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就像皇帝嫖过的女人，不是谁都可以爱的

作平按 ：本文写于2008年左右，原题《覆巢之下的丑星》，刊于《首座》。后收入我的随笔集《皇帝不可爱，国家怎么办》（中华书局，2012版），该书去年由湖南人民社出了新版，名为《晚明的崩溃》，现各大平台有售。

前些年，有个女明星，长得一丝不苟，名气也很响。大约是想更有品位吧，就找上海滩的余老师写了篇文章。

余老师据说是当代最伟大的文人，他的吹捧文章果然非一般小报记者的花边新闻可比，他称女明星“一派清纯的轻松表演中有一种逼人的生命亮度”。由于话说得太满太诗意，当时就引来一帮子爱较真的读者的批评。

其实，这些批评者未免胶柱鼓瑟――像余老师这种捧角儿的做派，也并非自他开始，更非他的发明创造。早在明朝的时候，人家那些文人就已经干得很顺手了，而且捧得还要热烈，还要有趣。

话题得从康熙七年，也就是公元1668年说起。这一年，距明清易代已经过去二十四个年头了。

这一年，小品文作家张潮在南京的一个饭局上，认识了一个已经八十二岁高龄的老头。这个老头之所以引起著名作家张潮的特别兴趣，不仅在于他编选的《虞初新志》里就有一篇写这个老头的文章，更在于这个老头三四十年来一直是当时娱乐界（如果有的话）的不倒翁。

当时，也许有人不知道京城里坐龙椅的皇帝姓甚名谁，却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老者的名字——明清之际的大文人如黄宗羲、吴伟业、陈维崧等人，都曾为这个老头写过诗文。

与上海滩的余老师相比，这些人恐怕还要略胜一筹吧。至于比黄、吴、陈等人晚了两代的孔尚任，虽然没有机会亲眼见到这个糟老头，倒一点也不影响他的浓烈兴趣：他把老头写进了不朽的剧作《桃花扇》。

这个糟老头，就是曾经名动江南的说书人柳敬亭。

就娱乐来说，与今天相比，明代的确乏善可陈，既没有网络，也没有影视，虽然可以免去上网费和耳朵被乱七八糟的广告强行插入，但所有的夜晚都会变得更加漫长——当然可以吃花酒，但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天天消费得起的。

比较平民化和普及化的娱乐，似乎只有两种，一是看戏，一是听书。而柳敬亭，在黄宗羲看来，那是自宋代以来最优秀的说书艺人。

和余老师热爱的女明星不同，柳敬亭不但是男的，而且还是丑男。曾多次听过他说书、与他有过近距离接触的公子哥儿张岱说他长得脸色土黄，布满疙瘩，“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人送外号柳麻子。

即便说书不像表演那样，需要帅哥美女，但柳敬亭这尊容，也真有点对不起观众。所以，他是当时不折不扣的丑星。幸好，就像阿里巴巴的马云老师说的那样，男人的长相和智商成反比。长相只能得二十分的柳敬亭，他的智商至少在一百五十以上。

柳敬亭并不姓柳，年轻时曾是个酷爱打架斗殴的问题青年，后来获罪于官府，偶然间得以逃脱。迫于无以谋生，不得不走上了说书之路。

那年头演艺明星的社会地位相当低下，被称为戏子、伶人，子孙连参加科考的资格都没有。不比今天，两部戏演得好，一下子就成功人士兼人生赢家了。

关于柳敬亭的成才之路，黄宗羲的记述最详实。他说，最早建议柳敬亭说书的，是一个姓莫的士子。

莫士子告诉柳敬亭：说书虽然是雕虫小技，但也必须勾画人物性情，熟悉世相风俗，只有达到优孟那种境界，才可能出人头地。

柳敬亭然其说，退而揣摩练习。一个月后，柳敬亭前往见莫，莫听了他说书，评价说：“你说书已经能使听众感到快乐了。”

又一个月后，莫的评价是：“你已经能使听者慷慨流涕了。”又一个月后，柳敬亭刚见到莫，莫就感叹：“你还一言未发，但你的哀乐已经从神情之中表露出来了，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盖进乎技矣。”

从这些记述来看，柳敬亭从一个逃亡的犯罪嫌疑人蜕变为一个优秀的说书人，竟然只花了三个月时间。其天赋之高，确乎匪夷所思。

此后，柳敬亭辗转于江浙，在杭州、扬州和南京这些烟柳繁盛之地说书。他的天才表演给他赢得了大批铁杆粉丝，一时间名动天下。他在南京时，每天只说一场书，邀请者必须十天之前预约，预约时先付定金一两。

