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闹鬼”的“全国一流法院”

（一）

西安中级法院有“鬼”。曾经以为只是“诡气”，近来感受到的分明是“鬼气”。

这种印象，最初来自西安民营企业家胡绪峰的股权转让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一份再审判决，明确认定案涉胡绪峰公司75%股权，属于让与担保，不产生股权转让效力。

该再审判决书特别强调“纠正”：二审法院认定《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是转让股权性质不当，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这种不容有歧义或模糊之处的关键事实认定，在民商事登记司法裁判实践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最高法通过再审程序审理这起典型民事案件，意在深入探究查明当事人真意，综合判断采信各种证据，探寻真实法律关系，准确适用相关法律，进而最终恢复规则背后应有的实体公正和秩序价值。

就该案核心“争点”，最高审判机关作出的实质性判断，是双方当事人在充分攻防基础上、程序公正保障下得出的，应该没有比这更具证明力和权威性的了。

而西安中院刻意回避的是：“争点效”理论赋予已决事实绝对的遮断效果，这种绝对的争点效力，与既判力或预决力并无二致；在与前诉系争利益等同的后诉中，法院不能作出与前诉相矛盾的事实认定。

胡绪峰在涉及该股权的后诉中左冲右突，就是闯不过西安中院这道关——一审法院判赢，西安中院二审判输，其实体权利迄今处于悬空状态。西安中院成了胡绪峰闯不过的“鬼门关”。

最高法所认定的事实，就这样被架空。西安中院毋需强调，后诉审理中可以根据举证情况做出独立认定，因为另一方当事人并无证据推翻最高法认定的事实。

西安中院令人匪夷所思的判决结果，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通，要说其背后没有鬼魅作祟，不啻为对当事人和民众正常智商的碾压式戏弄。

最高法生效判决书所认定事实的既判力，由此蒙尘蒙羞。该判决书编号为：（2017）最高法再171号。

这背后还关乎一个大型烂尾楼盘能否重启开发，2042户购房人能否尽快结束已持续十余年的梦魇。

最高法苦心孤诣认定的事实，在西安中院“屁都不算”——这可归为一种情绪化表达，但大抵符合“事出反常必有妖”的认知规律。

十三年官司打下来，或许日益感到一种“鬼气森森”的寒意，今年3月3日，胡绪峰就西安中院滥用改判权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发出上图所示公开信，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二）

近期以来，本号就胡绪峰股权转让纠纷案刊发数篇文章，对西安中院提出了一些批评质疑。

有六七个来自西安及相关地方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或代理人，先后辗转联系上笔者并分别发来相关材料，陈述其在西安中院诉讼过程中的种种遭际，均指向该院枉法裁判。

他们直言，西安中院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或选择性适用对一方有利的证据，或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或对应当调查的事实不予调查，或对于显而易见的疑点选择性无视，甚至串通一方当事人伪造证据、虚假陈述，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与民众朴素正义观背道而驰的裁判。

而他们所列举的这些案件，事实原本并不很复杂甚至是非立辨，却成了久攻难下的堡垒、爬不出来的泥沼，进而成为压垮当事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介绍，近几年来针对西安中院枉法裁判问题的实名举报，一直持续不断。

比如西安一力加工城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股东会决议竟然同意一位曾经生活在新疆石河子、已经死亡12年的案外自然人，成为公司新股东并担任监事，并伪造此人及另一位已死亡一年多且未办理股权继承的原股东签名，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或无效为由，这场官司打了八年，西安中院历经四次二审，均未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实体审理，甚至在涉嫌造假一方缺席，未进行答辩、举证和质证的情况下，依然作出支持该方当事人的裁定或判决。

由此看来，西安中院“有鬼”并非偶然，而是有些“鬼影幢幢”了。

前不久，西安中院另外一起充满“鬼气”的民事判决，遭一方当事人实名举报。

其基本案情是：江苏南通海洲公司与西安世融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世融公司将“世融嘉轩”项目工程发包给海洲公司施工。工程完工后，因世融公司尚欠海洲公司工程款2.1亿元被诉至西安中院。

