，一瓢羹，回也不改其志”，我觉得孔子说颜回的话，用在阿龙身上特别合适。如果用世俗的标准看，他作为画家一点也不出名，有人可能会认为他是某种失败者，但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里，我想，阿龙是和陶渊明，梵高或者怀斯这些人站在一起的。我相信人类历史里肯定有无数的梵高，最终是否被看见和认同，那是命运的安排，但人走在自己的道路上，不需要命运。

何大草

第二个人叫何大草，他住在成都，是一位作家，纯粹的作家。在作家的身份前面加上纯粹两个字，是因为他几乎只和文学打交道，却几乎不和文学界打交道，这件事情并不容易。而更不容易的是，30年来，他不停地写，几乎每天都写，写了再放下，写了再放下，为的是寻找一种，语言的极境。我相信他找到了一些东西，通过放弃。

何大草用衰年变法，来形容自己六十岁前后的创作，这之前的作品，当然也还是爱和珍惜着的，但它们终归已经是身后的路。而身前的路是怎样的呢，何大草的小说《隐武者》里有一个句子：“麦子和炭火的味道，让入冬的空气新鲜、暖和。何炯焮咬着一管叶子烟，双手揉面，似在微笑。他眼角已带了风霜，脸颊有褶皱，不过，还算是一个年轻的锅盔匠。”我喜欢这个句子，麦子、炭火、烟、锅盔，共同构建出了一个温暖的小世界，冬天、风霜、褶皱，又暗示着暮年。生命的暮年也好，文明的暮年也罢，那些风霜和褶皱很重要，但又不重要，重要的是正因为这些风霜，人们不再年轻，不重要的事，衰年依然可以变法，一个人，依然可以“还算是年轻”。何大草喜欢写历史小说，他写了荆轲，李广，写了王维，李清照，最近又写了唐代的画圣吴道子，他写了他们临终的时刻，这些临终的时刻，构成了某种文明盛世寂灭的气息，然后，吴道子在一个卖肉夹馍的老头身上，看到了至圣先师孔子的样子，他据此创作了孔子的标准像，并一直流传到现在。我想，对何大草来说，这是来自时间的，微暗的火，因为这火，我们在冬天依然可以有微小的暖意，这火一直亮着，他是这一程的护火者。

我做了何大草四本书，《春山》《拳》《隐武者》《刀子和刀子》，还有四本书即将出版，《金桃》《大慈寺》《印红》《如梦令》，对于一个只和文学打交道的作家，做书人的责任，是让他的作品和读者发生关系，我相信，对于孤身探索文学极境的写作者来说，这同样也是一点小小的支持。

阿包

第三个人叫阿包，她住在贵州，是一个文盲。阿包是苗族人，在大山里长大，作为女孩子，她从小就不被允许读书。12岁那年，她自己上山采茶炒茶叶，卖得了两块钱，给自己交了一年的学费，读了小学一年级，但第二年开始，她赚的钱就需要贴补家用，不能再去上学了。阿包是80年代开始进城务工的初代农民工中的一员，是和我们社会进步甚至腾飞完全同时代的底层穷人中的一员，她因为超生被抄了家，出去找工作结果被拐卖到了河北农村，逃出来后又经历了收容遣送，她说自己在收容所最害怕的，是写不好自己的名字，可能就失去了回家的机会。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在最底层的女性，通过做家政，做护工，让自己的两个女儿都读了大学，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夙愿。阿包的故事和乐府最著名的一本书，《秋园》有相似的地方，但《秋园》的作者杨本芬是一个天生的作家，阿包不是，她更像一个讲故事的人，要把自己作为故事，把那些悲苦和超越，讲给孩子们听，讲给全世界听。所以，她用微信里面的语音转文字功能，一段一段把自己的人生讲出来，再把那些文字抄录在笔记本上，用这种方法，写出了一本独一无二的书，就和她独一无二的生命一样。阿包的书名，就叫《阿包》，书的开头是苗族民歌，《伤心的歌》，阿包说，象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也许本来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但她既然来了，就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哪怕是遍体鳞伤的荆棘路，也可以走得高贵，有尊严。

阿包的书是挑战传统出版规则的，也的确曾经被出版社拒绝过，但我在读到书稿的第一天就觉得，这本书必须被出版。你们知道吗，从闰土到福贵，大地上的普通人始终是被看被写的，哪怕是被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书写。而阿包，她自己写了自己，这是一种当事者主权，这种主权，需要被尊重。

图片来源于《但是还有书籍2》

八年的做书生涯里，我做了40多位不同作者的第一本书，也就遇到了40多种不同的人生，40多条通往真理的道路。不知道是不是偶然，这里面的大部分作者，集中在大理和成都两个地方，而且，绝大部分在大理的作者，他们的道路是自己一个人走，有如僧侣，比如在雪山和雪山之间的乔阳，比如把爱情作为修行的宽宽；而在成都，更多作者的道路，似乎更具有社会性，有如火炬，比如在童年美术馆里为孩子们赋权的李杰，比如在老年照护和艺术疗愈领域实践着的全科医生胡冰霜。我想，一个人走也好，与众人同行也罢，通往真理的道路不同，但生命之光，是一样的。

2024做书市集《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展览

三年前，我初到成都，和作者吴为见面讨论她的书《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吴为是摄影艺术家，那时候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对于人生何去何从还没有答案。但是她拒绝了一所大学给出的教职，我问她，你是想当一个艺术家吗？吴为说不，“我只是想成为一个人”。我是一个做书的人，对我来说，做书的过程，让我有成为一个人的感觉，我也希望，我做出的那些书，对于一个人的独立和完整，能有一点小小的帮助。不久前，我做了一本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书，叫做《学会关心》，这是一本反对标准化教育的书，我在这本书的腰封上写了两句话：在冷漠和对抗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学会关心。学会关心，就是学会和这个世界发生链接。说到底，成为一个人，就是在既茫然又温暖的世界里，找到自己那个微茫又坚定的锚点。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