与现在的明星动不动就要在台上要求观众给点掌声或是套近乎不同，柳敬亭说书时，观众必须屏息静坐，侧耳倾听，一旦有人交头接耳或是伸腰露倦容，他立即停下不说。

至于其说书艺术，黄宗羲的说法是：“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

当然，如果柳敬亭仅仅是说书出色，那也不值得黄宗羲这种大宗师级别的文人为他作文鼓吹，毕竟，黄老师和余老师还是有区别的嘛。柳敬亭之所以成为柳敬亭，不仅在于他是杰出的说书艺术家，更在于他因为天才的说书艺术而成为明清更替之际诸多重大史事的见证者甚至参与者。

阮大铖避居南京时，柳敬亭曾是其座上客，阮亦有大才，惺惺相惜在所难免。但是，当柳敬亭从东林党人的《留都防乱揭帖》中得知阮曾依附阉党并与清流为敌后，旋与其断交。这一点，最为东林党人所赞赏。

宁南侯左良玉，既是崇祯时期长期与农民军作战的几个重要将领之一，也是南明时期拥兵自重的大军阀之一，同时，他还是柳敬亭的骨灰级粉丝之一。当安徽提督杜宏域为讨好左良玉而把柳敬亭郑重介绍给他时，左良玉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柳敬亭说书之余，左良玉甚至“使参机密”——就是介入军国大事。这事放在现在，肯定不可思议：一个战区司令，因为喜欢某明星，就把他留置营中，时时军民联欢之外，还让他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这算哪门子事呢？

左良玉是个大老粗，大老粗的特点有两，一是粗鄙，二是直爽。粗鄙与直爽决定了他们看人常常是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既然你柳老师说书都这般厉害，那军国大事也一定略知一二。

当时，左良玉屯兵江北，他统率的部队数量最多，战斗力也相对较强，南明政府——包括与他势不两立的马士英和阮大铖——都对他忌惮三分。

当柳敬亭代表左良玉前往南京办事时，包括首相在内的高级官员都对他优礼有加，客气地称呼这个游走江湖的说书人为“柳将军”。

柳敬亭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无所不安也”。当年曾与柳敬亭一起厮混的市井闲汉，纷纷道旁私语：“看，这就是当年和我们一起说书的，现在操得这样牛逼了。”

然而世事无常，很快，左良玉病死，其子左梦庚率部投降清军，柳敬亭失去了这座强大的靠山，于是又从柳将军变成了柳麻子，继续奔走江湖，依靠三寸不烂之舌讨生活。

不过，这段军旅生活并非黄粱一梦，它给柳敬亭积累了不可多得的素材：“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欲好尚，习见习闻。”

晚年柳敬亭的说书艺术更趋化境，然而，最令时人和后人感动的是，他每次忆起当年在左营中的岁月时，犹自泫然涕下。

侯方域曾写过雪苑（今河南归德）的一个叫吴清的老艺人，此人甲申之变前曾是归德一带的大明星，他给侯方域说起当年的荣华富贵时声称：“人擅《白雪》，每发一声，则缠头之赠，金钱委积。”

——只因唱一曲《白雪》，便可获得大把大把的金银。然经此巨变，不仅江山易主，吴清也从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明星，暴跌为一个“鬓白如丝，贫无依倚”，只得给一个姓陈的将军教其家中小戏班糊口的朽木之人。

不过，柳敬亭与吴清易代前后物质生活的剧烈落差不同。入清后，柳敬亭仍然是诸多王公贵族争相邀请的当红大明星，他的粉丝不但没有因易代而减少，反而因自己名气更大、技艺更精而有所增加。

也就是说，和吴清完全不一样，清代明，柳敬亭的艺术和收入都没有受损。

但是，这个满面麻子的说书人却再也快乐不起来了，他在郁郁寡欢之中送走了自己的后半生。因为对他来说，前半生的快乐恰好需要后半生的痛苦来对称。

他属于那个业已消逝了的时代，就像茨威格在自杀前宣称“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一样，入清后的柳敬亭也同样是一颗无根的浮萍，唯有在漂泊和回忆中，他才能触摸到欲说还休的从前。

这个故事说明：

第一，当明星还叫作戏子或伶人的时候，他们更多一份忧时伤遇的情怀；那时候，他们最看重的不是出镜率或出场费，而是一种叫江山和气节的易脆品。

第二，古人早说过，国家大事乃肉食者谋之，柳麻子放着明星不好好混，偏要跑去爱人家的国，乃是因为出身底层的柳麻子不知道，国家就像皇帝嫖过的女人，不是谁都可以爱的，爱错了，就要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