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美军战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军事思想和理论落后于中国

本文是《这才是战争：抗美援朝（第一卷）敌我详情及初战》的第9篇连载，在书中位列第六章 根源在于美军的军事思想和理论。

从第三章起，本书用四个章节讲述美军的军事思想、理论和学说。只有讲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搞清楚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军队，为什么在战争中的表现会是那个样子？

其中从本文起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书最重要的章节之一。

本文前篇：美军的派系和山头斗争

号称世界最强的美军，为什么连弱小国家的军队都打不过？

美国的计划，用核武器炸平俄国

朝鲜战争初期，美军居然打不过朝鲜人民军，这到底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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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根源在于美军的军事思想和理论

美军的军事思想是典型的西方军事思想，又带有深深的美国印记。

要认识战争初期美军的真实战斗力水平，1949年版的《野战条令FM 100-5》是重点考察对象。从战斗条令的角度来说，美军1949年版的FM 100-5似乎已经涵盖方方面面。1954年美军本宁堡步兵学校编写的《韩国的教训》在开篇就认为美军的军事理论是健全的，它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从陆军到排的指挥官，都认为我们的基本理论是健全的。它经受住了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军事素质不同的劲敌的最严峻考验。我们在朝鲜的指挥官重申了我们理论的合理性，”但本宁堡方面被迫承认，“但在应用中存在许多不足。使用该理论的错误技巧可能是由于对其意图的不完全理解。”[1]

实际上，美军的军事理论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对于各种概念、术语只停留在表面的归纳。比如，美军规定了“包围”，实际上美军并不真正明白“包围”的精髓是什么。美军的理论是基于依靠火力和进攻行动来掌握主动权。

二战后期美国战争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的观点就是最典型的，他认为：“火力的大小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杀死的敌人多于敌人杀死你的数量，那么你就赢了。如果你不能，你被打败了。”而帕特森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美军的普遍观点。[2]

美国作家罗素·F·韦格利写道：“在战略史上，美国战争观所采取的方向使大多数美国战略家在美国战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成为了消耗战的战略家。起初，当美国的军事资源仍然匮乏时，美国在培养消耗战略家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这个国家的财富及其在战争中采取的无限目标缩短了这一发展，直到消耗战略成为美国在战争中的典型方式。”[3]

美军俘虏和志愿军一起唱歌

二战时美国人的答案是空中力量、火力和后勤，这也是美国今天所依赖的答案。从作战风险的角度来说，美国的战争方式导致过度依赖火力来消除作战风险。当美军指挥官面临风险时，他们倾向于立即寻求增加火力——更多的近距离空中支援、更多的火炮或更多的增援是美军应对风险的传统方法。这种对火力的痴迷带来了高昂的代价，即通过火力进行歼灭的文化大大降低了美军指挥官思考其他方案的能力。在美国的战争方式中，机动只是为了获得位置优势，以发挥火力。美军少校乔恩·W·梅雷迪思认为：“这种心态的问题在于，它在美国军队中已经变得非常普遍。”[4]

这是因为西方的军事思维一贯如此，在这种消耗战的思维下，军事指挥官寻求通过有利于己的战斗交换率来削弱对方的实力。在战术层面，因为目标是杀伤敌人，成功是通过对方“死亡人数”来衡量的。然而因为对方一样拥有作战能力，最终双方通常都会伤亡惨重，而拥有更多资源的一方最后会获胜。实质就是比拼国力、比武器装备、比钢铁、比工业制造力、比动员能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凡尔登战役，德国号称要把“法国的血流干”，然而由于德军并不具备对法军的压倒性优势，法军通过大规模的运输给予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最终成为了同样把“德国的血流干”。

但是，这样的观点并没有错，因为战争本身就是力的对抗、体系的对抗、国力的对抗，在现代战争中用更多、更强的火力（或技术优势）压倒敌人是天经地义的作战方式。只不过对军事理论的认知必须全面，不能只偏重于某个方面。

