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110周年 · 我与《船山学刊》 | 郭齐勇：深耕经典 推故致新

深耕经典 推故致新 —— 我与《船山学刊》

郭齐勇

郭齐勇，1947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荣誉主任，国学院名誉院长。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7年被评为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2019年被评为儒学大家。曾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现兼任第七届国际儒联顾问、湖北省文史馆馆员、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湖北经心书院山长、山东嘉祥曾子研究院名誉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专长为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中国人的智慧》《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学研究》等。

我既是《船山学刊》的读者，也是它的作者。我把《船山学刊》看作我的良师益友，从中获益匪浅。从《船山学刊》发表的文章来看，它的文章风格是有特色的、开放的。首先，它具有全面性。这一点体现在《船山学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步走向复苏、复兴的一个缩影。其次，它有自身的特色和侧重。它对于儒家文化，尤其是对王船山学术的追踪、推进有重要的意义，是几个历史阶段的重要见证。它是一个有地域特色、有学术追求的期刊。

我们武汉大学的学者对这个期刊很有感情，因为萧萐父老师等前辈学者一直以来与湖南的学者有很深刻的交往。两湖地区（湖南、湖北）是新中国成立后王船山研究的重镇。我印象中，1962年和1982年在湖南召开过全国性的王船山学术研讨会。1962年11月，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得到了武汉大学李达老校长的支持，他是湖南人，在湖北做知名大学的校长，他特别重视两湖学术的交流与沟通。那次大会是全国学术界的一次盛会，会议由李达、谢华倡导并主持，由湖南、湖北两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筹办。萧萐父老师作为年轻学者参与了筹办工作，他提交的两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即《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和《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使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并开始以王夫之研究专家名扬于世。这两篇论文在日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两卷本《王船山学术讨论集》（1965年版）中，排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萧萐父老师充分肯定王夫之哲学体系的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性质及启蒙因素，又深刻指出王夫之哲学的理论局限和思维教训。这一成果代表了当时国内船山学研究的水平。

我从本科起，就跟随萧老师学习，通过老先生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也由此对船山学展开了学习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萧老师倡导并参与组织了1982年深秋在湖南衡阳举行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他提供了关于船山哲学的系列论文《王夫之的认识辩证法》《王夫之的自然史观》《王夫之的人类史观》《王夫之年表》等，这些论文全面考察了王船山辩证思想的理论体系，系统梳理了王船山哲学的诸范畴及范畴间的关系，对船山辩证法作了多层次、多侧面的剖视，凸显了船山辩证思维的动态逻辑。那个时期，以湖北与湖南为中心，全国性的王船山研究潮流涌动开来。我们当时在读研究生，萧老师就鼓励我们去写王船山的文章。萧老师很认真地指导我们，而且他特别提携后学，我当时写的《王夫之朴素形态的实践观试探》一文由萧先生推荐到《中国哲学》辑刊上发表了。因此，我们研究船山学是有传统的。后来，《船山学刊》复刊了，萧先生与唐明邦先生等老一辈学人一直支持刊物的发展。

我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船山学刊》上发表文章。我当时围绕着“王船山思想是否有内在的紧张的问题？王船山的启蒙思想是一种什么层面上的启蒙？王船山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等诸多问题撰写了几篇文章，如《船山思想的内在紧张与船山模型的当代意义》发表在《船山学刊》1993年第1期，《新故相资而新其故》发表在《船山学刊》2005年第4期，《王船山论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发表在《船山学刊》2013年第1期。之后，我也在思考“我们两湖学者应当以怎样的心态对待《船山学刊》”这个重要的话题，后来写成《两湖学人的精神家园——贺〈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一文发表在《船山学刊》2014年第2期。次年的8月20日，我应湖南省社科联的邀请，在长沙出席了“纪念《船山学刊》一百周年暨船山学研讨会”，在大会上致词的题目也是《两湖学者的精神家园》。

此后，我在《船山学刊》2017年第5期上发表的《儒家人文主义与道家自然主义》一文被《新华文摘》（数字版）2018年第7期转载了，这说明儒道关系这个话题依然是重要的，文章发表在《船山学刊》上，也是我本人对刊物的一点贡献。我还曾写作《尊生明有 主动率性——王夫之哲学的特质》一文发表在《船山学刊》2020年第1期。此外，我与几位学者关于诸子学的一些探讨被整理为《“诸子学与中国哲学”对话录》，发表在《船山学刊》2020年第5期。去年，我和杨柳岸副教授合作的《王船山的历史影响》一文发表在《船山学刊》2024年第2期上，这篇文章也被《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11期转载了（更名为《船山学与中国哲学》），这说明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这些文章的发表都是我与《船山学刊》三十多年学术互动的重要见证。

我们通常认为，文章的转载、转引一方面说明了学界对作者学术水准的认可，另一方面对刊物学术形象的塑造也有积极意义。于此，就我与《船山学刊》之间来说，我们在《船山学刊》上发表文章，我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者，是跟刊物感情深厚的、不自外于刊物存在的学术共同体。《船山学刊》不是冷冰冰的纸张文墨，而是活生生的文化生命。我们亲眼见证了《船山学刊》复刊后的逐步壮大、声誉日隆。刊物学术水平的提升是我们学者（作者）的一项使命和志业，我们应当认真对待。我们作者与刊物的学术互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双方都会有所提升。我们两湖学人积极推动与《船山学刊》的进一步互动也应当成为一种学术共识。

多年以来，我在解读船山、诠释船山方面，虽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但也有点心得体会，概括地说就是“深耕经典，探索致思模型，推故致新，创化日新”。船山精通四部，他的每一著作，甚至每一命题、思想，都有深厚的背景，是某种经典的再诠释、再创造。因此，我们应追溯其源头活水，把握精义，深度挖掘，贯通古今。船山善于总结、提炼其致思模型，萧先生等诠释者也牢牢地把握了这一点，如对船山一两观之“两端归于一致”的总结等。在此基础上，创造转化，日新其德，这就是创造的诠释学。百年来船山学的多样发展，证明了其学说的博大精深。借此机会，我还要表达我对老一辈湖南学者王兴国先生等的诚挚的感谢，深谢他们对在下的提携、关爱、指导与帮助！

此刻，我正在浏览《船山学刊》编辑部不久前寄来的2024年第5期上的文章，十分喜悦，文章质量都很高。加强对《船山学刊》的关注，尤其是以船山学、中国哲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推广依然是一种进行时，这是一个含弘光大的过程。我们学者不是一个自外于刊物的客体，而是积极参与的主体。只要有余力，我会一直支持《船山学刊》，也期待更多的青年才俊在上面崭露头角，希望刊物办得越来越好。