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六小龙”崛起，广东为何难有“六小龙”？

杭州“六小龙”崛起，广东为何难有“六小龙”？

——从东莞观音山25年发展看东莞营商环境的破局之路

2025年初，以人工智能企业DeepSeek、宇树科技等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引爆全国关注。据了解，这些企业之所以能成长为行业标杆，背后是杭州通过制度创新构建的独特的营商环境和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充分赋权，以及政府对新兴产业、民营企业的包容性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杭州政府主动扮演“服务者”角色，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机制主导资源配置。正是在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扶持机制并主动靠前服务的推动下，使得企业能够快速试错迭代，最终形成“六小龙”的集群效应。

反观东莞，尽管聚集华为等巨头企业，却未能孵化出本土创新企业。因为政府主导的产业规划与市场真实需求存在脱节，更关键的是，民营企业长期面临制度性歧视、选择性执法，典型例证便是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以下简称东莞观音山）长达25年的生存发展困境。

东莞观音山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占地9264.9亩（合617.66 公顷）。1999年11月30日，民营企业家黄淦波与樟木头镇石新社区（原石新村委会）签订了《东莞观音山森林公园联合开发合同书》。多年来，作为全国首家民营国家级森林公园及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东莞观音山凭借自身鲜明的文化特色和秀丽的人文景观，成功塑造了独特的文化旅游品牌。如今，东莞观音山不仅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还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成为国内民营资本参与森林公园建设的标杆。

然而，东莞观音山的发展之路并非一路坦途。

东莞观音山困局：25年拉锯战背后的制度性障碍

权力越界：从经营权争夺到规划修编受阻

1999年，民营企业家黄淦波与石新社区签订联合开发协议，将荒山打造成国家级森林公园。然而，在2005年公园升格为国家级公园后，樟木头镇政府竟试图强行收回经营权，甚至发文要求变更投资主体。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最终判决经营权归属企业，但东莞市政府至今未撤销相关违规文件，导致公园总体规划修编拖延7年，严重制约景区升级。这种行政权力对市场契约的肆意践踏，暴露了东莞地方政府将公权力转化为资源控制工具的本质，更凸显当地有关部门在法治实践、行政监管与经济发展协同层面存在严重问题。

制度性歧视：供电困局与生态破坏

作为国家4A级景区，东莞观音山80%服务区域25年无法接入市政电网，仅靠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营，消防设施形同虚设，而供电部门却在未获审批的情况下强行架设5组高压线穿越观音山核心景区，最低处距地面仅4米，既威胁游客安全，又破坏生态。更荒诞的是，政府变相克扣观音山景区生态补贴24年，却纵容毁林2000亩、违建建筑及别墅80余处，甚至允许中石油未经环评擅自开挖输气管道，导致10万平方米森林被毁。这些行为凸显监管体系的系统性失灵，也就是说这是典型的选择性执法、利益输送与生态保护责任的集体缺席。

市场机制扭曲：价格管制与产权混乱

东莞发改局18年来强行将东莞观音山景区门票锁定在45元，无视景区运营成本上涨，而同期同类景区票价普遍超百元；东莞林业主管部门更是违规向社区发放林权证，将民营企业斥资养护的生态林篡改为“商品林”，企图为商业开发铺路。这种通过行政手段扭曲市场定价、剥夺企业产权的行为，彻底消解了民营企业对法治环境的信任。

破局之路：从“东莞教训”到“湾区样本”

专家指出，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的历史机遇期，东莞这座“世界工厂”正面临着从传统制造业重镇向创新型城市转型的关键抉择。当城市化进程与生态保护矛盾在“观音山事件”中集中爆发，当民营经济活力遭遇制度性瓶颈，东莞亟需以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破解发展困局。

在 2025 年全国两会上，“民营经济” 成为高频热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 并且提及要加力推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强化源头治理和失信惩戒，落实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长效机制；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坚决防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为东莞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政策指引。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提到，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已进行再次审议，草案首次将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促进 “两个健康” 写入法律，把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举措上升为法律规范，对于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也为东莞处理相关经济发展矛盾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参考 。

首先，当地政府要重构政商关系，从“管理者”到“服务者”转变。东莞需借鉴杭州经验，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明确政府干预市场的负面清单。对于东莞观音山这类历史遗留问题，应由省级政府牵头成立专项工作组，限期解决供电、规划、赔偿等核心诉求，并对责任主体启动司法追责。

其次，要启动法治护航，建立产权保护与生态补偿机制。解决东莞观音山的经营发展难题，目前亟需修订《东莞市森林公园管理条例》，明确民营资本参与生态保护的合法权益，设立生态损害终身追责制。

再次，当地司法渠道应疏通完善。东莞观音山在权益受损后寻求当地有关司法部门帮助，却遭遇立案难、审理拖沓、判决执行受阻等，法治“最后一道防线”未能为东莞观音山撑起“保护伞”。

专家认为，东莞应充分利用大湾区区位优势，加大生态资源保护，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和修复，探索“数字 + 生态 + 文旅开发”模式，切实为东莞观音山等民营企业助力赋能，从而转化为创新资本。唯有如此，才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创新高地”，真正孕育出属于广东的“六小龙”。

总之，东莞观音山25年发展困局，就是一面照见东莞营商环境沉疴的镜子。当一座城市的民营企业需要耗费四分之一个世纪对抗制度性歧视时，其经济转型的滞后便不再令人意外。杭州的启示在于，唯有将法治精神植入城市基因，让权力回归服务本位，才能激活创新生态的繁荣和多样性。对于东莞而言，解决东莞观音山发展中遇到的难题不仅关乎一家民营企业的存亡，更是打破旧秩序、重建新规则的历史性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