西安中院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工程造价司法鉴定，鉴定机构出具确定性意见：项目工程量为9400余万元。西安中院民四庭法官签署一份《情况说明》，大笔一挥直接砍掉工程价款4259万元。西安中院判令世融公司向海州公司支付工程款900余万元。海洲公司不服上诉至陕西高院，陕西高院判令世融公司向海洲公司支付工程款2400余万元。

2020年2月，世融公司向海洲公司发出《解除通知书》，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项目工程施工合同。世融公司以海洲公司逾期完工违约并主张海洲公司撤场、承担违约金3010万元的诉请，诉至西安市未央区法院。未央法院支持世融公司全部诉请，海洲公司不服上诉至西安中院被维持原判。

西安中院法官对海洲公司提供的30多份新证据视如无物。例如一期工程合同确定施工面积20万平方米，为了满足世融公司要求，实际施工面积增加至34万平方米，工程量增加1.7倍。甚至在合同约定竣工验收前一天，世融公司还向海洲公司下发重大变更通知，要求增加四层商铺约3000平方米的施工面积。

西安中院判决海洲公司承担高达3010万元的违约赔偿款。如此一来，拖欠巨额工程款的发包方摇身一变反成债主；垫资干活且无甚过错的施工方则“债”从天降。

打官司前，发包方世融公司欠施工方海洲公司工程款9400万，打官司后施工方要倒找发包方五六百万。

如此这般，西安这地界上还有天理么？这种判决结果，怎能让民众对“最后一道防线”保持信任？

据称该案判决结果，在西安建筑工程界传为奇谈。当地法律人士表示这种裁判透出的“邪乎劲”，西安中院以外的几乎任何一家法院都使不出来。

受胡旭峰案触发，另有几位西安和陕西省内其他地方的律师读者，近期与笔者取得联系，历数在西安中院的种种不堪、无奈和愤懑。

“事出反常必有妖”的后一句，是“邪乎到家必有鬼”。西安中院不仅有“鬼”，看来还经常“闹鬼”。

（三）

近期舆论场上，针对西安中院的批评质疑声音不断。

或许为了“对冲”负面舆情，3月17日，西安中院通过当地官媒发布新闻，称“西安法院迈入全国一流行列”。

“稳步迈入”，口气很笃定，姿态很张扬。对于“全国一流法院”这顶桂冠，西安中院当仁不让，颇有舍我其谁的意味。

暂且不论西安中院罗列的工作总结数据——全国任何一家法院都能摆出一大堆。笔者生疑的是：究竟通过哪些定性定量指标，才能衡量一家法院属于“全国一流”？

搜遍全网，也没查到最高法发布过“全国一流法院”之类的指标评价体系，亦未开展过“全国一流法院”评选活动。

倒是有过“全国模范法院”评选，由人社部与最高院联合组织进行，每五年评选表彰一次，与“全国一流法院”无干，“全国模范法院”更与西安中院无缘。

“全国一流法院”是一种概念性、模糊性评价。创建“全国一流法院”，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目标导向，西安中院若是真创“一流”，让百姓赞许声多多的，让批评质疑声少少的，力求使每一件诉讼都案结事了、胜败皆服，如此善莫大焉。

问题在于，“西安法院迈入全国一流行列”，不可能是最高法院抑或哪怕是全国性法官自律性组织，所给予的书面或口头的认定与颁授。“全国一流”显然属于自封，其“合法性”来源于何处，民意基础何在？

如果这种自封可以被允许，全国任何地方的司法机关、行政部门、事业单位甚至民办机构，都可给自己戴一顶“全国一流”的帽子，那么这种“一流”的价值导向如何体现，其还值一分钱么？

一家法院，明明被众多诉讼当事人腹诽，甚至因为经常“闹鬼”搞得民怨四起，面对舆论批评质疑，不是检视和自省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反而从兜里掏出一顶“全国一流”的帽子给自己戴上——所谓沐猴而冠，莫过于此。