西方的军事思维是典型的火力消耗战的思维，而中国的军事思维则非常注重机动作战（美军眼里）。这其实和对作战中的空间权和时间权的理解、掌握的深浅程度有关。作战中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权和空间权，掌握“两权”，自然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如何掌握“两权”，美国人的概念是堆砌自己的实力，在技术、在装备上压倒对方获取“两权”，在“两权”被自己掌握的情况下，摧毁对方的战争潜力、破坏对方的战争能力、杀伤对方的军队人员装备。思路完全没有错，这是战争的正道，也是军事科学。但军事学除了科学外，还有“艺术”，什么叫“军事艺术”或“作战艺术”？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效率，最大化的减少自己的成本，最大化的发挥自己的实力，最大化的打击对方。

所以中国的军事思维并不是美国人在朝鲜战场看到的机动作战，而是战略、作战的塑形能力。中国的军事理论极其重视作战塑形，力求在开战前就通过一系列的动作，取得有利的战场态势，方才进入作战，哪怕自己处于劣势一方，依然力求战场局部优势。

什么叫作战塑形？就是正确估计敌我实力，正确分析敌我优劣，充分利用间接路线，通过向敌方展示自己的军形来调动敌人，通过隐匿自己的军形来欺骗敌人，逼迫敌人露出自己的薄弱环节或找出敌人的薄弱环节，通过战场机动，形成有利于自己的战场态势，从而发起打击。

因为外在表现通常为战场机动，所以看起来机动作战就成了中国军事思维的代名词。实际上，是通过战场机动抢占要点以获取空间权，通过战场机动先敌进入有利位置以获取时间权，这只是作战塑形的一部分。这就是作战艺术。如何赢得战斗是作战科学，如何最有效率的赢得战斗是作战艺术。

美军上将克拉克签署停战协议

这就是美军不能快速击败朝鲜人民军的最根本原因。美军在各方面都拥有优势，但未能充分利用，作战效率太差。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美军没有利用自己强大的机动优势，以强大的装甲特遣队在航空兵掩护下对朝鲜人民军的后方进行大规模的、深远的突击和迂回。美军做了一些尝试，但都是浅尝辄止，原因都是因为感觉作战风险太大。优势一方不愿意冒风险是常见的，但如果不敢大胆穿插，仅凭步兵与朝鲜人民军在一个个山头反复争夺，反而只会大量增加伤亡，而且往往还会徒劳无功。

美军1949年版的《野战条令FM 100-5》规定：“(指挥官的)评估通常需要快速思考，只考虑基本因素。在战役中，很少能获得关于敌人的完整情报。在紧急情况下，因为信息不完整而推迟行动表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并可能导致机会的丧失。有时，这种情况可能需要承担适当的风险。” [5]这就是典型，美军规定了，但美军做不到。美军少校乔恩·梅雷迪思评论道：“美军虽然以创新、主动性和机动性为荣，但实际上几乎完全依靠数量、消耗和火力来应对风险。中国人的答案是欺骗、机动和准备。依赖于压倒性后勤和空中优势的大型机械化部队的经验教训在当今环境中仍然适用。”[6]

但美军中并不缺乏有识之士，美军《步兵杂志》1950年1月号发表了一篇有先见之明的文章，描述了芬兰陆军的“莫提战术”（“切割、切片和包围敌人”），[7]但没有引起美军高层的重视。

朝鲜战争中美军最天才的指挥官范弗里特在1953年5月接受美国《生活》月刊采访时指出：“只有今天的美国陆军才有高超的领导力和计划，能够进行长期的机动攻击，即运动战。我们拥有世界上唯一一支可以在前进过程中重新集结的军队，在这里大力打击，然后在其他地方发起进攻，不断移动，保持全力进攻，从不给敌人休息或防御的机会。”[8]范弗里特已经完全认识到美军在充分的后勤保障和强大的机动能力的支持下能够进行持续的进攻行动，能够在运动中不断发起攻击。但范弗里特还没有认识到，部队想要贯彻指挥官的意图在操作层面完成作战塑形，执行命令的坚决性才是最重要的基础。而这一点，解放军是世界各国军队都无法比拟的。

现在，美军终于在21世纪的《作战FM 3-0》中写道：“作战艺术平衡风险和机遇，创造和维持必要的条件，以抓住、保留和利用主动权，并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在执行过程中，机会稍纵即逝。创造机会的最可靠手段是接受风险，同时尽量减少对友军的危害。”[9]但朝鲜战争后，美军并没有和世界一流的军队交战过，理论是停留在纸面，或是已经深刻理解？还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