西安中院这种高调作派，倘若不是在有意挑战公共舆论，便是觉得“全国一流”标签，睹之耀眼，敲之有声，自己给贴上就能堵住悠悠众口了。

眼睛只盯着案头那几组数字，只盯着手下几个人，就吹自己是什么什么，这除了缺少起码的自谦之外，显得多了一股子“愣娃”气。

即生冷硬倔，太直太冲，张口就能将人撂一个跟头，乃是“一根筋”式地将自己推向极端的包装粉饰策略。

这种“热火”基于自以为是的所谓“硬气”，其实也只不过是一种“愣娃”式硬气，一个“不问实力、不顾口碑、但讲硬气”的造型亮相。

陕西被命名为“全国模范法院”的，仅有镇坪县法院这一家。要说“全国一流”，镇坪县法院当是实至名归的，只不过叫法不一样。西安中院不妨去镇坪县听听当地百姓评价。别的且不论，种种“鬼气”之于镇坪县法院，定当是绕着道走的。

动辄自封“一流”，是一种轻佻和粗鄙的作风。弄不好容易流于大而无当、峻急独断直至装腔作势、鬼话连篇。而一旦习惯成自然，他们自己也不会有丝毫违和感。

（四）

笔者并非认为西安中院法官，个个都有“鬼魅”之嫌，但从部分公众对该院民事审判活动的评价反馈看，该院内部确乎有“鬼”的。

明明是鬼，偏要装人，引申出的下一句便是，“既然做鬼，何必装人”‌——身着制服、手握法槌，言必称“人民”的人。

丰子恺的《画鬼》，在颇具鬼趣的两则鬼故事之后，在结尾处点明主题——

“我在小时候，觉得青面獠牙的凶鬼脸最为可怕。长大后，所感就不同，觉得白而大而平的笑鬼脸比青面獠牙的凶鬼更为可怕。因为凶鬼脸是率直的，犹可当也；笑鬼脸是阴险的，令人莫可猜测，天下之可怕无过于此。”

这世上或许真有两种悲剧并存。一边是正派良善之人蒙冤，一边是奸佞诈伪之徒横行。而在西安，似乎这两者都不缺，很多时候源于审判权力的异化。

陕西各地都有祭祀钟馗的习俗，相传钟馗故里就在西安市户县。

对于西安中院，眼下最需要的决计不是自封或他封“一流”，而是需要“驱鬼”“打鬼”的钟馗。

千年之后钟馗醒来，见鬼蜮之辈复行盈满天下。昔日诸鬼换上了现代时尚服饰，且道法高强。钟馗捉过的鬼，过去是丞相、京兆尹、将军，如今则是称这长、那长的。

有了大大小小官职，自然手中有权，于是鬼官一家，鬼就是官，官就是鬼，讲着现代人的法治语言，操弄权术，恣意枉法。

鬼鬼祟祟也就罢了，有的还“楞”气十足，颈脖子歪着一伸：额就这么滴了，给你砍，给你砍——他们知道你不是钟馗。

钟馗被尊为捉鬼大王、捉鬼天师，一切“鬼怪”“鬼厉”“鬼祟”都在其捉杀统辖范围之内。于今之计，首先立即该捉的，难道不该是胡乱裁判，把最高审判机关认定的事实，都可以踩在脚下的“阳间活鬼”？

左手捉鬼厉、右手剜鬼眼的钟馗，常常是盼而难得的，在西安打官司的寻常百姓，就不能不掌握一些驱邪术了。

马林诺斯基说，巫术能给人一种坚定的信念，让人有精神的慰藉，使人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保持心理平衡与完整。

关中地区民众流传着鬼怪惧怕桃木的说法。《白鹿原》中瘟疫猖獗之时，家家都在门前悬挂桃树枝。就连白嘉轩的第七个女人仙草嫁进门时，腰间也系着一串用桃木削成的小棒槌。

豌豆也能驱鬼辟邪。白嘉轩数娶数丧，其第六个媳妇胡氏，梦见白过世的五个妻子。为了给胡氏压惊消灾，白嘉轩“挖来半升豌豆，捧起来打，从顶棚打到墙角，从炕上打到地下”。

求钟馗总是不得，今后去西安中院打官司，最好腰间系上桃木小棒槌，兜里装几升豌豆。

这也算一种自发的抗拒命运的意志。谁让你不得不打交道的，是一家经常“闹鬼”，且自吹自擂水平属“全国一流”的法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